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室睾丸 奥斯维辛集中营酷刑：纳粹看守针刺男女囚下体

奥斯威辛7号主楼名义上是一个囚犯医院，实际上是一个经常从囚犯中挑选“特殊待遇”对象的中转站。这里被确定为需要“特殊处理”的人，大部分被分批送往毒气室进行杀害，并被零星送往20号牢房，那里有一个死刑注射室，吓坏了很多犯人。

一进医院，去7号楼的病人就分了两类:在纳粹医生看来，短期治疗就能治好的，分在一组，医生给的是真正的治疗。长期治疗后需要治愈的或难以治愈的，放入另一组，送到20号楼“注射室”进行“治疗”。但医生的这种分类是相当不科学的，因为医生只要求患者脱下衣服，然后扫描几眼，根本没有任何诊断，甚至还会给患者量体温。患者通过注射进行“特殊治疗”。他们一个个被带进死刑注射室，由党卫军医生静脉注射。

注射用药物为30%苯酚溶液，用量为10-12厘沲。他们通过使用带有超长针头的注射器刺穿受害者的心脏并注射苯酚来改进杀人技术。从此，受者进入注射室后，被压在类似于牙科椅的注射椅上。两个犯人护士把他的手按在椅子扶手上，另一个护士用毛巾蒙住他的眼睛，使劲固定他的头。这时，党卫军医生走过来，把长针扎进受害者的心脏，然后把针剂往前推。受害者立即失去意识，不到一分钟就死了。注射室的负责人是弗里德里希·恩特斯医生，集中营的医务官，党卫军少校。他在4天内用长针注射杀死了300多名病人。平日里，病人主要由两名党卫军治疗师——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小队长尤瑟夫·克莱尔和赫伯特·舍尔比——以及三四名来自德国和波兰的战俘医生进行长针注射。克莱尔是一名对长针非常冷静的党卫军医生，她经常认为医生选择接受注射的病人太少。

所以他在处决了所有被医生确定要执行死刑的病人后，经常去医院，亲自从等待的病人中挑选注射对象。甚至那些只受了轻伤的病人也可能被他选中。来自维也纳的犹太人赫柏，因为腹部盲肠切除后留下疤痕，被克莱尔送去做死亡注射。他自己坦白的数字是1200多。这种残酷的待遇让患者把医院当成了一种危险的方式。有时候他们宁愿死也不去医院。1942年7月至1943年2月，是死亡注射的高峰期。每天早上，值班的纳粹医生都要去医院和各种牢房挑选体弱多病的男女囚犯，有时20多人，有时120多人，没有耽误。当天必须到20号楼或13号楼的注射室注射。为此，集中营药房按照医生的要求，每隔几天向注射室送酚，每次5-6斤，但对每个病人的致死剂量只有几十毫升。

据被迫在比克瑙分支医院担任孟了医生助手的匈牙利囚犯医生克尼斯里说，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刽子手们也有一种常规的杀人方法:每天晚上，他们挑出70名丧失劳动能力的女囚犯，命令她们一个个脱掉衣服，走进诊所进行“体检”。他们一进房间，刽子手就用大口径手枪打他们后脑勺，一枪就能打死他们。成千上万的妇女被这种方法杀害。

对于试图逃跑的囚犯和犯有严重罪行的囚犯，经常有处决和绞刑等着他们。

对于犯有严重罪行的犯人，不分性别，采用活活烧死的残忍手段。1943年，在比克瑙火葬场工作的捷克囚犯扎林斯基向一位朋友的妻子吐露了毒气室的真相，这位朋友的妻子进入了脱衣舞厅，但未能救出这位女士，他被扔进了用鲜花捆绑的火葬场。1944年，一名试图逃跑并再次被捕的波兰女囚犯在试图自杀后被扔进火里，化为灰烬。

总共有60多万各国居民被纳粹用毒气以外的手段杀害。奥斯威辛已经成为160-200万欧洲人的坟墓。1945年1月27日，苏联军队解放奥斯威辛主营和两个副营时，只有7600名囚犯还活着，许多人已经奄奄一息。这无疑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劳改营——死刑缓期执行

当然，奥斯威辛集中营不同于泰勒·究极婆婆的绝对灭绝营。它在消灭大量犹太人的同时，暂时留下大量犹太人服苦役。牛是马的时候，让它们筋疲力尽后自然死亡。每当有新一批犯人到来，党卫军医生就会冲到火车站站台上挑选:挑选适合重体力劳动的青年男女，排好队到劳动营。剃完毛，消毒，捅了犯人号，就给他们穿囚衣去营里干活。老人、15岁以下儿童、孕妇、病人、残疾人在另一队排队，去毒气室销毁。

