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地图到底算图画还是算地图 它们真的有实用价值吗 中国古代地图到底算图画还是算地图 它们真的有实用价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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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将数学和地图学连在一起，定量的解释才能站得住脚，因此只有与量度数据有关的图象才能视为是地图学的，与文字记载有关的图像则不足以视为是地图学的。我同意比例尺的一致性，对于达到地理实况的某种程度之准确性的确重要，例如着重直线距离的表示。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汉代以前和汉代的地图，可以视为当时已有比例尺概念的证明，不过这样的解释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出土地图破损严重，严格的比例尺不易确定，地图有缺口和空白处比例尺如何确定，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能见仁见智。就马王堆地图来说，值得注意的是地图的比例尺，随着从地图的中心向外移动，其正确度降低。根据几位学者的研究，整个地图比例尺绝对的变异情况不易确知，比例尺变升的分布情形也值得考虑。有些学者釆用统一的比例尺，用一个全距的方式表示比例尺，而忽略全图比例尺的变异。同时也没有充分理由可以认定，地图的中央部分重要，所以中央部分是按比例尺绘制的，或者采用全距较小的比例尺。就防御的目的来说，驻军图的边缘部分很可能是地图的重要部分。这两种情况的判断是否正确，都没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我们应该记着，上述古地图都没有图画或文字比例尺表示地图比例尺的大小，大约的比例尺可能只是估计的，而不是实际的。 再者，由于特别注意比例尺与正确性，便忽略了古地图其他方面的问题，例如，对地图符号画法的讨论显得较少。实际上，大部分地图的生产工艺技术在汉末就已经形成了。地图用毛笔和墨水画在绢帛上和纸上，也雕刻在其他的材料上，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20世纪。正是因为这种连续性，中国地图学史的分期才不可依朝代为准。至少就地图的生产工艺技术来说有一种创新，就是8世纪发明的雕版印刷方法。有了这种印刷方法，地图的复印比以前要容易许多，从而也有利于地图的流传，所以10世纪以来，现存地图的数量比以前历代之和都要多。 我们也应该注意同样的方法，一般也用于图画艺术中，由此我们就可以将地图学与其他视觉艺术结合在一起。比较广义的地图指「 ”有助于对人类事物、概念、状况、过程或事件的空间了解之图画”。由于我们没有探究这种关联性，因而我们忽略并低估了大量的古文物。就这种广义的地图来说，有比例尺的地图实属少数，有比例尺的地图常与被视为非地图的文物有着许多共同性质。有人可能会反对从较广义的地图概念来看古地图，认为这样也只是任意决定的，是强加给中国古地图的一个预先设定的概念。古文物记录需要从比较广博的地图概念来了解，以下各章讨论所依据的就是这一概念。单是强调按比例尺的地图测绘，不足以讨论所有类别的中国古地图。再者，常常视为定量的古地图，跟通常视为非地图的古文物也有不少共同的特征。例如，马王堆地图的表示方式，跟10世纪一幅坟墓地图上表示山脉的曲线相比，显然并不是那么特别，而这幅坟墓地图就是没有比例尺的。 因为若干古地图视为定量地图学的例证，被认为是「 ”科学的”，具有世俗和实用的作用，所以也有人称其为军事地图、地形地图经济地图或行政地图，不过这种看法却忽略了古地图被发现的情况，例如古地图是在统治阶级的坟墓中发现的。古地图作为陪葬物证明，至少从汉代以来地图并非只具有世俗的功能，而是还有其他非世俗的功能。根据在以下各章详细引用的文献记载，地图的确具有实用的目的，如行政管理和军事计划，但是文献和实物证据同样很清楚地证明，对于士大夫阶级，地图也具有宗教上的功能——用于表示仪式中各种器物的安排，用于找到各种建筑物的吉利地点，用于当做辟邪物以避开邪魔，用于力量的象征以保护通往阴世的道路，此外它还可用于记录天文信息，以帮助解释天象。 上述情况表明，为了了解古地图，我们应该根据古代统治阶级的信仰和价值观去进行研究，而不要根据现代地图学的概念去溢用这些古地图。正如在别处所描述的一样，在中国文化中，地图不但用于表示距离，也用于显示权力，用于进行教育，以及用于美学的欣赏。将中国地图学视为一个理性的、数学的学科以了解空间这一观念导致无法研究地图的所有功用。假若古代地图最重要的目的，只是按比例尺进行定量地图测绘，那么彼此完全不一样的「 ”华夷图”和「 ”禹迹图”同时刻在同一块石碑的两面，也就显得好像有些奇怪与不合常理。 有一位学者认为中国地图学有两个平行而不同的传统：第一个是数学的地图学，也叫做「 ”分析的”地图学，第二个是「 ”描述的”地图学；前者关注量度，所以是「 ”科学的”，后者关注「 ”资料”，所以比较不重视地图的正确性。