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三雄 白色恐怖背后的国民党派系斗争

黄埔军校的“清党”引起了混乱。后来因为发现等待报复的人太多，学校不得不宣布“检察官必须采取公正、精准的态度，认真调查学生的言论和行为，不得有诬告陷害的嫌疑”。

广州南石监狱，清朝时期共产党人被关押的地方，后来是五羊摩托车厂的所在地。据当时统计，在黄埔军校本部被捕的共产党员有170多人。

福州枪毙7名共产党人，并组织专门委员会对付共产党人

上海宪兵逮捕共产党员。第十六期

1927年4月15日凌晨，国民党军警在广州街包围了黄埔军校卫生系政治部主任谭的住所。正在家中清理文件的谭被两名武警带走。临别后，他给怀了刘佳的妻子留了一句话，“别为我伤心，你肚子里的东西是男是女，生下来就要养，继承我的革命志气”。随后，他被带到广州南郊的南石监狱。11天后，他被杀了。

以蒋介石发动的上海“四·一二”事变为标志，国民党“清党”的白色恐怖蔓延全国。在广州，包括、、谭、马志在内的一大批共产党人被捕。

从国民党的默许到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直到三年后共产党人被血腥杀害，在此期间，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国共合作的格局呈现出怎样的变化？国民党决策层之间涌动着怎样的斗争纠葛？争议背后发生了怎样的权力洗牌？

不安分、急于推动“清党”运动的，是国民党右派。在他们看来，共产党原本是“北京一群新青年”的小组织，在当时形成了燎原之势。夺权迫在眉睫，用断腕手段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迫在眉睫。

在宽容和多样性中坚持合作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很快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形成了一个方案。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共产党人应加入国民党”。

当时孙中山正在寻求其他国家的支持，他同意共产国际的合作条件。但是，这个建议在国民党内部并没有被广泛接受。

1924年1月28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党的章程报告时，方临时提出，国民党章程中明文规定“党员不得加入其他党派”。对此，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立即表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将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教义，遵守其章程。

双方的意见僵持不下，他们在会上激烈争论。在最后的投票中，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不允许党员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款。在台湾省学者李看来，这是国民党“迁就共产党”政策得到确认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然而，关于双方关系的决议没有明确写入大会宣言。大陆学者王琦分析，这是为了避免“红化”嫌疑，故意淡化宣传；第二，这件事早就由孙中山决定，中国共产党也加入了既成事实，所以国大党只是想化解国民党内部的对立。

在孙中山眼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是一群“自以为是”“中国青年学生”和“北京一群新青年”的小组织。他鄙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存在，只想重用一些有前途的年轻中国共产党人。比如，他任命共产党员谭平山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明确表示对谭的“能力和才智”感兴趣。

蒋介石曾回忆，国民党的“容共”其实是孙中山的独断专行，起初遭到很多声音的反对，但很多人因为孙中山的威望而不敢提出反对。

曾任广东巡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的侨商邓泽如听到消息后，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说明“迁就共产党”的危险性。他担心共产党人“以主人自居”，“用国民党的身体注入共产党的灵魂”，使国民党在国际社会之外结怨，切断内部实力派的援助，“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大党允许小党在党内开展活动，无异于自取灭亡，不能悲哀。但是，由于总理的策略是团结各班共同努力，余友不愿意断教分家，忍受了至今的痛苦，”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共产党开始加入国民党时，只有四百多名党员。相比之下，国民党自称有20万成员。共产党的信仰群体大部分是五四青年，国民党是辛亥一代。在五四新青年眼里，国民党的形象不够先进，是“老气横秋”。

共产党一宣布要加入国民党，党内就不断有反抗。陈独秀在致魏景思的信中，反对意见说，国民党“在广东以外各省人民看来，仍是一个争权夺利的政党，共产党如果入党，就丧失了对社会的一切信心，永远没有发展的机会”。但是他们仍然必须遵守共产国际的决定。

差异

最终走向裂变的屠杀

国民党人不愿意看到的是，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发动工农运动，发展革命力量，党员迅速扩大。

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各级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极大恐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党内集团运作，他们心存疑虑，感到强烈的组织生存危机。

