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府元龟 册府元龟:溯史料本源循学术规范

《辞赋·元贵》是宋初四大名著之一。周训初先生在《修订版序》中详细说明了它的完成过程和本书的价值。在这里，我只想举几个例子，结合我的实际工作谈谈我对这本书的体会。《辞赋元规》的主要内容是收集唐五代以前历代的行政管理信息，供统治者借鉴。其中，许多史料今天已失传，《书屋袁贵》的记载得以保存

所以这本书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都很高。我在唐中书考和唐九清考的写作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史料。如《书屋元贵》卷162:“第八年五月，省法官十人，八月，...宣州刺史霍·，任淮南西路按察使。”另626:“宣宗开元十年，...江南道太守霍、宣州太守为右将。”这两份材料表明，霍·在八至十年前曾在宣州做过刺史。然而，《唐书》、《唐姚辉》等古籍中并无记载。只有《全唐诗》268卷《东门赋序》中说:“东门乃平阳前刺史崔公庭于与今京兆长史魏公义所创。.....立名，字庭玉。”据《唐御史太经解》卷一霍·说，劳格、赵越引吴平义《东门赋》，以为崔·是霍·之误，说是。《东门颂》云:“毛焰太急于去见太阳，公必奏罗实。”按“毛焰时代”来说，是指太岁在徐沟，是指开元十年的任旭。《宝雕系列》卷三:《绣东门颂》为武平所作，该书与开元十一年所立篆书相结合。宣。与《辞赋·元贵》中的记载一致，证明“崔”一定是“霍”的讹误。由此可见，《辞赋·元贵》中的这一材料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可以纠正整个唐代的错误，具有重要的文献整理价值。

《书屋》中的袁贵具有很大的学术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但过去学术界对其认识不够，使用不广泛。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学者不愿意引用该书，因为《元贵》一书中收集的数据没有标注，不方便查找。这次修订版最大的贡献就是弥补了原著的缺陷，追溯了其中的大部分规定，弄清了材料的来源，试图通过比较还原史料的本来面貌。众所周知，周勋初教授一直非常重视信息的来源。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接受了中华书局委托的《唐玉麟校证》，这是为了仔细发掘书中各种材料的来源，并对原著和作者事迹进行了深入的考证。这一次，他带领一群人对袁贵的资料来源做了大量细致的追查工作。现在翻看修订版每卷后面的《校勘记》，可以发现溯源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从《左传》、《史记》到《旧五代史》的史书都得到了充分利用。《元贵书屋》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通过对史料的比较、补充、删减、修改和修订，找出材料的来源，试图恢复史料的原貌。如215卷《闰司·昭怀》，《初为东魏大将军》，根据北齐书《帝·纪》对24个字、词、语进行了改、补、删。说明此文出自北齐书《文祥帝纪》。221卷《违反伪部三荣》《后赵》篇，根据《晋书》记载，修改、补充、增补、删减37个字、词、句，指出《元贵》删节有问题。说明这篇文章出自《晋书·石勒苏益格》。这样的整理和数据追溯，书上到处都是。反映校对的工作态度非常认真谨慎。整理者为追踪这本书的资料做了很大的努力。

《书屋》中的元贵，前人不太重视的另一个原因是，宋代的原刻早已消亡。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的明本，其中句子有很多错误、缺陷、变易、倒装，不校对不方便阅读。这次修订以明本为基础，宋本为重要的参考学派，纠正了原书中的错误、缺陷、偏差和倒置，弥补了原书的缺陷。这是修订版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作者粗略地翻阅了几卷，发现根据宋书和各种文献，校订者很多。比如第40到45卷有250多个词、词、句，第56到60卷有300多个词、词、句。解释基础书的不准确、脱离、推导、颠倒的词语确实很多。比如第四十二卷《帝部善良》:“太和元年四月，宫女百人。中国人被护送，有权被安置在两条街的寺庙里。”本来明本的“庙”就当“候”，显然不合逻辑。现在根据宋本的更正，意思很清楚，字也顺了。修订版在这方面非常规范，每卷都写有详细的“校勘笔记”。对修订版中的明显错误，根据宋版或相关经典予以纠正。

特别要指出的是，这次修订稿辛辛苦苦编好了全书人名索引，给广大学者查找《元贵》一书所需要的历史人物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这也是此书校对者对学术界的一大贡献。

总之，《辞赋元贵》修订本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古籍善本。可以说这是典型的古籍整理工作。我们应该深切感谢25位学校领导的巨大贡献。同时也要感谢凤凰出版社在目前出版业务不景气的情况下，无偿出版了这本书，体现了出版社领导重视学术事业的勇气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