不过，迄今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古代地图学者具有这种二分的看法，而月即便真的如此，也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两个不同的地图会刻在同一块石碑上。当然，地图学史上有许多不同的地图同时出现的例子，例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托勒密的地图与当时的「 ”现代”地图同时出现在同一地图集中，不过这两种地图都着重数学在地图绘制上的重要性。但是西安碑林石碑上12世纪的「 ”华夷图”和「 ”禹迹囱”，却好像不是这样。持有这种看法的学者声言，两种地图代表不同的地图学水平，「 ”华夷图”在两者中是比较进步的和科学的，西安碑林的「 ”华夷图”和「 ”禹迹图”同时刻在一个石碑上，代表中国地图学史上一个过渡的时期。 上述说法是有问题的：第一，过渡时期长达一千年未免太久；第二，在下面我们将会讨论到，这一过渡时期尚未完全实现；第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中国地图学在中国文化内代表不同的传统；第四，简言之从品质上讲「 ”华夷图”也不见得不如「 ”禹迹图”。 这两幅地图保存在同一块石碑上表明，地图按比例尺与数学方法表示实际地理状况的正确性以外的各种考虑，在地图绘制上也很重要。古地图早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否定了「 ”禹迹图”是后来元明科学地图学达到高峰之基础的想祛，也否定了中国定量地图学从12世纪到17世纪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例如《历代地理指掌图》大致和「 ”禹迹图”是同时代的，但是《历代地理指掌图》并没有表示中国地理的实际状况，实际上它将全中国画成了近似正方形，而且山东半岛的半岛形状几乎完全没有表示出来，而表示其他国家的岛屿则分散在海上，成环状围绕着中。 就定量地图学的观点来说，后来的地图并没有太大改善，例如《大明统志》中的地图，据英宗所撰序言，《大明一统志》是明成祖命学者收集全国各府州具地图和文献编辑而成的，不过《大明一统志》的编撰直到1461年才完成。 《大明一统志》卷首有一幅地图，题为「 ”大明一统之图”，编者在序中说：「 ”试览阅之，则海宇之广，古今之迹，了然尽在胸中矣。”的《大明一统志》的编撰系根据30多年资料的收集而来，但是这幅地图所表示出来的内容却末能达到编者预想的目的。单就定量的观点来说，与三百多年前的「 ”禹迹图”相比较，「 ”大明一统之图”也是一大退步：「 ”大明一统之图”太简略，不如「 ”禹迹图”详尽，特别是河流和海岸线的形状；「 ”大明一统之图”也不像「 ”禹迹图”，不但没有坐标体系，还将云南甚至今天的西藏都画成是有海岸线的；「 ”大明一统之图”较多使用图画符号，如表示山脉的图画符号，「 ”禹迹图”上则只用地名注记，没有符号。 「 ”大明一统之图”之所以很简略，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它有详细的文字说明，「 ”禹迹图”所附文字说明很少，以地图为主。《大明一统志》虽然也很重视地图，但是地图却只占其全部内容的一小部分，除了「 ”大明一统之图”，还有其他地图15幅。全书2800余页，而地图所占篇幅不过13页，这15幅地图分别表示两京和十三布政使司。 传统中国地理着作中的图文比例因书而异，有些着作中两者不成比例，例如上述《广舆图》的内容主要是对地图的注解，全书包括大约100页的地图，大约300页的注解。又如「 ”古今形胜之图”，公元1555年刻印，是与罗洪先《广奥图》同时代的地图，不过「 ”古今形胜之图”没有比例尺，也没有坐标网格。有人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两者的功能不同所致，「 ”古今形胜之图”有许多有关地名和行政区划的注释，再加上从地图的名称推测，该图可能是供历史学者参考使用，而不是用于表示各地间的距离。理，《广舆图》提供有关各地的描述也可供历史学者参考，实际上《广舆图》本身就是根据这类着作完成的。 由于《广舆图》的总图中绘有坐标网格，因而也引发了一些问题——究竟读者用这一坐标网格来量度距离会认真到什么程度？本图上每一方格应该表示100里，相当于55公里，所以从西安向东到海岸是600里，相当于330公里，但这只相当于实际距离的三分之一。「 ”禹迹图”的一个方格也是表示100里，但同一距离却是2500里，又比实际距离长三分之一。由此看来，《广舆图》和其他地图上的坐标网格，可能不能当做比例尺绘图先进状况的指针。实际上，也并不是所有的古代地图绘制者都充分了解坐标网格的功用。富克斯曾指出，有一个版本的《广舆图》中的有些方格放大变成了长方形，这显然是为了配合比较宽的书本版式，但这种长方形格子仍日用于量度距离，这样水平的和垂直的比例尺自然也就不一样了。 上面有关坐标网格的讨论，也需要进一步做一些澄清：地图上没有比例尺或坐标网格并不一定就表示绘图者对地理缺乏了解，甚至也不能说这种地图就没有利用价值。例如有关水利工程报告所附的地图，这类地图是各地官员用毛笔和黑墨绘画的，就像绝大多数传统中国地图一样，没有比例尺，也没有坐标阙格，但这并不表示没有量度实际的距离。实际上，有关距离和大小的信息，常常是先写在纸条上，然后再贴在地图上。