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都是封建制下的古代欧洲 为何很少出现“官逼民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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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始皇建立统一帝国以来，历史上许多统一王朝都在农民起义中灭亡。纵观中国历史，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强迫人民反对”。为什么官员会强迫人们反对他们？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王朝末期或者大饥荒的时候。在人民普遍吃不起饭的情况下，政府仍然照常征税、征粮，甚至改变向普通百姓征税的模式，使本来已经极度贫困的人民雪上加霜。比如元末朱元璋因为被元朝政府逼迫而被迫造反，父母兄弟姐妹饿死；比如明末天灾人祸不断，万历时期所谓的“三率”使人苦不堪言，导致各地农民起义，明朝最终死在李自成手里。可以说，“官逼民反”的现象贯穿历史。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国封建社会极其突出，而在同样处于封建制度下的欧洲，“官逼民反”的现象很少发生，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原因主要是由政治制度和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决定的。

第一，中国封建王朝过度吸纳民众却不提供福利保障，而欧洲农民享有一定的社会保障

郡县制下的封建王朝对民间社会有着极大的权力和强大的控制力，尤其是在税收方面，极其严格。比如秦汉时期的“吴石制”，隋唐时期的“达索毛越”，明代的“大君店户”，都在尽力更好地收税。为了多收税，各个朝代的统治者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了。

但是，纳税的封建政府并没有承担人民的基本福利。对于上层统治者来说，他们不想给穷人留下任何好处，几乎所有的好处都应该集中在上层阶级身上。封建王朝这种自私自利的表现导致中国古代历史上几乎没有真正的社会保障。因为缺乏社会保障，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只能多生孩子，养孩子防老。

为什么封建王朝不愿意承担人民的基本福利？这是中国政治的基本逻辑造成的。这一点在奉行法治的秦国非常明显。秦王赵浩棋在位时，秦国发生了大饥荒。当时，秦王的谋士范雎对秦王说:“朝廷里有许多蔬菜、橡子、枣和栗子，平时没有人吃。让我们把它们给穷人，并养活一些农民。但秦昭王反对:按照我们秦国的制度，立功是可以奖励的。现在人家功劳不大，你给他们饭吃，国家乱了。所以，与其把这些食物分给穷人，不如让它们腐烂掉，这样国家才能大大治理。与其让人民过日子，国家乱，不如让他们饿死，国家有序运行。

后来法家大师韩非子曾说:“穷人不是奢侈，就是懒惰。”。他主张，即使政府有能力帮助灾民，也救不了他们，宁愿扔掉物资，也绝不用物资帮助灾民。而正象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一样，法家思想存在了几千年。所以从秦朝开始，封建王朝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就很少。比如隋末战乱频繁，百姓衣食无着。洛阳韩家厂虽然有大量的粮食，但统治者拒绝向人民发送救灾物资。事实上，每个朝代都会储备一些粮食，但这些粮食宁愿在仓库里腐烂，也不愿再给人民一粒粮食。而且，私用储备粮在古代是一种很大的断头罪，使得官员即使在某个地方发生饥荒，也不敢私自开仓救灾，往往要上报。上级下令的时候，老百姓已经饿死很多了。

在这个过程中，饥饿的农民往往会奋起反抗，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起义力量或选择当土匪，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甚至颠覆一个王朝的统治。

在欧洲，与中国农民面临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情况相比，欧洲农民在面临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时享有一定的保护。

众所周知，欧洲以庄园经济为主，庄园主领导部分农奴。按照欧洲的惯例，农奴的基本权利是受到保护的，即使在最残酷的中世纪，领主也要保证农奴的假期。在庄园里，如果一个农奴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死了，按照当时的社会惯例，领主负责养家糊口。如果农奴子女的父母去世，庄园将成为他们的监护人。天灾人祸来临时，庄园主要负责救济农奴，给他们食物，让他们在饥荒中生存。可以说这是对农奴为他们干活的一种奖励。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会因破产而失去土地，这将导致整个家庭的流离失所，成为社会动荡的因素。而且由于庄园本身的性质，农奴被固定在一定范围内，导致农奴与除此庄园之外的其他庄园几乎没有接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发生大饥荒或者农民起义，也很少会变成全国性的破坏力量。

因此，过度吸收而没有相应的福利保障导致历代农民起义，最终成为中国封建制度频繁崩溃的主要原因。同时，欧洲在福利保障方面比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做得好，所以很少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第二，如果欧洲农奴和庄园主发生冲突，可以直接向国王申诉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高度统一的社会，政府对普通民众的控制程度很高。也是从秦朝开始，历代统治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探索如何更好地统治人民。但总的来说，这种控制倾向于加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终于在清朝达到顶峰。

比如乾隆时期，为了打击民众的“越级上访”，乾隆皇帝规定“即使民众越级上访成功，上访者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话语权”受到限制，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只有当他们无法忍受的时候，才会自发的聚集起来，通过暴力手段向统治者示威。不幸的是，这种斗争很少成功。这种自发组织的抗议行为一直被统治者视为禁忌，一直严厉打击这种行为，从不手软。这就造成了老百姓在面对压迫自己的官员或受到不公平待遇时，不敢反抗。他们只能无限后退或者无限忍耐。当这种退缩或隐忍达到某个临界点，就会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力冲突。

在欧洲，当农奴和庄园主发生冲突时，根据欧洲契约精神，农奴可以向上级领主或国王请愿，要求国王主持正义。而国王愿意介入这种事情，这是因为欧洲的王权与中国的王权相比并不太强大，国王需要依靠人民的力量来对抗贵族，农奴的诉求恰恰提供了这个渠道。一方面，国王利用人民的要求来平衡各方的利益，另一方面，人民的利益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不具备中国封建社会那样农民起义频繁的条件。当然，不是说欧洲没有农民起义，只是和中国封建社会相比，农民起义少了一些。

第三，与中国农民相比，欧洲农民的负担相对稳定

中国封建王朝的灭亡，往往是由于王朝末期朝廷加在老百姓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此外，各级官员勒索钱财，最终导致平民奋起反抗暴政。同时在欧洲，由于西方农奴制下的农奴受到契约保护，负担远比中国农民稳定。举个简单的例子，至于一亩地的税，一百年前收了多少，一百年后还是按原来收，不会有大规模的增减。为了维持这种契约关系，很多欧洲庄园都有自己的习惯法。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这种习惯法已经演变成一种原则性的东西，它明确而准确地规定了每户有什么权利和义务，每年要交多少税。农奴承担的负担是相对恒定的。

再者，欧洲庄园有一个共同的机构，叫做“庄园法庭”。庄园法庭的主要作用是协调农奴和庄园主之间的矛盾。当农奴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可以到庄园法院起诉领主。控辩双方都可以在法庭上自由辩论，这是基于几百年流传下来的习惯法，而不是领主的个人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农奴的权利得到普遍维护。

因此，如果领主不讲道理，想增加农奴的负担，农奴可以在法庭上与领主竞争，为自己的权益争辩。在中国封建社会，当农民面临日益加重的负担和严重的生存危机时，只能通过反抗来解决。

所以，综上所述，这是欧洲历史上很少出现“官逼民反”现象的主要原因。

摘要

与欧洲的封建制度相比，中国的统一郡县制并非没有可取之处。相反，统一的郡县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封建制度无法取得的成就。比如，统一的县制虽然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但对促进民族团结做出了很大贡献。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分裂后还能继续统一，而欧洲历史上却很难形成统一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