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杜 胡适为何去台湾 胡适子选择留在大陆

胡适在抗战结束后，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这也成为后来北京政府批判胡适的主要原因。据资料显示，当时胡适跟着蒋介石去台湾时，小儿子胡思杜独自留在国内，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职位。很多后人都不理解，胡适当时为什么选择国民党，摒弃共产党呢？下面本站小编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胡适为何去台湾？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也是中国早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胡适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在中国大陆，北京政府曾对胡适进行过广泛的批判，这位历史文化名人因此蒙受过不明之冤。

胡适追随国民党，摒弃了共产党，这是胡适必然要走的道路。作为杜威的学生，胡适饱受了英美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浸润，而这些思想都与共产党及其暴力革命是水火不相容的。相比之下，鲁迅说“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我一个也不宽恕”时，与共产党暴力革命有着某些逻辑上的暗合。鲁迅的思想，注定了他与共产党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因此被毛泽东封了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

胡适说过，“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敬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暴力革命可能声称自己是民主，甚至是真正的民主，但它本来就是不宽容的态度。暴力革命破坏了反对党存在这一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在暴力革命取得成功时，必然对反对党采用暴力镇压反对党。在胡适看来，暴力革命必然带来“反民主的集体专制。”

表面上看起来，胡适好象不喜欢共产党。事实上，胡适反对的都是不容忍态度——谁要用暴力推翻政权，胡适就会为该政权说话，即使该政权有很多问题。如此一来，胡适给人有“保守”的感觉。胡适不赞成暴力革命，也就成为了革命者心目中的“反革命”。对于胡适而言，变革不是一夜间的“批发”，而是点点滴滴的累进变化。我们可从中看出，胡适的思想中还有很深的“进化论”的烙印。

在胡适看来，国民党也搞一党专制，但不承认一党专制是最终形式，它只是过渡到宪政的准备时期，这是孙中山早就认定了的观点。因此，国民党只是威权政治，还不是极权政治。不像极权政治，威权政治的触角不会向国家和社会无限延伸，也不会用意识形态来“结扎”民众的思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胡适办过《新月》和《独立评论》杂志，虽然被查封关掉过，但还可以再办。很明显，在威权政治下，思想和言论还能有一点空间。

1941年，胡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演讲中开始使用“极权”这一概念，并将极权体制锁定在当时的三个国家：斯大林主义的苏联、纳粹主义的德国和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 。胡适对俄国的“十月革命”颇有微辞，认为俄国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式，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了一个人的专制。”看来，胡适不喜欢共产党也就再所难勉了。不过，从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30年内，以“人民专政”的口号，对人民进行了专政。这证明了胡适的思想并没有错，也证明了他到台湾是正确的选择，否则，他留在大陆的结果只会是瘐毙而亡。鲁迅若活到1949之后，毛泽东也要他“要么闭嘴，要么呆在监狱里”，更何况不喜欢暴力的胡适呢？

坦率地说，从今天来看，胡适的思想并不深刻，却富含着逻辑与智慧。前面说过，暴力革命是不宽容的，不宽容就是反民主。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后，它必然是采用暴力形式来镇压反对者。尽管它会打着“民主”的旗帜，它最终会成为一种极权政治。瞧瞧，多么简单的逻辑，它甚至是常识！有时候，我们缺乏的不是别的，恰好只是常识。

我们知道，在《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经济秩序》等着述中，哈耶克详尽论述了集体主义和计划经济，认为这些都是极权主义的必经之路。相比之下，胡适更早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当时的中国不可能广泛接受他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抛开文学造诣不谈，胡适应比鲁迅更有政治智慧。

胡适子选择留在大陆

胡思杜，是现代着名学者胡适之子。曾留学美国，1949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在唐山铁道学院马列教研室任教，1953年任马列资料室主任。1957年9月21日“整风反右”斗争中不堪屈辱，自杀身亡，被错划为右派。1980年平反。

胡思杜是胡适的小儿子，生于1921年12月17日，上有哥哥祖望和姐姐素斐 。按学者沈卫威先生的描述是：“思杜年少时患肺病，小学时读时辍。胡适曾让自己的学生罗尔纲做家庭教师，教思杜和祖望学习，同时帮他整理父亲胡传的遗作。后来思杜入校读书，但非聪颖之辈，善交朋友，贪玩乐。”

