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璐瑛 永远的感念：我心中的周恩来和邓颖超

总理去世时，我在长沙的母亲是湖南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当时“四人帮”禁止追悼会，我妈主持了几次追悼会，讲总理的过去。她说，即使第二次被击败，她也会哀悼她爱的好总理和人民喜欢穿的衣服。

周恩来和邓鹰巢在长城合影

口述:北陆英，整理:秦海，本文摘自2008年第9期文史博览

我的父母过去在和邓附近工作，后来有了联系，并得到了周总理和邓的教导和帮助。这是他们永恒的感觉，也是我永恒的感觉。

首相改变了我大哥的命运

父亲是龙茜，四川云阳人，1910年出生，爷爷是个小地主。

我父亲从小就渴望学习，被上海的一所大学录取了。云阳是一个山区。我的父亲可以去上海，我的祖父非常自豪。但由于担心父亲到了上海后回不来了，他跟父亲说了一个吻，逼他结婚。她结婚后不久，我父亲去了上海。

那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革命思想在上海风起云涌，父亲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学生运动。当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党的领导人犯了“左”的错误，经常盲目行动。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小剧场秘密会面。这个剧场只有两个出口，这是秘密工作的禁忌。由于叛徒的告密，剧院被反动军警包围了。那天几乎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被捕了，我父亲也被捕了。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同台”案例。

我父亲被关在南京军事监狱。1937年“Xi事变”后，国共合作后，父亲被释放。曾在李克农领导的“社会事务部”工作，被称为“龙副官”。先是在武汉，后随李克农到重庆，他成了周恩来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机要秘书。周恩来当时是该党的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是童，书记有乔、龚澎、荣高唐。

龚鹏毕业于一所教会大学，长得漂亮，口才好，英语也很好。他是办公室的发言人。发布新闻时，她通常同时发布中文和英文。非常受欢迎，是当时“重庆的必备品”。国民党很嫉妒:这么漂亮有才华的女人，怎么会被共产党接管，还这么忠诚！他们也想找这样的人，但是漂亮的不是能说会道的，能说会道的也不是漂亮的，漂亮又能说会道的英语也不好，也没有像龚澎那样的革命激情。当时的记者，尤其是西方记者，只要听说是龚澎发布的消息，就不得不参加。

文化大革命初期，龚澎是外交部部长助理。有一次，叛军拿走了她写有外交机密的笔记本。她又气又急，结果中风半身不遂。当周总理得知她的笔记本被抢时，她非常生气。她对叛军说了几次:除非你交出龚澎的笔记本，否则我永远不会和你说话。

此时，你不妨插一句“花絮”。有一个人叫赵浩生，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他是第一批访华的美籍华人之一。退休后，他在美国大公司担任顾问。他有一次来中国，请我吃饭。听说父亲在重庆的时候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还说起了自己对周总理的印象。

他说，虽然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但周总理对他很好，从不歧视他。一次聚会后拍照，他觉得自己是国民党的，离得很远。周总理把他拉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站在自己身边拍了一张照片。在与周总理的接触中，他相信共产党会赢得世界。因此，他写的一些新闻稿中经常充斥着一些共产党的声明。

让我们回到我父亲身边。我父亲在武汉时，娶了我母亲。他对老伴没有感情，老伴是爷爷在老家安排的。此外，他已经离开多年，再也没有见过面。刚听说爷爷去世后，舅舅把所有的家当都据为己有，把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和儿子都赶走了。

这个女人很坚强，也很有能力。她靠织布养活儿子和自己，攒钱给我在监狱里的父亲寄钱。父亲立即把钱交给了监狱里的地下党组织。钱不多，但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以用来买警卫员与外界交流，给生病的朋友买药。父亲出狱后，情况混乱，忙于工作。他不承认包办婚姻，所以没有联系。母亲直到嫁给父亲才知道这段婚姻。

但是周总理知道这种情况。我父亲没有告诉总理，而是在他向组织填写表格时解释了这一点。首相把这件事放在心上，通过地下党组织找到了父亲的第一任妻子。这时，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大哥，已经十一二岁了。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哥哥的妈妈希望让她的孩子出去上学。然后丞相安排把大哥和母亲从四川送到延安。大哥上学，他妈妈学当护士。

