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坛轶事：章太炎曾讽刺孙中山是“魏忠贤” 民国文坛轶事：章太炎曾讽刺孙中山是“魏忠贤”

民国文坛轶事:章太炎曾讽刺孙中山为“魏忠贤”。以下文字资料是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的。让我们快速看看！

民国的很多人和事在今天都是不可思议的。我有时候看当时的报刊杂志，看到学者的各种文字，内心向往，感觉现在的人已经不在骚动了。中国的历史，六朝，唐宋文人多少有些得意，为时间留下了许多鲜艳的色彩，后来的文人几乎看不到那种气象。只是民国初年前后，风气大变，疯人辈出，遗风延续多年。我记得鲁迅在一篇文章中写过当时的时尚界:

然而，这是当时的普遍趋势。只有热情大方，才能称得上好文章。还记得当时流行的一句警句“被人喊，一个人拿着书走，无泪飘，大风熄烛”。

鲁迅那一代人也曾崇尚血气，当时连女人都有“武功”。秋瑾的故事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周作人在回忆录中谈到绍兴人的孤傲，鲁迅的“结局剑圣”笔名可想而知。你能想到他骑着马在南京跑来跑去吗？如果能看到当时的神灵，历史学家不知道他们会生出什么样的情感。

鲁迅喜欢用“疯子”这个形象来比喻他的一生。但是，要说人的放荡不羁和孤独的生活，鲁迅和周作人应该退一步，把这个名声给陈独秀。陈独秀的疯癫表现在很多方面，不像同时代的朋友，他们的文章谨慎散漫。陈的生活并不守旧，他以攻击人为荣。五四运动前后，精神失常的人很多，但像陈这样有魅力的人却很少。当我们谈到那段历史时，我们应该对陈的奇怪行为感到惊讶。中国文人的狂放风格可以说在他身上达到了极致。

这几年我收集了陈独秀的照片和信件，翻阅了相关史料，被他的风采所吸引。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一生都在创造奇迹。言行，非儒，有点越轨。他经常能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有一个关于他性格的故事。1902年秋，陈独秀第二次赴日时，与黄兴、陈天华、邹容等留日学生有过多次接触。鲁迅当时也来到东京，正在学习日语。但鲁迅与人接触不多，像个安静的看客，不做什么过激的事。陈独秀和邹容各显个性，很快就表演了一个恶作剧。大概是在1903年春天，因为部队学生监督余姚的恶灵和扰民，陈独秀和朋友们一起等待报复。一天晚上，陈和邹容袭击了的住处。他们拥抱了余姚，陈独秀拿出剪刀剪掉了他的辫子。这一举动在海外学生中传播开来，并受到热烈欢迎。但是陈独秀因为触怒了官方，不得不回国。这个故事成了留学生们长期流传的笑话，鲁迅一定很激动。当时的留学生大部分都是扎辫子的。凡是剪了辫子的，或者有偷别人的嫌疑的女人，都是奸夫；或者被视为“联外”、“汉奸”。余姚的戏弄实际上是对那个人的惩罚。鲁迅应该清楚“余姚事件”的过程。他的同学徐守尚去留学生俱乐部看热闹。推断鲁迅和陈独秀在东京相遇的概率很大，但没有材料证明，不容易妄下结论。其实就算见面也很难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因为他们当时都不出名。

鲁迅的人脉，有几个和陈独秀有关，不一般。比如苏、、章太炎。还有一个，后来被鲁迅讨厌的张，和陈独秀是老朋友，曾经很亲密。而这些人物和鲁迅多是文字和学术上的接触，但又和陈不同，有的走得太近，甚至一起吃饭，一起生活。陈独秀与苏、、张、等人的交往都是在前期，也有一些没有才气的旧式士大夫。他们之间的咏诗也带来了明清文人的遗风。比如苏，他和鲁迅、陈独秀的交往，也能看出当时疯狂之人的时尚。这个传说中的人物，经常被后人回忆，很有意思。他这么温柔堕落真的很少见。

苏1884年出生于日本。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大约在1907年，鲁迅遇见了他。曾田《鲁迅印象》云:

他说他的一个朋友是个奇怪的人，有钱就把酒喝光，没钱就老老实实住在庙里。这期间他有钱了就跑出去花了。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不如说他是颓废主义者。他说，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还不清楚，据说他是混血...我问，他会说日语吗？答案很好，就像日本人说的。事实上，他是我们想在东京创办的《新生活》杂志的同事之一。问是谁。是苏曼殊。

他们想做的鲁迅《新生活》，是万众期待的，也是雄心勃勃的。但由于资金原因，最终流产。没有文字记载苏为什么会被吸引，是谁介绍他的。只是鲁迅在一篇叫《杂记》的文章里讲过他们的相似点:都喜欢浪漫派诗人。文章开头写道:

有人说G .拜伦的大部分诗歌都受到年轻人的喜爱。我觉得这个挺对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还记得怎么读他的诗，觉得神清气爽…

苏先生还翻译了几首诗。当时他没有写《送风筝的人》这首诗，所以他和拜伦也有关系。但是翻译的很古老，可能是章太炎先生打磨的...