一般来说，被选中允许入营的人数比被送进毒气室执行死刑的人数要少。前者往往只占总到达人数的1/4到1/3，有时甚至只有1/10左右。纳粹医生对女性工作能力的要求往往比男性高。有时甚至年轻女性，只要和孩子在一起拖拖拉拉，就被认为不适合工作，被医生赶进了死亡的队列。即使被纳粹医生送进劳改营，也不代表绝对安全:医生一般一个月去一次劳改营进行抽查，发现因过度劳累导致体质明显下降的人，会随时带走，加入下一批进毒气室的人。

那些被纳粹医生允许当奴隶的人过着完全不人道的生活。难怪集中营的传令官、党卫队队长弗莱彻对没有任何伪装就进入劳改营的犯人发表了“欢迎辞”:在集中营的生活条件下，“犹太人最多能活一个月，其他人最多能活三个月...要想离开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火葬场的烟囱飞到天上去。”

因为女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往往比男性差，所以女囚的情况更有代表性。1943年1月27日被关进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法国女政治犯科洛德·瓦扬-古朱里两年半后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作证，足以勾勒出集中营女囚犯的悲惨遭遇:“我和230名法国女性被带到那里，同一个车里……在230人中，只有49人在战后回到法国。一名67岁的妇女在营地呆了四天后死亡。一名安装了假腿的女歌手被选中后立即被纳粹医生赶进毒气室。还有一个16岁的女学生，很快就被毁死了……到了比克瑙分营，就被带去消毒了。我们都被剃光了，前臂上刺着囚犯的号码；然后我就去洗澡，先洗蒸汽浴，再洗冷水澡。在党卫军男女面前，我们都得赤身裸体，然后给我们肮脏的旧衣服，一条羊毛麻袋似的裙子和一件粗布大衣。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

“后来，我们被带进了我们住的监狱。房子里没有床，地上只有一个两米见方的铺板，没有草席，也没有被褥。我们在这个牢房里呆了几个月，一夜难以入眠。这九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如果移动都会打扰到其他人。凌晨三点半，女门卫的嚎叫声把我们吵醒了。我们被棍子打后从铺板上爬起来，被赶去参加集会和点名，连奄奄一息的人都被拖了出来。我们被分成五个人在东边排队站到天亮，在寒冷的冬夜里还要站到七八点。如果遇到大雾，有时候要站到中午，等着穿党卫军制服的女警卫点名。他们凶神恶煞，各持一根棍子，随意打人谩骂。一位名叫杰曼·雷诺的法国女教师在聚会时被一名女警卫殴打。点名后，他们被组织成一个大队去上班。我们在比克瑙的劳动主要是打扫被拆的房子，修路。最难也是最折磨人的工作是排水。这个工作也是最危险的。你得整天光着脚站在水里，随时都有摔倒的危险。盖世太保和政治部男女警卫一直在监视我们，用棍子打人，命令狗咬人，很多女囚被活活打死。咬狗的女看守陶贝尔站在旁边，闷闷不乐地笑着。

“女人落到比克瑙这样的地方，死因太多了，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缺乏最起码的卫生条件。我们12000个女囚只有一个水龙头，而且水是不能喝的，时不时也没有。这个水龙头安装在德国女囚犯的盥洗室里，只能通过哨兵才能到达。站岗的德国女卫兵都是罪犯，他们找各种借口狠狠打我们。所以女性不可缺少的洗澡和洗漱在这里几乎是不可能的。三个多月过去了，我们没能穿上干净的衣服。有雪的时候，我们就用雪水洗；春天来了，我们会在上班的路上发现一个水坑，洗好衬衫裤子，最后洗手洗脸。我们渴了，因为每人每天只能喝两次1/8升的草汤，有些难缠的朋友还活着渴。”

不要以为进毒气室只是犹太女人的专利。自1943年以来，集中营当局推出了一项新政策。所有国家的女囚，包括德国女囚中的政治犯，一旦病重，也会被送进毒气室执行死刑。古久利女士回忆说:“1943年2月5日凌晨3点30分，整个集中营被叫醒，聚集在集中营外的一片空旷的田野上，而通常的聚集地点在集中营里。下雪了，我们饿着肚子一直等到五点。突然，有了信号，每个女囚犯都要一个一个地进门。党卫军逼着我们拼命跑，每个人都得到了一根棍子。那些太老太弱跑不快的女人被一个个用抓挠钩钩住，被押送到25号牢房，也就是毒气室里的等候室，女囚们称之为天堂的入口。这一天，仅我们组就有10名法国妇女被送到25号牢房。

