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是孙权的「 ”马前卒” 单挑东吴官场 却不幸沦为「 ”替罪羊”

此人是孙权的“马前卒”。他单挑东吴官场，可惜成了替罪羊。以下文字资料是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的。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公元224年，东吴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大案，负责朝廷人事的选曹尚书暨艳和选曹郞徐彪被孙权逼迫自杀，前任选曹尚书、引荐暨艳的太子太傅张温也被罢职为民。选曹尚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顾名思义，就是铨选官吏的部门长官，掌握全国的官吏考察和选拔大权。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前后两任选曹尚书先后落马，其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明争暗斗呢？ 一、暨艳：吏治改革的失败者 暨艳，字子休，吴郡人。史载他「 ”性狷狭，好为清议”，为人耿直刚正，喜欢发表一些清正的言论，是一个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因此，同是吴郡人的张温在做选曹尚书的时候，推荐他做了副手选曹郞，张温升任太子太傅之后，暨艳也顺理成章地转为正职。 暨艳在履职后发现，整个东吴的朝堂吏治腐败，很多官员尸位素餐，德不配位，根本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特别是负责侍卫随从工作、被称为「 ”高级官吏摇篮”的郞署，「 ”混浊淆杂，多非其人”，都被一些依靠父祖荫庇的纨绔子弟所占据，极大影响了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也使东吴官吏队伍的建设前景堪忧。因此，暨艳开展了一场大刀阔斧的吏治改革。 暨艳改革分两个步骤。一是「 ”臧否区别，贤愚异贯”，对现任官吏进行全面考察，按照「 ”贤、愚”的标准区分良莠，分别给予相应的考核评语。二是「 ”弹射百僚，核选三署”，根据考察的结果进行职务调整，将那些混迹官吏队伍中的不合格者以及「 ”居位贪鄙，志节污卑者”，一律降职降级，有的则直接清除出士大夫阶层，贬为军中小吏使用。暨艳的吏治改革不是走走过场做官样文章，而是切切实实动起了真格，百分之九十的官吏都被「 ”贬高就下，降损数等”，能通过考察留在原任的不过十分之一。 如此大的动作触动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很快便招来了强力的反弹。朝野上下无不对暨艳恨之入骨，愤怨之声不绝于耳，大家不约而同地到孙权那里争相控告，诋毁暨艳等人「 ”专用私情，爱憎不出于公理”。明面上，这些人控告的是暨艳等人处事不公，实际上是跟孙权叫板，反对吏治改革，向孙权施加压力。道理很简单，这次吏治改革实际的幕后操盘手是孙权本人，没有他的支持和授意，暨艳根本不敢如此大动干戈，即便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搞不出这样大的动静。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孙权被迫做出了赐死暨艳以及徐彪的决定： 昔暨艳父兄，附于恶逆，寡人无忌，故进而任之，欲观艳何如。察其中间，形态果见。——《三国志·吴书·张温传》 孙权此举就是想向群臣表示，任用暨艳纯粹是出于宽大为怀，看看他能不能担当重任，没想到暨艳经不起考验。这场改革也是暨艳自作主张，和他孙权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孙权将暨艳当作了替罪的羔羊，用他的人头平息了朝野的激愤，让一场政治危机化于无形。 二、暨艳吏治改革的实质 暨艳和徐彪之死是孙权不得已做出的「 ”丢车保帅”的决定，这一点不难理解，但对张温的处理就值得玩味了。张温是吴郡四姓之一的张氏族的代表人物，作为前任选曹尚书和暨艳的推荐人，虽然和暨艳意见相合，但没有直接参与吏治改革，居然也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以与暨艳结党的罪名被「 ”幽之有司，斥还本郡”，至死也未被重新启用。陈寿在写《张温传》时指出，孙权一直忌惮张温的名声，恐其不能死心塌地为已所用，因而早就有了想整治张温的想法，暨艳案只不过是一个完美的借口而已。 权既阴衔温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盛，众庶炫惑，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会暨艳事起，遂因此发举。——《三国志·吴书·张温传》 但是，孙权对张温的打击并未局限于本人，而是株连广泛，他的两个弟弟张祗、张白「 ”亦有才名，与温俱废”，连同三个姐妹也受到了牵连，「 ”为温事，已嫁者皆见录夺”。吴郡四姓之一的张氏家族就此被连根拔起，一蹶不振。这显然不是陈寿所说的忌惮张温那么简单，倒象是孙权对士族势力的蓄意打击。 同样耐人寻味的还有士族势力在暨艳改革中的表现。暨艳改革动了很多人的奶酪，众人心生怨望在所难免，但反应最为激烈的还是士族势力，他们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在改革中受到的损失也最大，被沙汰的劣质官吏多是他们的子弟。吴郡四姓之中，陆氏与朱氏都曾对暨艳明确提出警告： 时尚书暨艳盛明臧否，差断三署，颇扬人闇昧之失，以显其鼟。瑁与书曰：「 ”夫圣人嘉善矜愚忘过记功，以成美化。