当时“社会主义”是西方国家引进的一种新思潮，国民党队伍里的新青年的话一定要叫“社会主义”。对此，蒋介石表示不满。

“我们不应该宣传三民主义以外的其他主义，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军校是国民党办的，国民党信奉的主义是三民主义，也就是我们入党之前，我们是信仰三民主义的。怎么还能煽动三民主义以外的学说？现在我们学校的学生思想不一样，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我们应该去干预，”蒋介石15年前说。

在某种程度上，此时国共两党的纷争与“党内合作”这一特殊形式密切相关。沈勇平在《共党共党:恢复国民革命》一书中认为，鲍罗廷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左派，从而从分化的手段上疏远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激化了国共矛盾。

1927年3月，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取得指挥权，成立了以中共为主导的上海临时市政府，组织了一支几千人的武装力量。这支工人纠察队由共产党直接指挥，对掌握国民党军权的蒋介石构成了威胁。

3月28日，新桂集团负责人李宗仁应蒋介石邀请抵达上海。他住在龙华白崇禧东路军前敌指挥部。李和白一起去见蒋介石。江告诉他们，上海的群众运动现在被共产党操纵，他们感到无助。李宗仁鼓励他，“只有快刀斩乱麻才能清党，才能镇压离经叛道的左倾幼稚分子”。

清除共产党人的建议得到了吴志辉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支持。四天后，受中山舰事件影响离职的汪精卫抵达上海，在此期间，他与江和监察委员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一些成员说，共产党“将被断然处理”。

1927年4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刊发《国民党日会党务要点》，明确指出“工会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应受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视为反政府阴谋集团，不准存在”。这一声明为“清除党”找到了合法的外衣。

4月11日，蒋介石发布“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第二天凌晨，在白崇禧的指挥下，上海开始了一场有计划的“清党”大屠杀。

“清党”形成白色恐怖。12日、13日，上海市总工会、学联等组织相继举行群众请愿活动，发生了一起军队枪杀示威者的严重血腥事件。士兵闯入街道附近的小巷，“抓穿短衣服的工人，也就是在路上打死他们”。

《白崇禧回忆录》中写道，白崇禧曾秘密派人与黑帮老大杜、黄达成协议。成百上千的青红帮伪装成工人，穿着工商联发放的制服和臂章，藏着短枪，混进工厂，协调部队冲出租界，破坏共产党的据点，袭击工人纠察队，杀害共产党人。

不久，在广东、江西、安徽、江苏等蒋介石及其同路人控制的地区，大规模的“党清洗”相继开始。

“清除党”

黄埔军校共产党员被“清洗”

1927年4月，就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的鲁迅来到黄埔军校，给近千名师生作了两个小时的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说:“如果一个有权势的人不说话，他就会杀人……”

没想到，他说的话成了预言。一周后，“清党”运动传到黄埔军校，“权贵”们悄悄举起屠刀。

4月15日上午，黄埔军校与往常不同。没有嘹亮的军号声，到处一片寂静。偶尔，一阵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经过。当昏昏欲睡的学生走出宿舍准备洗衣服时，被门口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挡住了。

据当时统计，在学校本部被捕的共产党员有170多人，加上市区被捕的100多人和东莞被捕的100多人，还有400多名黄埔师生被拘留。

在“清党”过程中，黄埔师生处于水火之中，告密、指责、诬告、私刑比比皆是。每一个黄埔官邸都很可怕，每个人都有危险。一些不是共产党员的人也被“清除”进了监狱，准备进监狱。有些人平时看一些进步的书，讲话比较激进；有些人被诬陷为共产党员，是因为他们与进行“党内清洗”的队长或右翼学生有矛盾；其他人只是违反了一般的纪律，比如，他们给某人写了一封情书，被关成了共产党员。

在学校演讲中，有人宣称，“要彻底开展‘清党’运动，稍有嫌疑者立即拘留。”。一团糟。后来因为发现等待报复的人太多，学校不得不宣布“检察官必须采取公正、精准的态度，认真调查学生的言论和行为，不得有诬告陷害的嫌疑”。

