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事四朝十三帝 “不倒翁”冯道：无耻善变还是乱世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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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一部政治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君臣史。君主和臣民的气质不仅决定了王朝的命运，也决定了时代的背景。坐在寺庙里像灯笼一样登上王位的君主和像不倒翁一样双向居住的首相成为五代最容易辨认的历史景观之一。如果说公元954年的春天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话，“英雄”周世宗的多彩表演和“圣人”冯导的谢幕，就清楚地表明了“五代”君臣结合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冯导去世时，政府和公众都充满了悲伤，这在当时的舆论中，尤其是在人民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但乱世末，第一个是史家，第二个是理学家，1000多年后的正统史家无情地抨击冯道；虽然偶尔会有王安石之类的赞，但总有不一样的地方。冯导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故事如何代表一个时代的“朝臣”形象？这里是第一次借鉴历史学家的笔画，从正史中冯导最初的“人为设计”开始。乱世，士大夫本生于唐力之末，冯导生于河北颍州，世代务农读书的传统家庭。他家大概是比较穷的，这让冯导从少年时代就养成了贫穷和自制的“节俭”，无论生活条件多差都心安理得。后来他的官越做越大，还保持着这种节俭的美德。艰苦朴素是历史学家给读者设定的对冯导的第一印象。冯导画像。

冯道子可以说，自取名长乐老，颍州荆城人。他先后为后唐、后晋、后汉、后星期四之后的十几位君主服务，因其政治伦理受到后道德家的抨击。但也有人认为，冯导在五代乱世中对恢复生产、制止滥杀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冯导年轻时学习刻苦，文笔相当好，被当时的执政党和在野党一致公认为精通经学、文章辉煌的代表人物。他经常引用的“治眼前之疮，剜心之傲骨”的诗句，在晚唐美丽奢华的宫廷里广为流传。在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的发展和传播史上，冯道也应该被提及。冯导第一次在大量的儒家经典上刻上了雕版，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容易获得书籍，给了他们受教育的机会，让他们的空上升。此前，印刷主要用于传播佛经。另一方面，冯导因为读过经书，所以治国能力相当强。在这里，我们获得了冯导的第二人格:一个践行儒家，弘扬正能量的文化人。冯导少年时，李唐基本统治秩序几乎瓦解，开始了他的军阀生涯，刘寿光。刘寿光继承了父亲刘仁恭的领地，他是个放荡、残暴、好战、嗜杀的人。冯导曾经审时度势，劝刘寿光不要急于远征。他被监禁，险些丧命。后来冯导转向势力更大的旧军阀河东李克用，得到重用。他跟随李南征北战，在攻打并消灭军队后，正式取得了在府的地位。这里突出冯导的第三个属性:辅佐军阀，从事实际工作，成绩斐然的“大师”。艰苦朴素，崇尚儒学，为武人服务，冯导的三重人物屡遭史家眩惑。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绽放并不是无心之笔。在重叠渗透下，一个不同于晚唐士大夫的基本形象呼之欲出。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冯导的三个标准，先看晚唐士大夫的基本形象。《文远图》是五代周文举的帛画，描绘了中唐时期文人钱起、刘长卿聚集在六里堂吟诗作曲的场景，展现了当时文人的生活场景。

