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期间，有一些舰长拒绝了，他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以下文字资料是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的。让我们快速看看！

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第二海防舰队司令林遵率领9艘军舰、21艘小船，官兵1271人，决定“不离开”南京八斗山江面，投奔新政权。后来，毛泽东和朱德称赞这次起义是“南京河上的壮举”。偏偏这一天，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台州白马寺成立，这是人民海军生日的由来。但是江山易手，难免几个人开心，几个人难过。有些人怀恋旧阵营，不忍背离“正统”。他们在“去”和“不去”之间选择了前者。本文旨在通过对当事人的记忆，梳理不同候选人在重要历史时刻的不同心理过程。

走向新生活，“把战舰交给人民。”

从1947年底到1948年初，林遵召集了一些海军老同事和同学在上海举行小型聚会，交换意见。“所有人都认为国民党注定要失败，为了国家和个人的出路，只有投资共产党才是光明之路”，萌生了派人来香港与共产党接触的想法。

由于历史原因，国民党海军内部派系矛盾十分尖锐，“福建部”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陈绍宽，福建人，曾任海军部长、海军总司令，是从招生到选拔任用人才的重要福建人。抗战胜利后，陈绍宽不愿卷入内战，表现出消极行为。蒋介石辞退了他。他先是派参谋长陈诚掌管海军，后来他被提升为自己的陆军将军桂永清，担任海军总司令。

战后，林遵一度对蒋介石的国家建设抱有幻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腐败无能，逐渐感到绝望。林遵承认自己属于“福建系”，与桂永清有很深的个人矛盾。他认为桂来领导海军，海军肯定做不好。"这也是促使我下定决心反抗的一个因素."。

国民党海军内部的冲突给中共平叛工作带来了机遇。1948年秋，中共上海情报局试图通过潜伏在海军的地下工作者郭守生，唆使第二舰队弃暗投明。林遵立即同意，“我们应该见机行事”。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和中共上海局反政策委员会也与林遵本人或其亲信有过接触。

最初，第二舰队担任从长江口以南到广东的海岸巡逻任务。1948年2月和3月，海军司令部下令迁至长江，负责江阴至江西湖口的河道防御。4月20日至21日晚，解放军渡江时，江阴要塞守军宣布起义，驻扎在南京地区的第二舰队舰艇集中在下游的八斗山江面抛锚。22日午夜，林遵乘坐永嘉号从安庆开往南京。桂永清最后解释道:“如果你能把第二舰队带回上海，我马上推荐你当副总司令，请颁发蓝天勋章。”

海军总部被匆忙疏散，林遵分析了情况。“有些待命的军长是可以掌握的，所以我决定采用军长会议来决定起义。”。23日上午七八点，船长会在永嘉船上举行。林遵着重指出:“国民党失去了势头，桂永清坐飞机逃跑了。如果他顺流而下，不仅会有许多狭窄的水道，而且会有重炮和要塞炮供岸上的共产党人使用。要考虑全局，考虑国家和民族，考虑自己和下属的未来。我们不应该只考虑当前的一些个人问题。”

惠安舰舰长吴健安首先发言:“我们应该退出党政之争，把军舰交给人民，接受CCP提出的和平条款。”河犀船船长张嘉宝态度明确:“我们也努力为党和国家服务。然而政府腐败无能，失民心。它辜负了我们，留在了一起，又一起离开了。但时至今日，继续充当内战工具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

背离“党国”，“良心不能去。”

毫无疑问，第二舰队的不少官兵对国民党还是有留恋的。林遵晚年回忆往事，没有说出自己的姓氏。“他们有些人担心，如果不离开，就会被共产党压迫，转枪口对着国民党。这个做不到；一些家庭成员住在上海。如果他们不离开，他们的家人可能会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其他亲戚在解放区被批评，甚至说了一些诋毁共产党的话。

“去”和“不去”派系针锋相对，有些军长拿不到主意，不敢轻易发表意见。永定船船长刘德凯摇摇头，叹了口气。他越说越难过:“局势失控，但我们受党和国家培养多年。今天我们在危机时刻突然背离，良心很难接受。我的船从安庆出航，砸了几炮。一枪打在桥上。几名官兵受伤，没有药品。哭着喊着真让人心寒。”良光船船长郭炳衡也有同感:“国民党太对不起人民了，把我们留在安庆。他们不顾我们的生死，带着老婆走了，飞走了。不管别人走不走，反正我不会为国民党卖命！”

太原船船长陈武都似乎很平静:“从中国海军的历史来看，我们的祖先一代一代留下了一些破旧的船只，把前清留给了北洋军阀，把北洋军阀留给了国民政府，这样一艘破烂的军舰才得以保存下来。我们将在今天把这份财产交给新政权，绝不会被历史所唾弃。”永修舰舰长桂宗彦一开始什么也没说，后来突然冒出一句奇怪的话:“我说过，我们不应该跟着国民党或共产党，把军舰开到海上打游击战，也不应该把它当作‘白色中国’开到其他国家的港口”。林遵以一票之差予以否认:“你必须富有才能成为‘百花’！出海打游击战的补给从哪里来？抢劫商船是海盗行为，国际上不允许。"

