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极为珍罕的货币——银锭大珍 历史上极为珍罕的货币——银锭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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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锭作为称量货币，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白银的货币职能上溯秦汉， 下至民国「 ”废两改元”，一千多年来，这些白花花的银两，除了与生俱来的金属价值，更具有历史文化、财政金融、铸造工艺等多方面的研究与史料价值。在铸造工艺上，相较机制币的整齐划一，银锭经由匠人之手，纯手工打造，面貌多样，形制不一，每一枚都是独一无二的工艺品。近年来，收藏群体不断壮大，市场行情稳固。并且，伴随藏品背景资料的日益充实，以及银锭品种及数量的愈发丰富，藏家对于藏品的认知也进一步提升，研究与审美正变得更加高端和细化，在追求珍罕性的同时，对品相的要求也越来越严苛。 多枚珍稀品为国内外拍卖会首次出现。 金代「 ”刘仲元 使司”五十两银铤 金代跨越两宋，货币政策基本与宋代相同，银铤形制亦与南宋相近，造型弧首束腰，有官铸与商铸之分。目前存世的金代银铤，绝大部分由国家各级公立博物馆收藏，民间流传甚少。 此枚铤面刻字「 ”刘仲元 肆拾玖两 行人刘仲元 刘百通秤”，另打「 ”使司”等戳记若干，并砸有多个金银铺铸造印记，具典型的金代特色。戳记「 ”使司”，是金代转运司、盐使司、劝农使司等政府机关之简称，打此戳记的白银，多与赋税或商业贸易相关。金代银铤大多将重量精确到钱，甚至半钱。铤上铭文「 ”肆拾玖两”，未标示至「 ”钱”，而于「 ”两”后打符号「 ”1”，推测意为四十九两整，此情形并非孤例，但所见极少。 明代「 ”广东广州府倾解椒木军饷银壹锭 ”五十两银锭 明初为抵御倭寇进犯，实施海禁，但是，为维系与海外诸国间的贸易关系，明政府鼓励各国以「 ”朝贡”形式，组织商人来华从事贸易活动。外国朝贡船只抵岸后，由设立在广东、浙江、福建等口岸的市舶司统一清点船载货物，然后转运。这种特殊的贸易形式，也被称之为「 ”朝贡贸易”，政府对朝贡物品抽取货物税。 「 ”椒木”即胡椒和苏木，盛产于东南亚，是贵重的香料和染料，通过朝贡贸易大量输入中国。当时，为抵制滥发宝钞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明政府甚至以胡椒和苏木代替宝钞发放京官俸禄。同时，由于椒木进口数量巨大，所抽收的税银，部分被用作平定倭寇的军饷。此锭即是广州府将朝贡椒木货物税折银充抵军饷之实例，对于明代财税史及军事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物史料价值。 清代四川「 ”元年八月 夔关 商恒茂 税”十两圆锭 夔关位于四川省夔州府境内，是鸦片战争前中国最大的商税常关，也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榷关，对往来川江的商船征收通关厘税，是四川省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目前发现的夔关银锭有十两、五两、三两三种规格，均存世无多。而十两银锭又有二种造型，早期铸锭浑圆朴拙，光绪年所出则与四川圆形碗锭趋于一致。此锭造型浑圆高厚，风格粗犷，具典型早期夔关银锭式样。通常于锭面下方盖有「 ”福”、「 ”禄”、「 ”寿”、「 ”囍”单字吉语圆戳，打「 ”税”字者，极为少见，应与盐税征收密切相关。 清代四川光绪「 ”二十一年 海防 匠福泰号”十两圆锭 鸦片战争后，太平天国起事，西方列强乘势犯境，大清帝国内外交困。同治三年，在俄、英幕后支持下，中亚浩罕汗国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十年，沙俄攻占伊犁，新疆危在旦夕。十三年日本入侵台湾，东南海疆告急。由于国库空虚，海、陆防务难以同时兼顾，清廷湘、淮二派各执一词，塞防与海防之争持续数月。光绪元年，慈禧下旨塞防、海防二者并举，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发兵收复新疆。又令李鸿章筹建海防，经费筹措除西北协饷中划拨部分数额，国库亦有拨款，同时，还规定各省捐输中按比例提拨银两，作为海防专项支出。此锭即为川省协拨之海防捐输，留存至今真品极其稀少，素为川锭名珍。 清代贵州「 ”瓮安县 地丁”十两圆锭 清初赋役因袭明制，地赋与丁赋分别征收。地赋即农民缴纳的地税，丁赋则是百姓所承担的徭役，二者均以银两折算，称作地银和丁银。康熙五十年，清政府实行摊丁入亩之赋税改革，雍正初年推广到全国，由地起丁，每地赋银一两，摊入丁银，将地赋与丁赋合二为一，统称「 ”地丁”。此一税项，为历代国家财政收入之大宗。 贵州地处西南，清初地方割据，战事频繁，百姓贫困，土地开垦面积、纳粮银总额均为全国最少，税银征收相对稀薄，贵州税项银锭因此少有遗存，且不乏茕茕孑立者。「 ”瓮安县 地丁”银，则目前仅见此一品，国内外相关文献目录均无记载，公开拍卖首度出现。 清代江西「 ”咸丰六年伍月 临川县 伍拾两”方宝 江西五十两方宝是中国历史银锭中的独特品种，从乾隆晚期至民国初年均有铸造。