苏的语文本来就不好，但是陈独秀、章太炎、张指点之后，进步很快。鲁迅当时想和他联合，大概也看到了其中的奇气。他后来的小说和诗歌都有点伤感和诱惑。鲁迅之前，写小说很有张力的作者，应该说是属于舒曼的。作者的很多作品风靡一时，陈独秀也为其作序，可见其当时的影响力。有趣的是，1903年鲁迅埋头翻译雨果的散文《尘埃落定》时，苏也翻译了雨果的《悲惨世界》。译文经陈独秀修改润色，刊登在《民族日报》上。周作人回忆说，鲁迅对这个译本印象很深，自然喜欢苏。苏1903年以后翻译的大部分作品都受到鲁迅的喜爱。1907年，当他出现在鲁迅身边时，不可避免地会立即被吸收到同一个阵营，称他为同路人也不无道理。他与鲁迅的交往是短暂的，远不及与陈独秀的友谊。苏与陈相识于1902年，卒于五四运动前一年。他和陈独秀的关系时断时续。《新青年》出版后，还可以在里面看他的小说，应该是陈独秀邀请的。陈独秀欣赏苏的浪漫人生和豪爽个性，有时谈他的学问，有时赞美他。这在陈独秀身上是少见的。1907年，陈读了苏译的梵文经文后，写了一首诗:

从此千年绝学甘愿耗尽功利与爱情。

罗典的文章重新化身，悉达多天宇却卖完了。

所有的声音都是束缚的，很难变白，而人性是泥泞的，无声的。

我希望我没有和我春天的梦想一起去。我们在雪山深处见。

的颓废、浪漫、勤学、诗人气质赢得了陈的青睐。后来两人渐渐疏远，有些原因就不一样了。然而，陈从来不会忘记自己的真实感受。晚年，他想起了舒曼的一生，他时常感到情绪激动。台静农回忆说，陈对他死去的朋友的思念是忧郁的。这也显示了他对死去的朋友的热爱。

想起那个时代，文人多愁善感，报复心强，浪漫的事情也多。苏的小说《断红菱艳姬》、《绛纱姬》、《燃剑姬》、《断钗姬》等，都有着非凡的魅力。除了感伤之外，苏小说中的个人主义因素也历历在目。比如写暗杀，画贫弱之人，都是陈独秀关心的内容。他似乎在朋友的笔墨之间感受到了类似的体验。文学作品往往有某种文人的寄托。舒曼多愁善感，热衷于情感，所以小说很受欢迎。我们看那个时代的风气和社会心理，有时候也要停留在文人墨客的笔墨里。诗人和疯子提供了太多的想象和暗示。

章太炎是对鲁迅影响很大的资深学者。1907年，也就是鲁迅与苏相遇的那一年，陈独秀也与章太炎有了交往，并与张一起加入了亚洲亲和会。鲁迅和章太炎是师徒关系，与张学的是文献学。陈是章太炎的客人，没有私交。章太炎在世时，鲁迅对他很客气，不谈文章。另一方面，陈独秀是个快嘴，爱他恨他，爱他见识深，是个性格坚强的斗士，恨他混在名人堆里。抛开鲁迅和陈独秀对张家族的看法不谈，以狂人著称的前任章太炎对五四一代也有一定的影响。

章太炎渊博的学识是世人公认的，但他的狂妄自大尤其让人印象深刻。他的很多弟子都有这个特点。黄侃的固执，钱的口才，以及的孤独，都带有一定的张影子。鲁迅尖锐的一面和他的老师是一致的。或者说，老师的正直，感染了多少弟子。时代潮流就是这样:康亮狂话，张喜欢厉声说话。邹容殉难，秋瑾血溅刑场。在众人中，张的影子让鲁迅久久难忘，印象无法抹去。鲁迅遇到张门弟子的时候，我是怀着敬意讲章太炎的。当然也有一些关于老公的趣闻。有很多同学喜欢讲老师的知识，所以难免要讲那些不守规矩的往事。比如怎么骂人，怎么叫自己疯了；如何无所畏惧，生死置之脑后；如何一个人吃饭喝酒走路？曹聚仁和鲁迅谈的时候，大概就涉及到这个。看看他们的通信，可以证明这一点。曹聚仁在1934年的《章太炎先生》一文中谈到了老师的“疯癫”，这是很有意义的:

泰妍先生有个外号叫张疯子。清光绪末年，梁启超、麦花梦、冯康为领袖，在上海宣传公羊义律，说“十年之内，必有天命！”泰妍先生冷笑道:“康有为有什么？对得起邵正茂和吕惠卿！疯话，可是李卓吾的那种货！”康氏门派，恨到骨子里！姚谦以两湖总督张之洞的名义介入幕府。当时梁定芬是西湖书院的负责人。有一天，他问张先生:“听说康祖伊想当皇帝。真的？”泰妍先生说:“我只听说他想当领袖，没听说他想当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这也是常事；我只想当领导，但我在做梦！”梁定芬为之可怕！民国两年，袁世凯屠戮党员。他首先出生在北京龙泉寺，然后搬到梁倩胡同。袁先生每次与人写书，都会签上“为死者作章”。前年，李病逝，王先生以此为联名，发行《民国遗民张。连云:“大明太祖之后，玉步未修，敌何以正？五色国旗，鼎湖去，乔舟从此为父！”在安总理的日子，孙先生发了一个联，更令人震惊的是:“全国在苏俄尽全力，红不如陈独秀；满人是义子，碧云应随魏忠贤。”章疯子这个外号，就这样越传越确定。

民国初年，章太炎的影响达到了其他学者无法企及的程度。他的许多弟子负责北京大学的教学椅子，这对现代文字学的普及有很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30年代，张以讲学为生，弟子众多。学生经常以被老师感动为荣，成为学术偶像。平心而论，章太炎的学问博大精深，但后来知道其真谛的人并不多。鲁迅不喜欢吹嘘自己是弟子，经常嘲笑学院派的蛀虫。他对张氏家族的敬仰之情，与周作人、钱等人截然不同。鲁迅认为老师和学生之间没有必要用旧的方式相处。老师要是荒唐，还不如造反。所以，你看卢福子的言行，似乎真的得到了老师的一些遗产，比如以独立为荣，服从他，等等。在章门弟子中，离老师最近的是离得比较远的，但很少有人有相同的精神。鲁迅与章太炎的接触后来几乎中断，但细看他们的“孤独”与“骄傲”、“独立”与“疯癫”，又蕴含着近代史的诗意。思想家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

看民国文人的作品有时候会忍不住笑。在苦不堪言的人生中，文人墨客常常醉醺醺地看江湖，类似于魏晋风度。就连周作人这种以平和的心态写作的人，文笔也有刀影，暗含戾气。周经常引用一句古话:“做人一定要诚实，一定要放荡。”如果只看周文质彬彬的文章外表，不理解其内在意蕴，就会误读这个人物。晚年，他走投无路，以“叛徒”的罪名，怀着不同寻常的意图，煞费苦心地翻译了陆机·阿诺斯的对话。路易吉·阿诺斯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疯子。他诋毁人，贬低贵族，嘲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其间充满了怀疑和雄辩。后来德国的尼采走上了古希腊文明的道路。周作人一生以儒雅之士的面目引诱世人，但内心却有一种“无赖精神”，与古今中外的狂士为伍。王充、李贽、俞李俶的崇高骄傲是他一直倡导的，他说这三个人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三盏明灯。即使在晚年，当他穷困潦倒，陷入痛苦时，也是路易吉·阿诺斯的独立辩手。这种遗学由来已久，但只有“五四”学者特别激烈。纵观历史，今天的人们深感惭愧。

古人每次说到“竹林七贤”，都是因为身边很少有这样的人物而着迷。鲁迅这一代就不一样了。他身边那么多有趣的人，留下的故事都很难讲。在一个纪律性被破坏，老房子准备被倒掉的时代，文人的表演往往与古人背道而驰。说英雄生于乱世，不无道理。但是，疯子之间有真假之分。鲁迅不喜欢钱宣彤，章太炎攻击吴稚晖，陈独秀与黄侃有差距等等。这些都让人一瞥到底有多少人下不去。中国的现代出租车风格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各行各业的英雄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但后来整个世界统一了，这样的人物也渐渐消失了，有一声叹息“广陵没了”。现在的年轻人偶尔会模仿疯子，但因为某种原因，总是与众不同，有点无赖。原因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进化和退化有时与时间的流逝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