我的大哥龙吉在延安上的中学。解放后考入唐山铁道学院，学习隧道工程。毕业后，他回到四川，默默为中国的铁路建设工作。他母亲因为身体不好提前辞职，和他住在一起。他们都非常感谢周总理，是他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我们，包括我的母亲，也非常感谢周总理。周总理派人去找他们，不是应他父亲的要求，而是应总理的倡议。这也体现了周总理对人民的关心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我母亲珍藏的一条裙子

我妈妈，宁波人，六岁的时候跟着奶奶去了上海，后来加入了共青团。抗日战争爆发后，母亲忍痛离开病重的祖母，只身前往武汉寻找党组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经人介绍嫁给了父亲。

母亲原本有一个名字。参加革命后，她在高尔基的《海燕》中倡导海燕形象，改名为贝海燕。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共产党与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合作成立战时服务团。共产党员陈伟清担任干事，母亲担任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

邓非常喜欢我妈妈，给了她一条心爱的裙子。妈妈舍不得穿，很珍惜。后来，从重庆到延安，解放后，她搬到了长沙，很多东西都丢了。这条裙子一直完好无损地留在她身边，成了她母亲的珍贵收藏品。

我妈还有一件事跟邓鹰巢有关，值得一说。在重庆，我妈怀了我哥，去了延安，分配了一份工作。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频繁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处于相对困难的时期。为了渡过难关，中央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号，同时精简了一批怀孕带小孩的女同志。我妈妈就是其中之一。弟弟出生后，妈妈带着弟弟。

当时很多女性因为怀孕生子离职，都是向组织要工作。邓说，所有的女同性恋都想工作，但孩子是革命的后代，有些人要抚养他们。于是她发出号召，让有知识、有经验的妈妈当护士，帮助有孩子的妈妈照顾孩子，让她们可以放心地工作。

有些人不想去，因为当护士不是干部，而是工人。当时也有人在意这个身份。为了响应邓的号召，我母亲去了幼儿园当阿姨。据说只有我妈一个人愿意当护士，所以邓鹰巢当时对我妈印象很深，也很称赞她。

父亲从重庆回到延安汇报工作，得知母亲当了护士，非常不高兴。邓听说后，就去找我父亲，严厉批评他，说这是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的区别，要求我父亲改造世界观。我父亲顺从地回顾了他的错误。

母亲是一个非常善良有同情心的人，这一点从母亲对父亲第一任妻子的态度就能明显感受到。1978年，我父亲去世了。我妈当时给中央老干部局写了一封信，说当时斗争环境艰苦，我爸和第一任妻子离婚了。虽然得到了组织的批准，但实际上并没有正式的离婚程序。她是革命的功臣。我父亲在监狱的时候，她把钱存起来送进了监狱，希望能酌情给予一些经济上的帮助。

老干部局局长郑非常感动，说办了这么多丧事，二夫人从来不替一夫人说话，还和丈夫离了婚。所以我破例给了大哥的妈妈一次性补助8000元。当时，那是一大笔钱。我更尊重我的母亲。1998年2月，时任湖南省纺织厅最后一任厅长的母亲去世。她工作的湘潭纺织厂1000多人来到长沙参加追悼会，很多老工人失声痛哭。

父亲的尴尬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撤出延安，随军队南下，定居长沙。曾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革命大学教务长。离开长沙后到广州工作。他在担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时犯了一个错误，调到北京高等教育部工作。

龙潜、贝海燕在延安，贝陆英在他怀里

我一直认为我父亲犯了一个右倾错误。后来从《陈寅恪最后二十年》一书中得知，父亲犯了一个“左”的错误。著名学者陈寅恪当时是中山大学教授，他的父亲在大会上多次公开批评陈的右翼思想是“封建残余”。那是在“反右”斗争之前，他对陈寅恪这样的知识分子非常宽容。这引起了老教师的反感，也不符合当时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所以我父亲受到了广东省委的批评。