因此为了充分了解地图的实用价值，使用的人一定要注意地图与注文的互补关系——注释文字既可能直接写在地图上，也可能写在分开的纸张上，就像在一本书中一样。 研究中国古地图，我们可能也要调整一下我们对地图实用价值的标准。有两幅19世纪的地图有助于说明这一点：第一幅是一幅水利图，表示长江及湖北省境内相关的水道；第二幅是「 ”杭州城图。第一幅水利图主要是平面的，显示了量度的迹象，即图上有若干地标之间距离的注记。第二幅「 ”杭州城图”也主要是平面的。在这类地图上没有什么会降低定量解释的价值，但是这些地图却有一些共同的奇怪现象，就是图上有一些象形符号表示山和房屋桥梁等建筑，完全又不是平面的，高度像是山水画的样子。其实这类地图并没有脱离常轨，水利地图上使用象形符号至少在元代就已经有了而且也不能说这类地图没有实用价值，只是作装饰之用，甚至在《武备志》中的航海图里，海岸地区也是用山水画式的画法画的，其他的水道图也是这样。此外，最晚至19世纪的海防图也常常是用图画式的方法画的。我们将在以下各章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此外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这类图画式的地图在清末还很普遍，而那时欧洲的测绘方法照理说已经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地图测绘方法。 反之，使用平面方法所画的地图，也不一定总是具有实用的功能例如于1271—1272年摩刻在今桂林市北鹦鹉山石崖上的「 ”静江府城图”。府城始建于1258年，以防蒙古军队入侵，完工于1270年以前。此图在府城完工后不久即行摩刻。府城于1277年被蒙古军队攻陷。原图尺寸为340cm×300cm，表示主要街道、城河、城墙、望楼、城门等。因为比较注重各种具有军事价值的现象，所以有人认为该图是一幅防御地图。这种看法并不能让人满意，因为这幅图摩刻在城外的山上，而当时蒙古正要进攻该城。此外，军事地图通常所具有的些特别的特征，像可以折叠、容易携带、机密性等，「 ”静江府城图”则都不具备。其实摩刻在石上是表示具有纪念的功能，就像「 ”禹迹图”一样。 假若地图刻在石碑上是表示地图具有重要价值，显然并不是只有平面图，像「 ”禹迹图”和「 ”华夷图”，才值得长久保存。两幅有关西岳华山的地图，一幅是明代的「 ”太华山图”，一幅是清代的「 ”太华全图”，都使用了象形图画符号，都没有比例尺，因而也都不受赞成定量地图学的学者重视。但是有明显迹象显示，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传达有关地方的知识，在这两幅地图上都有地名。此外，象形图国符号也不一定会减低地图的实用价值。明代的「 ”太华山图”上还注明是为登山游人刻制的，所以图中画出了登山路径、山崖上的石级和山沟上的桥梁。 图画式的地图当然不是只有实用的价值，在清代的「 ”太华全图”上，特别强调了若干「 ”超自然的”现象：在东峰上有一个巨大的手掌印，在西峰上有一尊佛像，两者之间有一个大瀑布，为山洞中断。在表示人为现象上，清代的「 ”太华全图”不同于明代的「 ”太华山图”，宗金清彦指出，前者用细线条的方法表示人为现象以降低其重要性，而使自然景观显得比较重要，从中显现出一种敬畏和谦卑的态度。 古地图显示，按比例尺绘制地图不是中国古代地图绘制者所主要关注的，不过他们确实了解其原理。将具有数学传统的地图与大最不具有数学传统的地图结合在一起的，就是文字与地图之间所具有的密切关系，像兆域图、放马滩木板地图、马王堆帛地图、明代航海图都没有比例尺。这些地图上的距离都是用文字说明来表示。至于后来的地图，像《广舆图》，所附文字说明和注释之多几可单独成书。此外，正如以下各章所分析讨论的，就上述古地图来说，主张中国地图学具有定量传统的学者，也都认识到地图与文字注解的互补关系。过去曾有学者认为这是影响中国地图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障碍。例如王庸就曾指出，这些地图依赖辅助的文字说明和注释，并釆用图画，没有计里画方的方格，显得「 ”幼稚而落伍”。 最近有关《武备志》中航海图的研究，对于文字注释也持上述同样的态度。一位学者认为《郑和航海图》是第一幅航海图，不需要详细的注释，这是现代海图的特征。其实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没有详细的注释，《郑和航海图》对于航海一点用处也没有。虽然《郑和航海图》上的方向和比例尺各处不一，但图上的注释有助于说明这种变化。文字注释对古地图的绘制来说是极重要的，不但绝不是落后，反而是严谨学术的象征。由于现存古地图中的地图很少是符合比例尺的，我们可以推测文字注释资料提供了地图中大部分的信息，「 ”禹迹图”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所以，要把像这样的地图跟用非数学方法绘制的地图分开，并声称非量度地图的制作者不注意地图的绘制方法有些牵强地图制作者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量度，不同的目的可以使用不同的展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