黄埔军校“清党”一直到4月中下旬，只有政治部原有人员的23/10。右翼势力控制了军事学院政治部和《黄埔日报》。

在…后面 ；落后于

国民党内部权力被重新洗牌

“清党”背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纷争暴露无遗。

从中央到地方，国民党人的内斗愈演愈烈。虽然北伐在军事上进展顺利，但对蒋介石来说，他有限的兵力无法长期驻扎在沦陷区，新成立的国民党党部也不是他的亲信。

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北移于此。然而，12月31日，当和谭率领第二批人从广州到武汉经过南昌时，蒋介石突然改变了看法。他指出，“为方便政治军事发展，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蒋介石为什么改变主意？根据李宗仁的回忆录，蒋当时的理由是政治要配合军事，中央党政要配合总司令部。实际原因是武汉的四、八方面军不是蒋的嫡系部队。如果政府和中央党部搬到武汉，他们将失去控制。

此外，首批抵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府成员举行会议，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在湖北召开之前，执行最高权力。

这一结果与蒋介石迁都武汉的初衷背道而驰。它不仅没有达到“把中央党部和州政府放在钱袋里，以掌握皇帝来指挥群臣”的目的，反而限制了自己的权力。后来南京复建后，蒋介石领导的军事集团前往南京，成立了另一个中央政府。

历史学家杨奎松认为，“清党”似乎是在清剿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但直接原因是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及武汉国民党左翼之间冲突的公开性。“由于鲍罗廷和武汉意图通过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阻止蒋介石掌握党权和政权，蒋不得不考虑拿下上海和南京，与武汉竞争。”

4月19日，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第一号通缉令，通缉鲍罗廷、陈独秀、邓等197人。21日，武汉国民政府通电否定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还通电军委从广州迁到南京，否定武汉政府。

同年7月18日，在共产党员云·戴颖的主持下，广州至武汉的军校第五炮兵工程政治大队共800名学员在湘鄂武昌书院举行了毕业典礼。留在广州的第五步兵团、骑兵队和管理人员共1480人奉蒋介石之命前往南京。8月15日，何在南京主持毕业典礼。

直到1927年9月，武汉国民政府迁至南京，南京与韩的分裂局面结束并合。杀戮无数的“清党”运动，使蒋介石及其派系的国民党成员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手中夺取了党和政府的权力。此后，国民党内部权力重新洗牌。然而，此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分化、相互猜疑和斗争的局面日益繁荣。

后人评论说，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民族独立统一未能实现，社会民主变革新秩序未能形成。相反，它陷入了政党专制和用武力排斥持不同政见者的权力纷争。随着新势力阶层的逐渐稳定，国民党的生命力被耗尽，最终走向孤立和失败。

黄埔旧闻

四月三日在福州举行护党运动后，两名共产党人朱、林武凤、郑尚衡、方二豪、陈、王、黄素云和两名未透露姓名的黄包车工会代表被公安局抓获并移送陆军监狱。他们被提审了几次，但案件还没有判决。他们的家人多次代表法院要求释放，但未获批准。28日凌晨1时，东路军三路指挥部派出一队人马前往陆军监狱。郑尚恒、林武峰、朱、方二豪、王和两名未具名的人力车夫工会代表共七人，提议乘坐三节车厢，用白布和手脚镣捂住嘴。在汽车两侧，士兵们骑着自行车，用实弹手枪从窗框进入汽车。很难命中，结果每个人狂轰滥炸十几二十枪，没有认罪书，所以不知道是谁下令处死的。然而，在郑尚恒等人抓获他们后，护江党委东电江要求采取纪律措施，或者不知道的回复信息已经发出。查查这7个人均只有256岁的年轻人，却还有共产党人还潜伏在各种属和闹心的地方，还专门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来对付共产党人。他们由一名来自党部、政治委员会、陆军、海军、警察、司法和其他机关的成员组织，负责整顿共产党人，以消灭反动势力。近日，省群众运动委员会主席徐晨和省委省政府妇女运动会宣传员余哲珍夫妇在厦门被一艘船撞见，江蕙也发电报给海军，要求当场枪决，是否执行枪决，并让下一次通讯报道。

1927年5月8日发表于《大公报》

参考材料

曾刘清、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王启胜、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

沈勇平《共党共党:恢复国民革命》

李，从“容共”到“清党”

张颖，“蒋介石的清党内幕”

李永明、范晓芳，“广西三杰:李宗仁、黄、白崇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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