对此，父亲一直不服气，并去北京找周总理诉说自己的“冤屈”。周总理严厉批评了他的父亲，他相信并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然后进行了多次检讨。

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回到父亲身边，晚上睡在书房里，随便翻看他的东西。无意间翻出一封信，是上世纪60年代初云南大学的一些师生写给父亲的。我父亲在那段时间担任云南大学副校长。信中称赞父亲在困难时期与师生同甘共苦，关心他们的生活，特别是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让他们感受到党的政策的温暖。我想一定是被周总理严厉批评后，父亲吸取了教训，改正了错误。由此，我们也能感知到父亲对周总理的笃信。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先随部队南下长沙。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去长沙和爸爸团聚。当时父亲是革命大学教务长，母亲也在革命大学工作。因为妈妈爱唱歌，曾经指挥过合唱团，编排过歌剧《红叶河》，成为艺术团班的班主任。不久后，母亲觉得自己学历太低，不能在学校工作，要求去基层、厂矿工作。组织接受了她母亲的要求，把她调到长沙玉祥纱厂担任党委书记。母亲是一名工人，这份工作非常适合她，所以她从那以后就投入了工作。那是家庭事故发生的时候。艺术团班有个女学生，出于各种考虑，占了便宜，插在父母之间。她比她父亲小26岁，高中毕业。在当时，即使她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她也肯定有优势。父亲和母亲离婚了。我妈妈不希望我的家庭破裂，也不希望我和哥哥失去父亲。她一开始不同意。该组织还发现了父亲的问题，并严厉批评了他的父亲。当时湖南省委也作出决议，批判龙潜同志的资产阶级思想。父亲觉得不能留在湖南，要求调走，于是调到广东担任华南分公司副秘书长。然而，经过这场风波，父母之间的裂痕很深。另外，爸爸一直叫人做妈妈的工作，妈妈很烦，所以同意离婚。这是在1954年。当时老干部离婚几乎成了一种趋势。

为了遏制这种趋势，刘少奇亲自抓了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老干部，老伴也是老干部。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并和她离婚了。结果他差点被砸到底，从6年级到19年级，去江西一家小工厂当厂长。另一个是正面例子，他也是老干部。他的妻子还是个小脚女人。有人劝他离婚再找一个，但他拒绝和妻子在一起。后来我妈跟我说，如果是几个月后，你爸会想走的。母亲告诉我，离婚后，父亲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她承认自己很坏，辜负了母亲。但他也说他们同意离婚，而且他们多次同意，那她为什么要向周总理投诉呢？妈妈很奇怪。她再次对父亲不满，但她仍然珍惜父亲的政治前途，绝不会写信给总理抱怨。后来才知道这封信是我大哥写的。他也对父亲的行为不满，出来打抱不平，因为父亲的新婚妻子比他小。看到这封信后，我觉得总理严厉批评了他的父亲。

1963年，我还在上高中。今年暑假，我去北京看望我的父亲。这是我父亲再婚后第一次见到他。父亲很高兴，带我去了长城、十三陵等地，晚上还带我去看演出。一天晚上看演出时，周总理来了，邓鹰巢也来了。他们没有坐成一排。当周总理出现时，观众起立鼓掌。首相频频点头、挥手和鼓掌。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周总理，我非常激动。邓坐在我们的前排。

演出结束并退场时，邓见到了父亲并过来迎接他。父亲介绍邓:这是我的女儿。可能是怕惹事，我爸故意没说我的名字，因为我姓我妈的。邓本来是很和蔼可亲的，可是突然沉下脸来，看着我说:你妈妈贝海燕是上海工人，是坚定的革命家，是好干部，很好的干部！你应该向你妈妈学习！我本想告诉邓鹰巢我在跟踪我妈妈，但当我看到我爸爸的尴尬时，我不忍心说出来。邓走后，父亲站着不动。我本想借此机会和首相面对面，但父亲匆匆把我带走了，显然是因为害怕再次尴尬而避开了首相。回到长沙后，我把邓鹰巢说的话告诉了妈妈，妈妈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首相心中的痛苦

