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形精壶 唐宋人形壶与陆羽

唐宋人形壶与陆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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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人形壶与陆羽

　　唐人李肇在其《国史补》卷中记载，当时江南道有一位精明强干的驿吏，某次接待刺史，陪同视察馆驿，参观“酒库”、“茶库”、“殖库”，其中茶库之内毕陈诸种茶具，还有一件神像，库吏说是“陆鸿渐”，大得刺史之欢心。唐代陆羽的神像主要是陶瓷制品，《国史补》说河南巩县即是其主要产地之一：“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巩义窑在河南巩义小黄冶、铁匠炉村、白河乡等地，在唐代以生产白瓷为主，兼烧唐三彩及单色釉陶，具备生产瓷塑像的能力。

　　陆羽，字鸿渐，又名疾，字季疵；生活于盛唐到中唐之际，生前曾经自撰有《陆文学自传》，《新唐书》卷“隐逸列传”中也载有他的事迹。陆羽本是弃儿，“其先不知何许人”，三岁时被复州竟陵龙盖寺住持智积法师收养。他初无名姓，因《周易》占卦，得辞云：“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以陆为姓、羽为名、鸿渐为字。唐代赵磷在《因话录》卷三中则说“竟陵龙盖寺僧姓陆，于堤上得一初生儿，收育之，遂以陆为氏”。据说陆羽像貌丑陋，还口吃。《自传》云，少年时在龙盖寺中“历试贱务，扫寺地、洁僧厕，践泥圬墙，负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他后来逃离寺庙，“以身为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戏”。尽管经历坎坷，但以勤学不辍，成年后的陆羽仍然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养，并且才华横溢，与当时名士颜真卿、张志和以及诗僧皎然等人相交甚密。曾拜太子文学，再迁太常寺太祝，均辞而不受，于唐肃宗上元年间隐居苕溪，自号“桑苎翁”，闭门著书，“不杂非类”。陆羽游历天下，遍尝各地名茶名水，写成《茶经》三卷，分为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共10篇。该书记述了茶叶源流、特性，采摘工具，茶叶加工，以及煎茶、饮茶的方法和茶叶产地等内容。《茶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茶叶专著，为以后历代百余种茶学著述之鼻祖，陆羽也因而被后世尊奉为“茶神”或“茶圣”。

　　中国饮茶之风俗源远流长，《茶经》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据《三国志》记载，东吴末帝孙皓经常举行宫廷宴会，与宴者饮酒必至七升，大臣韦曜不胜酒力，当其得宠时，孙皓曾“密赐荼荈以当酒”。这说明至迟在三国时期，茶已成为东南地区的饮品之一种。但大体上说，唐朝以前的茶，还仅仅局限于“饮”而已，或以佐餐或以解渴，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化修养。正如唐代诗人皮日休《茶中杂咏·序》里所描述的：在陆羽以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在饮茶方式由俗到雅的转变过程中，“茶圣”陆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据《因话录》说，陆羽“性嗜茶，始创煎茶法”。煎茶法所用之茶为饼茶，《茶经》说它的制作要经过采、蒸、捣、拍、焙、穿、封七道工序。饮用方式是：先将茶饼烘烤干，使其中的水汽完全蒸发，待其冷却后再碾成细末备用。煮茶的燃料以木炭为上，硬柴次之，皆不得沾油腥等异味；煮茶之水，以山泉为上，江水次之，井水最下。煎茶工具有风炉、渣斗、茶瓶等。煎茶工序，水初沸时，先放入适量的盐调味；二次沸时，舀出一瓢水备用，以竹荚在沸水中搅动，将已研成的茶末从搅成的旋涡中心投入；到水大沸时，再把先前舀出之水倒入止沸，待水面泛出茶花，便可以舀人碗中饮用。煮茶之水以三碗为宜，最多五碗，过多则无味；茶汤以浅黄色为上。

　　由于陆羽等人的提倡，饮茶方式由粗放的“浑以烹之”演变为细品，饮茶从此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开始有了鲜明的文化风俗意义。在唐人的诗歌中，饮茶被赋予了若神若仙的地位，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堪称其中典型，其诗云：“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闭，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陆羽则在唐代已被奉为神圣，其像普遍供奉于茶肆间。《因话录》记载，当时“鬻茶之家陶为其像，置于炀器之间，云宜茶足利”。成书于北宋的《新唐书·陆羽传》也说：“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但这位茶神的地位却颇与其他神不同，它们往往和茶具相伴出现，据《国史补》说，是购买茶具较多时的附赠品，并且“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

　　唐代坊间的“陆鸿渐”究竟是何风采，这是很多人都萦绕于心的疑问。按《茶经》所云，唐代所用茶具多达24种，其中瓷质品主要是茶碗、茶臼、茶碾、鹾簋等。这些器物或标本在各地古瓷窑遗址中都有发现，有些产量还很大，但惟独没有“陆鸿渐”。台北自然科学博物馆收藏有一组唐代花岗岩石质茶具，有风炉一、座子一、茶瓶一、茶釜一、单柄壶一、茶碾一、茶碗二、茶托二、盘一、茶器台一，共计12件；其中茶器台长37厘米，宽29．5厘米，其余各件都比较小，高约4．5厘米至10厘米。这是一组难得的唐代茶具标本，但其中也没有“陆鸿渐”。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一套唐代邢窑的白瓷茶具，传为1950年代河北省唐县出土，包括风炉、茶鍑、茶臼、茶瓶和渣斗共5件器物。这组器物形体较小，风炉和茶鍑通高才15．6厘米，茶瓶高9．8厘米、渣斗高9．5厘米、茶臼口径12．2厘米，估计可能是供观赏的模型或随葬用的明器。和这组茶具相伴出土的有—件瓷人像。该像头戴高冠、身穿交领衫袍，盘腿结趺而坐，双手展卷。瓷像通体施白釉，五宫及须发处略施黑彩，形象生动逼真。据孙机等人研究，此像像主应当是《因话录》中所载供奉于茶肆间的陆羽，，此件人像冠顶开口，可以注水，但其形体较小，灌注量有限。