加今王业始建，将一大统，此乃汉高弃瑕录用之时也，若令善恶异流，贵汝颍月旦之评诚可以厉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远模仲尼之泛爱，中则郭泰之容济，近有益于大道也。”——《三国志·吴书·陆瑁传》 陆逊的弟弟陆瑁引经据典，警告暨艳要学习孔子的泛爱天下和郭泰的容济他人，而不要搞得善恶如此泾渭分明。另一个士族代表人物朱据则劝暨艳给那些劣等官吏将功补过的机会，切莫赶尽杀绝，以免给自己招来祸患。 是时选曹尚书暨艳，疾贪污在位，欲沙汰之。据以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过，弃瑕取用，举清厉浊，足以沮劝，若一时贬黜，惧有后咎。——《三国志·吴书·朱据传》 无论是孙权对张温的处置，还是陆瑁、朱据在暨艳改革中的激烈反应，都说明了士族势力在这次改革中是利益受损最大的一方。因此， 我们有理由相信，暨艳改革的表象是整顿吏治刷新政风，净化官场生态，但是幕后操盘手孙权的真实目的却是消弱和打击日益膨胀的士族势力，以遏制他们大量涌进上层统治秩序的势头。张温家族的被废，实际上是孙权自伤一臂，断敌一指，在被迫牺牲暨艳的同时，拉下士族势力的代表人物作垫背者。 三、孙权为何要打击士族势力 众所周知，孙权在父兄早逝、基业风雨飘摇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扎根江东，继而破曹操于赤壁、斩关羽于荆州、败刘备于夷陵，实现三分天下有其一，与以顾、陆、张、朱四姓为代表的江东士族势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继位之初，孙权一改父兄对士族势力铁血镇压的强势手腕，继以怀柔拉拢的新政策，士族也由最初对孙氏政权的强烈对抗，转为选择合作融入孙吴政权，正是双方的密切合作才有了孙吴政权事业的巅峰。那么，孙权为什么要自毁长城，着手打击他们呢？ 第一，士族发展扩张影响了寒门出身的皇室集权。大家都知道，汉末三国时期是士族崛起的初级阶段，士族不仅占据着大多数土地，而且掌握着出仕为官的主要渠道，垄断了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命脉。他们在国家机器自上而下的统治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社会基层有着深厚的根基，在朝廷决策层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无论是在州郡乡邑，还是在中央权力中枢，都能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随着士族势力的逐步膨胀，士族子弟纷纷跻身统治势力的上层，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而孙吴政权起源于微末寒族，崇尚权力集中唯我独尊。由于缺乏社会底层的根基，他们不得不借助士族势力维护其统治基础，但因此引发的士族势力膨胀渐渐对孙吴政权的集权构成了威胁。因此，孙吴政权是皇权与士族的复合载体，双方既有合作，也存在先天性的矛盾，在合作中开展斗争也是在所难免的。 第二，曹魏和蜀汉的先进经验。不仅孙吴政权面临士族膨胀的问题，曹魏和蜀汉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也在采取多样的手段遏制士族势力的发展。比如曹操就推出了「 ”唯才是举”的用人策略，大力提拔寒庶门第中有才能的人充任政府要职，而对士族中的名士大多授予高位虚职以示尊崇，却不给他们委以实权。只要有机会，曹操就毫不客气地严厉惩处士族子弟，杀孔融、诛杨修、害崔琰，无不是出于打击士族的目的。而孙权面临的问题要比曹操还要严重，士族势力不仅占据高职虚位，很多要职也被其把控，如顾雍出任了作为行政首脑的丞相一职，陆逊则出任大将军，长期掌握军权。因此，在对待士族问题上，孙权全盘继承了曹操的法家政治理念，抓住一切机会打击消弱士族势力，在杀虞翻时，孙权就露骨地表示：「 ”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于虞翻有何哉！”言外之意就是将曹操当成了榜样。 第三，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的转换。「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是权力场上亘古不变的法理，树大根深的士族势力也难逃这种历史的宿命。暨艳案发生的时候，孙吴政权成功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事业达到了巅峰，对外扩张告一段落，和蜀汉的矛盾也得以化解。外部压力的消除必然使内部矛盾益加凸显，士族与皇权之间的矛盾上升到孙吴政权的主要矛盾。因此，孙权对内部统治秩序的整顿必然要提上日程。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暨艳案是孙权与士族势力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权力博弈，孙权企图以暨艳吏治改革为利刃，剪除日益膨胀的士族势力，却遭到士族势力的激烈反扑，不得以之下才牺牲暨艳作为向士族妥协的条件。孙权在首回合的较量中遭遇惨败，造成了士族势力反弹扩张，但是，这种较量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伴随了东吴政权的整个历史进程，随后发生的「 ”吕壹案”和「 ”两宫构争”，无不存在着皇权与士族斗争的影子。这种内部斗争最终耗尽了孙吴政权的元气，为此后的快速败亡埋下了伏笔。 参考资料：《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