所见实物大多为各府州县的上解税银，铸造规范，一字一戳，铭文排列整饬。此方宝属江西早期铸锭，其时太平天国战事正酣，太平军一度攻占江西境内五十余县，地方财税收入大受影响。正因如此，这一年份方宝遗存甚少，而打「 ”临川县”县名方宝更为稀见。 「 ”民国年造 甘肃省 管保来回 天保炉 ”五十两方宝 1933年，国民政府「 ”废两改元”，宣布白银国有，禁止白银作为货币再行使用，杜绝白银外流。甘肃省经济落后，清代以来，滥发无数不能兑换的纸钞，民众苦不堪言。因此，甘肃民间习惯贮藏金银，尤其藏区，只接受金银交易。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大力推行法币券。尽管如此，银两于甘肃仍在继续流通。 此种五十两方宝，即为兰州地区以通用足纹银铸造，造型近似江西方宝，但锭面略为宽大。银铺将「 ”管保来回”戳记直接打于锭面，意为确保信用、担保成色。其铸行时间已近中国银两流通尾声，因此数量极其稀少，迄今仅发现十余枚，品相完美之真品芳踪难觅。 清代云南「 ”抱香井 李昭记”十两大长槽锭 明清时期，府县同名十分常见，但省、府、县三级行政区划皆同名者，却只有云南一例。云南府为云南省首府，明洪武十四年设立，民国二年废止，前后存在五百余年。下辖昆明、富民、宜良、呈贡、罗次、禄丰、易门七县，以及嵩明、晋宁、安宁、昆阳四散州，地位举足轻重。 云南大槽税锭，凡锭面加盖「 ”课银”者，一般指例行性固定征收，而加盖「 ”课”者，则为非例行性的临时加征。此锭铭文「 ”云南府课”，应系临时性税收折银。至于为何加打「 ”寿”字吉语？推测或为上解之际，恰逢圣上生辰吉日，为表恭贺之意，特别加打。 此枚「 ”云南府课”大槽，中部倒盖硕大「 ”寿”字椭圆形戳，是目前所见「 ”云南府”铭出现在银锭上的唯一实物，同时也是仅见打「 ”寿”字吉语的云南大槽税锭。国内外相关文献目录均未见记载，公开拍卖首次出现，极为珍罕。 清代云南「 ”四年元顺市解银”三两三槽锭 此类地方上解藩司之三槽税锭，铸造于滇中昆明一带，器形近似牌坊锭，通常所见戳记内只打年份或铺号名，因铸造地点位于省垣极其周边，习惯上锭面不再另刻地名。光绪初年，部分三槽锭开始加盖或在铭文中写明银色与银两用项，如九八银、号银、解锭等。此枚光绪「 ”四年元顺市解银”即为实例，一戳之中同时注明年份、铺号及用项，且年份与铺号呈小字双行排列，于三槽锭十分罕见。 清代云南「 ”壬辰年分 日新月盛”二两半三槽锭 「 ”日新月盛”出自宋朱熹《中庸章句》序，寓意事物不断兴旺发展，偶见用于民间楹联，出现于银锭之上，目前仅发现此一品，公开拍卖首度出现。而且一横二直式打戳，力度极大，造型独特，戳内八字铭文，字字清晰，品相尤佳。 清代江苏「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 两淮京饷 豫兴詹春”五十两银锭 「 ”两淮”即淮南、淮北二十三个盐场所在地之总称，所产海盐行销苏、皖、赣、鄂、湘、豫六省。「 ”京饷”则是上缴户部的盐饷。「 ”两淮京饷”顾名思义是将两淮地区盐场的盐税折银，上缴朝廷的饷项，部分用作京官及朝廷的薪饷俸禄，此品种银锭存世无多。 此枚两淮京饷由豫兴银炉银匠詹春销铸，经公估验色，加盖验印「 ”公估验发”。锭面铭文全数阴刻，笔划深峻流畅，书体颇具魏碑古风，品相殊为难得。 清代安徽「 ”光绪年月 正阳盐厘 银匠萧德”五十两银锭 盐厘，即对食盐买卖课征的厘金，起征于淮南淮北。两淮为清代重要产盐区，因此，多卡抽厘，盐课繁重。同治二年，两淮盐运使曾国藩整顿盐法，在安徽五河与正阳关设卡，征收淮北盐行销之盐厘，以每包盐收厘金五百文计，无需厘金总局经办，所征盐厘的40%按月拨解皖北道充作军饷。除五河和正阳关外，此前所设厘金局、卡，只可验票，不准重复抽厘。 正阳关位于安徽寿州，是淮北盐运往河南的必经之地，选择在此处抽收盐厘，说明正阳关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此锭即为正阳关所征盐厘折银，是安徽官铸税银最罕少的品种之一，存世寥若晨星。 清代湖北「 ”光绪五年月 江汉关 干裕号匠蔡春”五十两银锭 咸丰八年，《中英天津条约》辟汉口为通商口岸。同治元年一月一日，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批准，江汉关正式成立，隶属海关总税务司。其主要职责为征收进出口关税与缉私，同时兼管邮政、航道、港务、检疫等事务，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海关之一。 清代江汉关进出口贸易繁盛，关税收入巨大，但存世江汉关银锭目前却仅约几十枚，绝大多数为光绪五年至光绪三十四年间铸造，分别由「 ”干裕号”、「 ”有成号”及「 ”协成号”三家官银号销铸。据相关史料记载，鸦片战争后，割地赔款使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江汉关开关初期，税收几乎都用于太平军，后期则被用作战争赔款以及各种外债偿还。此外，驻京八旗的兵饷、京官俸饷、京员津贴及海防经费等诸多用项，也由江汉关部分承担。因此，江汉关所征税银，只有极少被销铸成形制统一的海关银锭上缴国库，经过历朝历代的熔毁改铸，留存于世者自然少之又少。此枚通体无伤，铭文楷法精整，堂皇峻立，品相颇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