林遵决定通过无记名投票来决定是否留下。据舰队总参谋部戴希宇介绍，共有16名舰长参加投票，8票赞成留下，2票反对，6票弃权。林遵的记忆略有不同，10票赞成“不离开”，2票反对，4票弃权。无论如何，第二舰队在“去”和“不去”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只能说选起义的队长略占优势。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林遵宣布“不去”，并任命张嘉宝、陈武都起草书信，联系人民解放军起义。会后，船长们陆续回到各自的船上，林遵也从永嘉船上搬回惠安旗舰。

这时，永嘉船船长陈庆余陷入沉思。“如果你留在这里，你不仅会有一个军事节日，还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羞辱；以近几天长江沿岸夜战的经验，午夜之后，雾气氤氲，敌人枪炮不易瞄准，就能冲出江阴。陈庆坤后来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只讲了自己突破的决心，没有讲投票。王1948年底毕业于青岛海军军官学校，时任永嘉轮船公司交通官。晚年的王接受了中央研究院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的采访，揭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本来陈庆坤心里是倾向于“走”的，但又觉得自己软弱，“同舟共济无法突围”。考虑之后，他投了弃权票。林遵搬船后，陈清玄召集船上的军官讨论投票情况。王自告奋勇:“我们刚毕业，船上都有学生，愿意联系他们一起冲。”时间紧了，陈庆坤赶紧拿起笔，写了个条子:“宗:我没事，请王商量一下细节。”于是，永嘉船总工程师邹宏达亲自驾小艇，把王载到永修船上。

海浪汹涌，“对中国海军来说”

“我必须冲。既然敢从安庆冲下来，就敢冲下来。”桂宗炎语气坚定地接过纸条。王随后同意了曾的意见，他是海军军官学校的同学，也是永修舰的通信官。离开永修船，也就是去永定船后，答应参加突围行动，让王去吉安船。“宋吉宏船长是我的好朋友。如果他不敢赶，就让他去永定船，说我可以带他回上海。”别看刘德凯在会上哭，但投票后，他下定了决心。他还和张嘉宝握手说:“再见！”

告别永定船，再告别武陵船。绳梯还没放下。船上的副船长万石岛跑到船边。没等王开口，就说:“我们必须走，我们必须走，别上来，快点。去别的船上看看！”船驶到吉安船，途中要经过惠安船附近。“有人向我们喊过去。原来是我同学侯，我们不敢靠近，就装作没看见没听见，直接驶到吉安船上。".王心虚，永远忘不了几十年后侯那张恐惧无助的脸。

据安回忆文章称，惠安“去”与“不去”的斗争依然激烈，尽管旗舰是由掌管。“为了中国海军，为了国家，为了你们的安全，不要随便解开缆绳，兄弟们，我可以自己做决定。”吴健·安说他可以说好也可以说坏，最终解决了一场几乎要爆发的冲突。除了吉安船外，王提起他所提的事，沉默地坐着。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如果我弃船跟你来上海，桂司令就算不枪毙我也不会重用我。我决定不离开。”。

傍晚，永嘉船按承诺升起锚旗，开动机器，拔锚起航。陈武都记得很清楚:“十几艘战舰的烟囱里都是黑烟，有的主机在隆隆响着，有的在冲锚。我看到永嘉船的锚还没有出水，船上出现了巨大的水花。它迅速绕过船身，在桅杆上升起一系列‘跟我来’的旗帜。”

战舰走了一大半后，林遵站在惠安的甲板上跺着脚。戴希玉突然想起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这是我的错。我离开永嘉船的时候，没有让他们降司令旗。当我回到惠安舰时，我忘了升起指挥官的旗帜。想必是船长们误会了，以为司令还在永嘉船上，跟着瞎跑。"

吴健主张炮击，但林遵不同意。由于官兵的思想准备过于仓促，军队的士气仍然很不稳定。如果他们互相炮击，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混乱。经过张嘉宝、陈武都等人的提醒和建议，林遵亲自用报纸的话不停地打来电话，永穗、楚彤、安东、梅生先后转身返回。

相反，包括永嘉在内的7艘舰艇竭尽全力突破长江下游，解放军炮兵猛烈轰击拦截。最大的兴安舰迅速沉没，30多年的永济舰受伤搁浅。24日，黎明明、永嘉、永修、永定、武陵、梅亨等船陆续抵达吴淞口。这时，王才发现“永嘉船只不过被打得很惨，其他人倒得东倒西歪，许多人都睡着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遵担任军事学院海军教授协会理事、海军学院副院长、东海舰队副司令员。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勋章。第二舰队的起义不仅削弱了国民党海军的有效力量，而且为新中国人民海军的启动提供了一定的人员、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同样的历史事件，在台湾海军的表达语境中却截然相反。“林遵叛逃入党，我们长江战斗舰奉命突围”，永嘉等舰“不仅挽救了海军保卫海峡的未来战斗力，也为海军的兴盛奠定了基础”。1949年7月，陈庆坤被授予蓝天白云勋章。为了纪念长江突围战役，长子出生，取名永嘉。

参考

1.《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起义和投降:海军》，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

2.《江苏文史选》，第八辑，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员会，1982年。

3.“老战役的故事”，台湾“海军总司令部”，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