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真的是一个祸国殃民的人吗 在其统治期间出现过同治中兴
古典瑰宝慈禧太后可以被列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知名的女性，她不需要带一个。她的一生充满争议，因为她晚年的种种愚蠢行为，把本来已经在挣扎求生的清朝再次踢进了棺材。后人对她的评价大多比较贬低和批判，但一个满脑子问题的人是控制不了中国的。比如在她的统治下，清朝也短暂地经历了“同一个政府统治”。
要说“同治”，必须从同治之前开始，也就是咸丰年间。咸丰末年，清朝的情况再糟糕不过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京焚毁圆明园，咸丰帝狼狈逃往热河；同时，清代主要税源江南地区也在经历太平天国运动；同年10月底，清政府被迫分别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对割地进行赔偿，特别是俄罗斯，在东北地区大面积割地。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因抑郁症去世，他六岁的儿子载淳继承了后来的同治皇帝的王位。
载淳的名称最初不叫同治。咸丰帝驾崩，群臣起草年号为“齐襄公”，准备第二年改元。但在这一称号被使用之前，慈禧太后与咸丰的弟弟，著名的“鬼六子”恭亲王发动政变，杀死了咸丰临终前任命的辅政大臣肃顺。这次政变被称为“齐襄政变”和“心有政变”，因为1861年是农历的心有年。
同治时期的清朝虽然内忧外患，但国力确实有回光返照的迹象。同治中兴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 .恢复稳定；2.贤者政治；3.建立现代工业；4.建立一支新的军队。
首先是恢复国内稳定。
咸丰至同治年间，中国爆发了四次大规模运动。第一，以推翻清朝为纲领的太平天国运动，全盛时期扩大到中国几乎一半省份。还有杜文秀领导的“平南国”，首都在云南大理，曾宣布独立。另外就是北方的捻军和陕甘起义。后世根据不同的观点，将这些动乱定性为叛乱或起义，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战争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同治政权采取了“抑安抚”的新政策，最后一个个都放下了。虽然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在整个清朝没有完全恢复，但国内局势恢复了稳定，这是一切的基础。
“同治之国”的精英们为修复国家所做的第二件重要的事，就是宣扬“圣人政治”。
“同治中兴”的主要推动者是中央政府中的龚毅亲王。曾任军机大臣、宰相的文祥、沈桂芬；地方代表有曾国藩、左、、李鸿章、胡林翼、罗等人，这些地方重要人物后来进入中央。其中，曾国藩是最有样本的。从他的书信和奏折中，曾国藩广泛论述了他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包括军事改革、农业复兴、道德、外交、工业化、教育、财政和税收等。他所有的观点和思想都是从儒家的角度出发，运用儒家的词汇，按照儒家的标准行事。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特点，而是掌管同一个政府的部长们的普遍共性。儒家哲学对贯穿和统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起着指导作用。也就是说，同治中兴所依托的思想资源是儒家哲学最传统的思想，同治王朝的国家决策层还是希望借鉴传统和先人的智慧。注意，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的书名称同治中兴为“中国保守势力的最后抵抗”。
此外，同治朝恢复了因太平天国而停滞了十几年的江南科举，并在考试中引入了一些时政理论的课题，更加注重培养真正有能力治理世界的人。比如清末名臣张之洞，就因在1863年宫廷考试中对太平天国等应用题的出色解答而受到赞誉。
同治朝还努力限制官员买卖，淘汰不合格官员，严格执行法律法规。最典型的事件是同治八年，也就是公元1869年，山东巡抚丁宝珍杀了大太监安德海，他违法乱纪，但仕途并没有受到影响。这一部分说明，同治朝整顿吏治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政府主要官员也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第三件大事是建立工业和新的资金来源。
由于当时中国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同治名臣首先复兴农业作为经济基础，如安置流民、低价出售或出租土地和种子、减税等。此外，在战争期间，清政府终于认识到工业的重要性，他们试图建立现代工业，也被称为“洋务运动”。中国第一家航运公司“招商局”出现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第一次尝试了现代的矿业、铁路运输和电报通信。
第四大事件是同治朝官员建立新军，扶持军工，这也是所有改革项目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清朝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着巨大的矛盾。一方面，传统的中央武装——八旗绿营早已腐化，毫无战斗力，不足以满足国内外军事需要。另一方面，如果依靠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地方武装，恐怕会出现像唐末藩镇割据那样的局面，地方官员会自重拥兵。好在当时执掌军权的曾国藩、李鸿章并没有另立山头的打算。随着战争的减少，曾国藩的湘军等地方武装主动缴械。这种情况给了朝廷训练新军和尝试军事改革的信心。
1865年夏，长江海军成立，包括800名军官和12000名士兵，成为当时东亚最强的海军。同年，江南制造局成立。在这里工作的工人工资是当时农民的4到8倍，工作制度是每天8小时。1868年，江南制造局建造的现代化炮艇下水，时任闽浙总督左成立福州船政局。海事局下属学校开设了工程技术、驾驶、法语、英语、化学、冶炼、国际法等现代课程，培养了严复等优秀人才。童志超还直接聘请了一批外国人担任军官，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沃尔特和戈登，以及他们指挥的“洋枪队”。
然而，同治朝廷从未放松对他们的警惕。朝廷专门为这些人设计了“双龙宝兴”勋章，看起来光彩夺目，但并不在正规的国家军事体系中。这样就防止了他们的队伍上升过快，权力膨胀过大。
综上所述，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同治中兴”的主要成果，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恢复稳定、贤政、建立现代工业、组建新军。
那么这些努力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至少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1872年，在清朝服役的德国军官日伊格写道: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对手。英国《泰晤士报》在一篇评论中兴成就的文章中承认了这一观点。事实上，这些成就，作为同一个政府治理中兴的遗产，也保证了中国在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期间至少在硬件上不至于太落后。这本书的作者甚至认为，在这两场战争中，中国投入的现代武器比对手多。至于战争的胜负，主要是由更基本的政治和社会因素决定的。
另外，在外交上，清廷在学习适应西方游戏规则的同时，还在竭力维持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越南、朝鲜等前朝贡国在此期间又开始向北京派遣使者。当时的外国观察家对此大为惊讶，他们评论说，这些朝贡国在“继续崇拜中国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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