冯导的第一要务是艰苦朴素，晚唐士大夫则是铺张浪费。在“服饰”方面，唐代男装受官阶和制度的限制，在款式和颜色上不能臃肿，但使用的材料越来越讲究。在“食”的层面上，唐代士大夫对食的追求就像他们对诗歌的热爱一样。40年来，丁卯桥、法门寺出土的晚唐金银器皿，直观地向我们呈现了这个时代的奢靡之风。金汤刘鸿雁云纹茶厂于1987年在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唐朝的人喝茶，先用茶坊把茶碾碎，再喝茶粉。茶坊高7.1厘米，长27.4厘米，槽深3.4厘米。治理板长20.7 cm，宽3 cm，重1.168 kg。全板用银装饰，用金填充，可见中晚唐上层生活的奢靡气息。冯道的第二个人设计是尊儒修行，晚唐士大夫则是好作家。根据冯仕文·吉剑的说法，士大夫们对经典只有支离破碎的理解，并且犯了很多错误，对儒家思想的目的一无所知。儒家思想的目的不仅仅是道德训诫，还包含许多统治技巧。当时，社会尊重士大夫的文学能力，其核心是强调对仗、押韵和用典的骈文。骈文强调华丽的修辞和丰富的典用，对形式的研究远远大于对内容的要求。于是，士大夫的风气越来越浮华，人们沉浸在写作结构的美好世界中，对现实的洞察和改造能力不断减弱。冯导第三人格生于辽左，晚唐士大夫则自称“清心”。唐朝做官的方式有三种:科举、基层公务员选拔和“官二代”。但到了晚唐，通过科举，尤其是进士选拔，逐渐被视为进入官场的“正道”。相比之下，冯导为粗鲁的贝奥武夫服务，从处理日常事务做起的为官之路，在刘清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正是通过坚持这种最初的安排，冯导最终上升为五代多灾多难文人的代表。在掌握朝政期间，他以自己独特的风格纠正了晚唐士大夫的各种习气。冯导自晚唐丞相以来，率先以身作则，节制知识分子的奢靡作风。但冯导标本的意义不在于这三个基本的“人的设定”，而在于他独特的政治人格。“但是知道并做好事，不要问你的未来。”毫无疑问，冯导以“四朝十三帝”的经历著称。至于冯导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后人只是简单地批评他“卖国为赏”、“赔钱”。但毕竟冯导确实得到了当时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支持，以及不同君主的礼遇。他的恬不知耻和浮躁，在常识里是无法强调的。冯导在当时赢得名声，首先是因为他的政治责任:在乱世尽可能减轻人民的痛苦，维持国家机器的基本运转。终其一生，他始终把这两点作为使命来践行。冯导在仕途中，首先致力于保障人民生命和家庭不被拆散，其次致力于减轻人民负担，努力减少战争和恶法的掠夺。面对政变时满腔怒火的军人，冯导不止一次劝他们不要乱杀乱杀，不要夸大自己的财力。五代时期，各个朝代的君主都是军人出身，争相带头治国，供不应求。在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冯导坚守着“技术官僚”的立场，而这个“技术”就是基本的统治技术。唐、金时期，冯导拒绝君主询问军事，坚持自己的职责是“守历代之规”，做好文官制度中心的管理工作。所谓文官制度，就是等级分明，自上而下分工严格的等级制度；从实施过程来看，是一个文书行政系统。冯导踏入宰辅之前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做了李的掌书记。这个职位不仅要写军事档案和外交档案，还要审批和处理各种形式和章节等行政事务档案，从而锻造冯导驾驭文书行政系统的超强能力。后金废枢密院，恢复中书省，冯导接中书之权，就像唐朝的首席宰相一样。冯导依靠对这套文书行政体系的娴熟驾驭，掌握了那个时代的核心统治技术，对税收、法令、人事无所不知，使得中原政权的国家机器在战争中基本得以维持；即使在被契丹劫持留在河北的最黑暗时刻，冯导也能带领这个半俘虏的平民集团发挥一些基本的政治功能。冯导的仁学为他积累了很高的声誉，他对中央事务的熟悉给了他“不可替代”的信心，以及丰富的人脉和名气。但冯导的政治责任，仅仅靠保持爱民的态度，恪守“技术”官僚的本分，是不够确立的；在变幻莫测的乱世中，对政治手段的熟悉尤为必要。