抗战开始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哥哥祖望亦于1939年前往美国康乃尔大学读书，而思杜则和母亲留在国内。思杜于1941年5月也到了美国，学习历史。1948年夏，思杜随父亲的朋友一起回到了北平。许多人看在胡适的面上，纷纷请思杜到大学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只同意思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1948年12月，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等文化名流。来使告诉胡适，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胡思杜执意留下。胡适的妻子江冬秀为此感到很难过，不愿意扔下小儿子，却又没有办法，只给思杜留下许多细软和金银首饰，说是让思杜结婚时用。邓广铭先生回忆道：“当时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结果胡适夫妇就把他留下了。”

1949年1月，胡思杜调到北大图书馆，为胡适留下的书籍编目。9月起，胡思杜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分在二班七组。 1950年9月11日，胡思杜致信在美国的母亲江冬秀，告诉了革大毕业之事，信中说：“我从下星期起就要到唐山交通大学教书，那里有不少熟人，学生也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一切都很安定，希望您别挂念。”信中还盼父亲胡适少见客，多注重身体。

在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胡思杜违心地批判自己的父亲，还亲自编写和登台演出反美话剧《美国之音》。9月22日，思杜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斥责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此事在海内外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震动。耐人寻味的是，胡适一反常态，在他的日记里除了分别于9月26日、9月28日、10月4日剪贴相关报道之外，并未过多谈及此事。

“学习改造”结束后，胡思杜还到堂舅江泽涵家取走了那一皮箱细软东西，“说是要把这些东西上交给共产党的上级组织，他以后用不着这些东西了”， “向党组织表示他的忠心”，“同时他还说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胡思杜在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当历史讲师，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父亲“赎罪”。

从蒋圭贞给胡适的信中，思杜此时“有一个女朋友，现在贵州，明春可能回来，希望他明年能结婚”。但这个女朋友后来也跟他分手了，此后再也没人愿和思杜谈恋爱。在1949年以后接触思杜最多的亲人恐怕就是亲戚胡思孟先生了，他回忆道：“思杜也没有对象，找不到对象。别人一介绍，女方一听他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女方都不愿意了。”

1957年鸣放时，胡思杜想入党，就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了不少建议。后来把他定为右派分子，说他是向党进攻，并抬出他的父亲胡适一齐批判。8月29日，《河北日报》以《我省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获得初步胜利》为题，发表“本报消息”：“如唐山铁道学院素称‘铁树不开花’的老教授史家宜，在斗争中都大胆揭发出右派分子胡思杜等挑拨离间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反动言论。”

1957年9月铁道学院给他当时往来最多的亲戚胡思孟打了个电报，让他去唐山。到唐山后，胡思孟“看到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他 的，也有批判胡适的”。组织上告诉他，胡思杜是21日“畏罪上吊自杀”，并给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遗书”。此时胡思杜已经被装到棺材里，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个坑，把他埋下，立个小木牌，“现在恐怕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了”。

料理完后事之后，胡思孟便把他的书和衣物装了一架子车托运回北京，“其中《新华月刊》就有一大箱子，还有许多外文书”。后来由于“ 家里没有多余的房子放他的书刊，我就把大部分当废品卖掉了，卖了几十块钱。”后来因为胡适的关系，胡思孟在“文革”期间被打成了“黑帮分子 ”，被迫离开所在的铁道部印刷厂，改到火车车辆段当工人，不久又被赶出北京，押送到宝鸡修铁路，直到“文革”后退休了才回到北京。“文革”开始后，红卫兵们闹抄家，胡思孟因为害怕，就把胡思杜的书大部分都烧了，甚至“只要有胡适和思杜写的字，签的名，都撕下来烧了，现在仅存10几本外文书了”。至于那份“ 遗书”的抄件，也在“文革”期间被胡思孟撕掉了，只保存下纸的一角。

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台北，也不知道他的小儿子已经不幸去世。！

“文革”后期，胡祖望从美国给尚在大陆的江泽涵夫妇写信，了解他们的近况，并问及他弟弟思杜是否还活着。但当时的江泽涵夫妇一家“因为与胡适的关系，也是被整得几十年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不敢给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关系’、‘胡适关系’惹出祸端来，就把这封信交给学校的领导，征求他们的意见”。学校没有明确回复江泽涵夫妇，他们也不敢回信，直至“文革”结束后，他们才又与胡祖望取得了联系。

胡祖望先生于2005年3月12日病逝于美国，享年八十六岁。有消息说，胡祖望生前曾表示，愿死后葬在台北的父母墓旁，并与弟弟相伴。在胡适夫妇墓地的东南侧，有一块胡祖望为其弟胡思杜而置的约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纪念碑。胞兄祖望泐石。”草成于丁亥年八月初四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