死在25号牢房比死在其他地方更糟糕。因为都是注定要死的女囚，只有厨房里有多余的剩饭剩菜，才能带给这里的女囚。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几天不喝一滴水。很多党卫军都是骂人的家伙，比如比克瑙女子营的大副赫斯勒，党卫军的班长刁巴尔，他们都不轻易放过这些垂死的女人。踢打这些裸体女囚，放纵凶猛的德国狗，把它们咬成血淋淋的碎片，是他们惯常的取乐手段。在25号牢房的院子里，经常有成堆的尸体。在尸堆中间，会不时伸出一只手或一个头，试图挣扎出尸堆。如果一些女囚犯擅自照顾25号牢房的女囚犯，一旦被发现，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锁在25号牢房，成为同样不幸的受害者。法国女囚犯在奥斯威辛等集中营的地位比较高，享受的待遇还是一样的。底层犹太女囚犯的命运比猪狗还要惨。

虽然法国女囚犯的生活条件相当差，但一个牢房里只有九名女囚犯。比克瑙的犹太女囚犯住在未经改造的仓库或马厩里，一个牢房里有1500-2000人。很多人晚上不能躺下，因为面积太小，只能缩成一团坐着。如果像法国女囚犯一样，一天喝两次草汤，肯定会欢呼雀跃，因为1000多人每天只能喝到一桶水，甚至用它来喝水、洗澡。不管他们有没有犯错，每天都会被鞭打。党卫军的目的是让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犹太人。他们工作时间更长，劳动强度更高。他们一旦得病，就没有权利去医院，也不敢求助纳粹医生。他们渴望找到患病的犹太人，以便随时得到特殊治疗，即送至25号囚室等死，或送至20号囚室进行心脏注射。因此，患病的犹太妇女只能忍受痛苦，继续工作，直到筋疲力尽，倒在地上。因为他们是种族灭绝的关键目标，根本没有生孩子的权利。党卫军的女卫兵永远不会允许她们停止工作，直到她们在分娩前感到阵痛。

宝宝出生后，平时没有出现在牢房里的党卫军医生护士赶到现场，却不是来照顾产妇的，而是来给宝宝注射毒针的，这是他们必须履行的职责。遇到爱恶作剧的纳粹护士，宝宝的命运就更惨了。她会把婴儿放在一个隐蔽的房间里，让婴儿饿死或冻死，或者把婴儿送到奥图·摩尔，火葬场里的魔鬼，他会把婴儿扔进燃烧的火葬场。当你遇到一个像孟了那样杀人的医生，生孩子就足以构成死罪，女人进入毒气室只有一条路。所以很多临产的犹太孕妇倾向于单心，宁愿由同情她们的女囚医生秘密堕胎，也不愿让一个无辜的胎儿在人间受苦。"

政治部负责维护集中营的恐怖统治，镇压犯人反抗。是盖世太保的派出机构，主要位于奥斯威辛。政治部主任是奥地利纳粹马克西米连·格拉布纳。他和他的下属卡达克、伯杰、布罗德、霍夫曼、胡斯塔克、拉赫曼、威南德等。，他们都是杀手和恶棍，对囚犯来说就像狼一样。政治部的第一个日常任务就是执行死刑。主建筑10和11之间的大面积空已经变成了一个特殊的执行场所。政治部人员每天都要从牢房里带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苏联战俘、政治犯、企图逃跑或犯其他重罪的犯人来执行死刑。有时候为了给别人做个榜样，尤其是那些企图逃跑被抓回来的人，应该在全营点名的时候公开吊死。其次，是对犯过错误的犯人进行折磨。他们实施了各种刑法。根据战后格拉布纳在克拉科夫法院的叙述，根据集中营指挥官霍斯的命令，政治部在进行审判时经常使用以下刑罚:

1.摇摆。就是把犯人的手绑起来，然后让犯人蜷腿，把绑好的手放在上面，腰和手之间穿一根竹竿，让犯人一边摇头一边用鞭子和木棍抽打。

2.破坏男女犯人的生殖器。把一根长针扎进他们的睾丸，或者拼命踩他们；对于从不吐槽的犯人来说，他们只是压碎睾丸，导致他们在无法忍受的痛苦中死去。对于女囚来说，强大的药物被塞进了她们的阴道，让她们可以接受下地狱的滋味。

3.灌溉。捏住犯人的鼻子，用力往嘴里倒水，经常用10斤的水桶。同时，打它。

4.骨折。也就是折断犯人的肋骨和骨骺。

5.关进地牢。所谓地牢，其实只是烟囱状的特殊建筑。黑暗中没有光。因为空房间极窄，犯人只能站着或蹲着，不能躺着。警卫没有提供任何食物。当囚犯们如此饥饿时，他们不得不吃死去朋友的尸体，最后他们忍不住死去。

培养卡波也是政治部的重要任务。所谓卡波，就是努力工作，同时能够遵守集中营的纪律，甚至愿意当纳粹走狗的俘虏。他们一旦得到政治部的认可，并被授予黄袖章，就会立即获得监督、拷打、折磨甚至杀害其他犯人甚至自己同胞的特权。他们的特权在于可以留长发，完全不参加劳动，饮食比普通犯人标准高10倍以上。即使是经过许可，非犹太人的卡波也可以进入火葬场的女脱衣舞室，挑出犹太美女，发泄完兽欲后再推进毒气室，或者进入普通党卫军士兵有权进入的营地妓院享受。一旦尝到甜头，卡沃斯就以加倍的忠诚回报他们的主人，并不惜一切手段折磨囚犯。战后，许多幸存的囚犯证实，犯了错误的囚犯落到卡波手里比落到党卫军手里更糟糕。Kapo对过失犯的处罚包括:

1.最轻的故障也要掼25下；

2.犯了严重错误的犯人被送到惩罚室，最后的结局往往是死亡；

3.不给全饭吃，折磨通宵，让他们睡不着，不许治病；

4.惩罚女囚赤膝跪在锋利的沙砾上，两手各持一块大石头，高举过头顶。如果他们稍微弯曲，就会被毒打。

纳粹通过卡波体系，不仅分割了囚犯的阵营，还为自己培养了一批得力的走狗，从而加强了对囚犯的监管，在集中营的各个层面都种下了耳目。

政治部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监督广大犯人，制止他们逃跑、打架、懈怠，建立地下组织，防止犯人和内部工作人员泄露集中营秘密。他们通过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在主营、两个副营、39个卫星营建立间谍网，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党卫军犯人、员工甚至男女警卫中安插耳目，日夜监视着整个营地所有人员的一举一动。盖世太保的影子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盖世太保指挥下的巡逻队每天24小时乘车或骑摩托车巡逻，随时搜寻他们认为可疑的犯人，禁止男女犯人、营地之间的犯人、不同民族之间的犯人串联联系。盖世太保为了更直接、更严密、更及时地监督和跟踪不规范的行动，用各种卑劣的手段收买犯人的渣滓做间谍，破坏了酝酿中的许多反抗斗争。然而，一旦叛徒的身份被囚犯发现，他们的主人立即毫不留情地把他们送入毒气室。特别阴险的是，盖世太保为了侦破一些大案要案，经常屈尊冒充犯人，穿上破旧的囚服，故意让同伙把自己打得鼻青脸肿；进入牢房后，他诅咒Cabo和看守，这导致他们殴打自己，以骗取囚犯的信任。果然，很多缺乏对敌作战经验的犯人被骗了。他们甚至在前往刑场前夕，向这些伪装成勇士的阴险敌人吐露了埋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

用“劣等种族”代替豚鼠进行可怕的医学实验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纳粹医生还允许一些年轻的犹太男女、吉普赛人和非犹太政治犯不从事苦役或杀害他们，但他们的命运往往比那些一下子被毒死的人更悲惨——他们将像豚鼠一样多次接受纳粹医生、专家和教授的活体测试。即使他们在不人道的手术中没有死于难以忍受的疼痛，他们也往往会在失去实验价值后被杀死、射杀或赶进毒气室。即使极少数幸运的人献出了生命，他们也不可避免地会永久残疾或至少失去生育能力。