冯导成功的政治手法是无原则地向权力低头，从而抛开君臣之义，有时甚至扮演小丑的角色。后唐末，吕王李从科起兵凤翔攻洛阳，后唐皇帝李从厚出逃涠洲国。冯导作为一名重要的大臣，在李从科到达洛阳之前，他请中国图书管理员陆导劝说他。陆岛认为，朝臣抛弃这位心地善良的大师是非常不合适的。冯导提出了一句金玉良言:“凡事要务实。”“子皇”石敬棠在契丹的扶持下登上皇位，自然不敢怠慢这个强大的外援。他想派一个部长来表示善意，争取利益。大部分大臣，比如兵部皇权，以为两国平起平坐就够了，现在以契丹为“父”，就是拜“义弟”为“随行大臣”，他受不了这种屈辱。只有冯导允许去执行任务。到了契丹后，他忍受着气候的严寒和胡人的蔑视，亲吻了契丹君主卢野·德光，尤其是卢野·德光颁了牛头等物后，他立即写了一首诗表示感谢；在他快要崩溃的时候，石敬堂想支起小儿子，把他抱在冯导怀里，拳拳养孤儿的意义无法言表；但在石敬堂尸骨未寒之前，冯导就换成了更成熟的齐王。晋朝被契丹灭后不久，卢野德广以胜利者的姿态嘲讽冯导未能尽力，并讽刺地问他是谁。冯导不改色地回答:“无才无德，顽固的老子。”但冯道善加赞赏后，又训诫他:当今天下百姓，不是神佛所能救，全凭陛下，所以大大克制了中原杀戮，百姓更是称赞冯道。从这些事情中，石敬堂可以看出，冯导投怀送抱，无视君主的委托，有时甚至把自己污染到近乎丑恶的地步，真的可以说是一种“纵容”。

但是，冯导每次政治之旅，并没有露出一副莽撞和幸运儿的嘴脸，相反，他总是很淡定。这种平静，不仅来自于深厚的儒家修养，更来自于他对乱世中个人乃至政权无常的认识。冯导曾经写过一句名言:“但是知行好事，莫问前程。”不问“前途”的“好事”可以理解为对个人善良的漠视，可以确认他政治责任的坚定，拳拳之心溢于言表；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也暗示着这种慈善完全可以按照个人标准来进行，根本不需要对政权甚至君主的未来负责。一种冰冷甚至是漠漠的情绪贯穿始终。冯导的政治人格只有在“担当”与“相处”并存时才是完整的。冯导早年写过一首诗:“身处险境不要担心上帝，你的未来往往是由于某一段时间。需要注意的是，海月是明主的，但他不一定会被坤困住。道德是什么时候消亡的，船是从哪里经过天津的？然而教方无恶不作，狼虎也挺身而出。”这首诗写于五代乱世之初的黑暗日子，却意外地洋溢着一种明亮的气氛。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人不要担心现状的趋势。“存在”的现实是合理的，相信未来美好就足够了；其次，个人要守私德，心中无恶。看似危险坎坷的未来，自然是广阔的。当我们后知后觉地观察时代潮流，观察冯导一生所作所为时，的确是符合诗中所说的。但我们还是要问，冯导的自信和冷静是怎么从内心发展出来的？儒家历来注重“内圣”与“外王”的双重追求。但是，其实儒家唯一能控制自己的方法就是“内圣”，也就是修身养性。是否实现“外王”，首先取决于时代的机遇和个人能否“走对路”。所以，“有路可以当官，没路可以走”就成了比较常见的选择。但如果每一个不幸生活在乱世的士大夫都被“裹”起来，乱世的人谁来拯救？但是，如果你在“乱世”时期积极加入WTO，遇到的都是“没门”的高手。怎么才能保证自己不随大流，甚至不帮助别人？冯导的做法给出了答案。首先，培养自己的内心，控制自己的欲望，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行为不逐利，不自私；第二，不管现实有多残酷，我相信未来会更好。说到底，冯导并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才，但他探索了一条大多数学者都能遵循的乱世轨迹。这条轨道的核心“选线标准”是如何为自己选择一个合适的政治目标，核心是如何处理君臣关系。事实上，冯导对君主的要求很低，在战斗、停止杀戮、关心人民等方面都可以持谨慎态度。，他没有建立他对君主的依恋和责任感。在五代乱世中，冯导独特的现实精神和心理机制是由城头上的换王旗的残酷和无常形成的，但也限制了他的心智，使他注定只属于乱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