　　事实上，这种“陆鸿渐”茶神瓷像到宋代仍有生产，据北宋欧阳修在《集古录》为李阳制陆羽画像石碑所作之跋中云：“言茶者必本陆鸿渐，盖为茶著书自其始也。至今俚俗卖茶肆中，尝置一瓷偶人于灶侧，云此号‘陆鸿渐’”。据此估计，宋代各窑生产的陆鸿渐瓷像亦个在少数。但陆羽瓷像不同于一般神佛造像，既没有鲜明的面目、姿态和衣冠特征，也没有文字标识，所以很难辨认，迄今未见披露。有几件传世和历年发现的人形执壶，造型奇特，很可能与唐县出土的白瓷人像有相同的功用。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青绿釉人形壶，推断为；比宋耀州窑产品。壶高29厘米，人物站立，头束高髻，为壶口；瓷人体内中空，身着宽袖对襟长袍，袍胸部有凸印飞鹤纹，前系蔽膝，双手拱于胸前执笏，以笏板为壶流；颈后至腰际有一曲柄，通体施青绿色釉。

　　1963年，北京顺义县南关辽开泰二年净光舍利塔塔基中清理出一批白瓷，其中有一件定窑白釉人形注壶，—些研究者称之为“童子诵经壶”。这件壶胎骨致密，通体施白釉，釉色白中微泛青。壶高27厘米，口径3．3厘米，底径10．5厘米，瓷人端坐，头戴莲花瓣式冠，冠顶有圆孔为壶口，身着交领袍，双手执书卷捧于胸前，书卷上端为壶流，背后有一柄。

　　1971年，安徽省怀宁县出土的一件青白釉人形执壶，壶高23．9厘米，口径2．2厘米，人呈站立式，面目端庄，有须。头束冠，冠顶为壶口，身披长袍，背部有曲柄，双手交于胸前捧一管状物，用作壶流。

　　中国古代的人形器物大都具有一定的寓意，否则一般不取人形为装饰。瓷质人物塑像最多见的是殉葬俑类，另有—些释道宗教神塑像或民俗神塑像，此外还有玩具。俑用于随葬，依时代不同而各具有特定的造型和装饰，通常不会与实用器相混淆。神像一般都有明显的造型或装饰特征，也很容易辨识。如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宋潮州窑“熙宁二年”款释迦牟尼坐像，通高31．5厘米，佛祖结跏而坐，法相庄严。又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另一件耀州窑青釉人形瓷塑，高45厘米，头系巾带，身披树叶，左手托一葫芦，有人认为应该是药王像，其实也可能是上古圣王神农氏。无论如何，显然是用于供奉。至于瓷质人形玩具则多见婴孩形象，还有一些是游戏或滑稽人物，形体大多比较小，也具有鲜明的特征。作为一般瓷日用器装饰，宋金时期最多见的塑形人物形象是婴孩，如当时南北窑场都有生产的孩儿枕或带托面孩儿枕等。河北崇礼县出土过—件北宋定窑白釉童子骑鹅壶，壶高15厘米，童子头后有孔，为注水口；骑于鹅背上，右手揽鹅颈，以鹅中为壶流。人物面带笑容，童稚可爱。

　　上述三件宋代人形注壶，分别属于青釉、白釉和青白釉三个不同品种，人物姿态亦有立有坐，但其基本形式却一致，壶身都是人形，头顶部开口；即以人形而充壶用，它们明显不是佛、道等宗教造像；人物面貌成熟，也不是用于表现吉祥寓意的婴孩；而面部表情端庄，显然也不会是玩具。结合“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等记载，可以判定这几件人形壶应该就是奉于茶肆的“陆鸿渐”，这类东西在当时的南北方窑场中都有生产。从有关调查发掘资料来看，在景德镇等两宋青白瓷窑遗址中偶尔可见人身带管状流的残器，但因形体过小或残损过甚，尚无法证明它们是否确属“陆鸿渐”一类。

　　除内地外，这种人形注子也见于高丽王朝统治下的朝鲜半岛。1971年，韩国大邱市出土过一件青瓷人形注子，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该件注子胎质细腻，釉色青绿，釉质莹润，通高28厘米。瓷人头戴花冠，身穿交领宽袖袍，盘座于圆垫之上，双手交于胸前，捧仙桃一丛，内有壶流，口微残。人物雕塑技法精细，局部有细线划花装饰，衣前蔽膝等处还有白色点饰。从胎釉特征来看，它应该是全罗南通康津窑的产品，生产年代约相当于南宋的中期，其功用当与上述三件人形注子相同。

　　摘自：《中国收藏》200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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