我父亲说，自从来北京工作以来，几乎每年，在重庆红岩村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要和总理聚一聚。我父亲还把我从首相那里看到的和听到的一些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告诉了我。到目前为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孙伟时。

父亲说，总理没有自己的孩子，但养女很多，大多是烈士子女。孙维世就是其中之一。父亲为革命牺牲，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一路乞讨找到党组织和武汉。当时国共合作，武汉有八路军办事处。但是门卫不让他们进去。孙伟时还是个小女孩，放声大哭。哭声惊动了里面的人，出来的人问了他们的情况，接待了他们。他们一家四口被送到了延安。孙维士的父亲曾与周总理共事，周总理视孙维士为教女。她聪明又有魅力。在众多养女中，据说丞相最喜欢孙维时。后来，孙维世去了苏联学习戏剧。他回国后一直从事戏剧工作。她的哥哥是朱德的秘书。

首相工作很忙，经常不休息。孙维时去，总有办法让丞相放下手头的工作，休息一下。因此，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希望并欢迎孙维诗，因为当她来的时候，总理不仅能暂时离开工作岗位，还能感到高兴。有一年，孙维士给鹰巢总理和邓办了结婚纪念日，大家都很高兴。

据说林彪曾经追求过孙维士，但孙维士对林彪不感兴趣，拒绝了林彪的追求。按说，这给叶群留下了一个机会，她能够嫁给林彪，并在未来耀武扬威。但叶群其实为此恨透了孙维士。在延安的一场彩排剧里，江青想演参加革命的大夫人，但因为年纪太大，不得不演阻碍革命的虞姬，孙维士演大夫人。江青因此也恨透了孙维士。

孙维世在苏联学戏剧的时候，在俄罗斯受的教育比较多，所以就爱上了从事戏剧志同道合的金山。周总理对这段婚姻不满意，所以对孙维士坚持要嫁给金山感到不太高兴。“文革”前，孙维诗和丈夫金山去大庆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两年。它们被写成了一部剧，展现了大庆人的精神，尤其是“铁王曼”为世界而战，为国家而奋斗的精神。请邀请首相去看演出。首相看到了，非常高兴。

文革后，金山遭殃，被叶群、江青“加倍”痛恨的孙维士更是遭殃。因为她去过苏联，她还被指控为“苏修”间谍。周总理得知孙维时已被逮捕，就赶紧问秘书他被关在哪里，希望她少受点罪。当我发现孙伟时已经死了，而他被捕才七天，他的死是极其悲惨的。

周总理听到这个消息，一言不发，在那里坐了40多分钟。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是想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就这么打算死了呢？还是想当好总理，却保护不了自己的女儿或者烈士的孩子？可想而知，这是人生的一种痛苦！

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吃了很多苦，包括民族之痛、家庭之痛、战友之痛、家人之痛。他最疼爱的女儿孙维时的惨死之痛，一定是丞相心中永远的痛。

我永远的遗憾

1965年，我被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录取。这所大学是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创建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总理连续几次来我校读大字报，参加学校召开的批判大会。“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组入校，我当选为“文化大革命副主席”。

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来学校开会时，我负责在台上给他们倒水。我第一次给周总理倒水的时候，看到他离得这么近，激动得把杯子里的水都倒掉了。首相和蔼地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膀，这让我很平静。

当时学校分两组，另一组大惊小怪，写了大字海报说“贝主席”给工作组端茶倒水，很勤快；周总理来了，却如此疏忽。第二天周总理来了，看到这些海报，就问贝主席是谁。有人回答:是昨天倒水的那个女孩。周总理说:她不是给我倒水了吗？结束了。

我看起来很像我父亲。有一次，我还在台上倒水，周总理严肃地看着我，脸上带着若有所思的表情。我听人说周总理有惊人的记忆力。他是不是从我的长相上想到了我的父亲，那么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他问身边的人:孩子叫什么名字？我被告知我的名字。当他听说我姓“贝”时，他不再说什么了。我很想站出来告诉总理，我是龙潜的女儿。但是经过多年的教育，不要炫耀你的父母。我几次想张嘴，但还是忍住了。后来想起来，真的很后悔。这可以说是我永远的遗憾。