根据主管部门的指示，党卫军经济管理总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男女囚犯可以由全国各地的纳粹医务人员共用。医生只要付给集中营当局6-15马克，就可以任意控制一个健康男女囚犯的生死。这样，在奥斯威辛、比克瑙和莫诺维茨集中营的医院和手术室里，往往有几十名来自党卫军或大学和研究所的医生或研究人员，利用男女囚犯的尸体和各种器官进行各种残酷的实验。奥斯威辛集中营是纳粹医生和科学家进行活体实验的最大场所。战后，根据纽伦堡国际法庭的说法，这里至少进行了21种医学科学实验:1。从女性囚犯的子宫颈上切下人体组织，直到子宫颈被切除。甚至整个子宫；2.用专用设备高压注射一些未经试验的新制剂到女囚犯的子宫内，以便对其子宫和输卵管进行x光照相，然后进行性器官功能检查；3.对年轻女犯人的盆腔进行超大剂量X线照射，然后切除两侧卵巢；4.宫颈癌细胞接种试验；5.腹部局部炎症手术；6.对犹太青年男子睾丸进行超高剂量X线照射，摘除睾丸；7.根据法国、拜耳等德国化工公司的要求。，给年轻女囚犯注射各种新药、新化学制剂，观察其反应，并研究相应的改进方法；8.在男性服刑人员腿部皮肤上使用化学刺激试剂，造成人工溃疡和炎性肿瘤；9.强迫做过绝育实验的男女与健康的异性犯人发生性行为，检验绝育效果；10.手动剥活人的皮；11.疟疾的人工传播；12.人体高压仓负压试验；13.冷冻人体的加温试验；14.人工妊娠试验；15.人心脏对酚类药物的反应试验；16.制作人体医学标本；17.化脓性蜂窝组织炎的人工培养；18.双生子的测量与研究；19.强制性的性别改变实验；20.煤油皮下注射入人体的敏感性试验；21.眼睛变色试验。最大的医学实验之一是强制绝育。以德国著名妇科医生卡尔·克劳伯格为首的一批纳粹医生受希姆莱的委托，发明了一种经济方便的女性绝育方法。他们以常规妇科检查为由，骗取了一大批女囚犯的配合。然后，使用超长注射器，通过子宫腔将效果不确定的溶液强行注入他们的输卵管。这种溶液腐蚀性很强，通过腐蚀输卵管内壁造成堵塞而造成绝育效果。所以很多做过这种测试的犹太妇女都遭受了极度的痛苦，也有一些人因为医生形成的子宫外伤而大出血死亡。战后，据一位曾为克劳伯格医生服务的党卫军小队长说，在他任职期间，几具被解剖的女性尸体被从克劳伯格医生每周工作的奥斯威辛10号主楼运走，送到火葬场焚烧。德国化工巨头法本·康采恩也放过了奥斯威辛的廉价囚犯。他们与集中营里的党卫军医生和药剂师勾结，用女囚犯的尸体来测试正在开发的各种新药。为达到这一目的，纳粹药剂师克劳修斯给200名苏联女战俘注射了比正常剂量高出十几倍的激素，导致这些女孩的内分泌功能严重紊乱，几天之内都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正在执业的党卫军医生和德国医学院的学生也来了，随意切除犯人的四肢和内脏，切除女犯人的乳房、子宫和卵巢，以迅速提高技能。

事实上，集中营的囚犯已经失去了一切。他们一到达奥斯威辛站台，所携带的一切都被强行带走。被允许留下来的工人被榨干了所有的血汗。根本不考虑他们的人格和尊严。不仅被警卫骂了，还被逼着吃别人的屎和尿。更有甚者，一些党卫军还别出心裁的搞“人狗联姻”，就是指使受过专门训练的大警犬在z岗强奸三四岁的女孩。不仅如此，反派警卫还强迫女孩的母亲观看现场。

甚至对于被大量处决的犹太人的尸体，敲骨吸髓的纳粹也要进行最后的掠夺:把女人的长发剪掉，做成绳子或垫子；人类的皮肤被纳粹艺术家精心剥开，制成各种精美的艺术品；死者的金牙被拔出，炼制成金砖或金条；尸体火化后留下的人体油脂被无孔不入的专家加工成肥皂；甚至受害者的骨灰也被刽子手碾碎，作为肥料卖给德国农民。

集中营的犯人被人为分为八类，每一类享受不同的待遇。德国人属于第一类，北欧国家属于第二类，法国人属于第三类，巴尔干国家属于第四类，俄罗斯人属于第五类，吉普赛人属于第六类，犹太人属于第七类；原本只有这七类。1943年9月以后，纳粹当局将背叛自己的意大利人列在最底层以示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