70年代初，周总理不断听到自己身体不好的消息，非常担心。1974年，我在科学院工作。今年国庆，大家都关心总理能否参加国庆招待会。我经常和我们部门的领导谈论总理。他也知道我父母与总理和邓的关系，所以他特别照顾我，还找借口让我参加今年的国庆招待会。

所谓的借口，就是给此时正在中国访问的美籍华人陈胜当翻译。陈省身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听说给他安排了翻译，他莫名其妙地说:我还需要翻译吗？我们主任说:让她陪你。

招待会前，几乎只有一个话题:周总理会出来吗？你会说话吗？大家听说总理身体不好，可能不出来，但都希望总理出来。周总理真的出来了。虽然他很瘦，但他仍然精神饱满。观众沸腾鼓掌了很久，很多人都热泪盈眶。坐在我旁边桌子上的那个外国人非常兴奋，他甚至扯掉了桌布，听到有东西碎了。我已经无法考虑陈省身或外交礼仪，而站在椅子上。陈省身也使劲鼓掌，照顾不了我。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也是许多中国人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见到周总理。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格局也在不断翻新。过了一段时间，“评儒”又批《水浒传》，好像国家不会是国家，家不会是家，这是周总理支持的。但我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离开了他关心和爱戴的人民，人民失去了他们真心爱戴的总理。

一整天似乎都在下降。天气也很冷，北京突然变得安静，沉浸在悲伤的气氛中。无论你走到哪里，每个人都在哭。我父亲也哭得很伤心。我从未见过我父亲如此悲伤。我求父亲带我去总理的遗体告别，但父亲只有两张票带他的妻子。我打电话给总理治丧委员会，说我是龙茜的女儿。龙茜在重庆的时候，给总理当秘书，要票。答案是名额有限，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的孩子很多，真的不可能安排。我又直接给童打了电话。童问了我的情况，同情我，还是让我联系治丧委员会。我最终没能成功。此时，想到我在第二外国语学校读书时错过了和总理谈话的机会，就更加遗憾了。

一年多后，我特别害怕听到悲伤和喜悦。当我听到它时，我很害怕。

总理去世时，我在长沙的母亲是湖南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当时“四人帮”禁止追悼会，我妈主持了几次追悼会，讲总理的过去。她说，即使第二次被击败，她也会哀悼她爱的好总理和人民喜欢穿的衣服。我为我母亲的勇敢感到骄傲。

首相去世几天后，英国技术交流代表团访华。当时大家心情都不好，不想收。领导说这是工作，不能接受。所以他们派我做他们的翻译。

当时，北京和中国都深深沉浸在总理去世的悲伤气氛中。他们感受到了气氛，却不理解。

有一次在电梯里，其中一个人突然问我:你们怎么都这么重？我向他们解释说，这是因为我们的首相去世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没说几句话就大哭起来。这些英国人都不知所措，不知所措。后来，他们告诉我，从我这里，他们对中国人民对周总理的感情有了一点了解。

1981年，我去美国德州理工学院公费留学。期中考试之一是做语言表演。我选择背诵美国著名诗人叶茨的一首诗。没想到，负责考试的英语教授听了，说我背的时候没什么感觉，所以考试不及格。我在想我怎么会有感情。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正确阅读英语上。我该如何照顾感情？

后来教授建议我读一首中国诗，于是我选了一首诗来纪念周总理。我先用英语讲了周总理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然后简单介绍了这首诗的内容，然后背诵下来。看了几个字，泪流满面，哽咽了好几次，几乎看不懂。最后，我忍不住哭了，因为随着我的朗诵，我看到了慈祥的总理，仿佛他就在我身边。

考官教授一句中文也听不懂，但被我的输入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朗诵，也是最好的朗诵。很多学生参加了朗诵，很多人泪流满面，尽管他们不懂中文。有人说音乐没有国界，但其实感情也是没有国界的。他们不懂中文，但他们理解我的感受。我当然通过了考试。

我仍然想念周总理，这将是我一生中无尽的记忆，也是我父母对总理感情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