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上的“民本思想是什么 中国文化史上的“民本思想是什么

中国文化史上的“民本思想”是什么？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我们来快速看一下！

以人为本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思想资源。

它起源于商周时期，“民只为民族，而为民族”凸显了这个时代政治生活中的原始民主。

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民本思想虽然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官员意识，但它在中国已经被封存了两千多年

建设社会的政治生态，其实是对以人为本思想的无情嘲讽。

虽然统治阶级认识到自己和人民是船与水的关系，希望人民安居乐业，实现“顾犇棒宁”的政治目标，但这一愿望在以阶级剥削为基础的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冲击下无法实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逐渐演变为“只说不做”的政治空言论。

民本思想在封建社会没有实现的条件，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它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近代中国，它被进步人士注入新的理论内容，嫁接西方“民主”，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武器。

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人为本”的理念真的会在社会主义中国焕发出新的光彩。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份历史悠久的宝贵历史遗产。

它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早期国家形成之初，其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演变。

近代以来，民本思想从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批判继承历史遗产，赋予以人为本思想全新的理论内容。

今天，梳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文化内涵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无疑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人为本思想的历史渊源

先秦文学中有很多对“人”的提及。

虽然迄今为止，学者们对“人”的早期地位有不同的理解，但有一个共同点，即“人”是先秦时期城邦的被统治阶级，也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劳动者。

“人民只是民族，民族才是民族。”可见于伪《五子之歌》。

虽然我们无法判断《五子之歌》原文是否有“民本只是国本，而国本”这句话，但根据可靠的先秦文献，我们可以认为，民本思想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贾谊的《新书》和董仲舒的《春秋范路》等书把“人”解释为“盲目”、“愚蠢”、“无知”，即没有文化和无知。这种带有轻蔑意味的训诂，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是否是“人”字获得其意义的原因，则值得怀疑。

因为在先秦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人”的叙事。

《尚书·潘庚》:“我尊重和尊重人民的生命，在新沂永远使用。”同一本书《泰誓》:“天庭视己为人，天庭听己为人。”《左传》桓公六年:“夫君与民，上帝之主，亦由圣君使民，然后献身于上帝。”可见，先秦时期，在统治阶级眼里，“民”是备受尊崇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可以晋升到统治阶级的行列。

在国家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每个人，包括氏族和部落首领，都是氏族和部落的一员，地位平等。

进入文明社会后，有了国家，有了阶级，有了君权、贵族、平民、奴隶的区分，但氏族制度的古老传统并没有很快消亡。

普通的氏族和部落成员虽然成为君主和贵族统治的“人民”，但他们祖先曾经拥有的尊严和荣誉仍然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正是这种古老的宗族制度传统，成为文明社会“人民只有国家本位”的思想渊源。

“人民只有国家本位”的另一个含义是承认“人民”是社会和国家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没有他们，国计民生就无从谈起。

《国语·周瑜》说，周宣王即位后，未取千亩，郭文公说，“无

夫君与人的大事在于农业，神的昌盛出来了，人的甘甜之杖产生了，物的供给进来了，与程序的和谐产生了，财富的积累开始了。“天子领王公庶民到地，表示重视农业生产，与民合作。”如果是这样，他就可以奉承上帝，和人民讲和。"

早期国家“人民只是以民族为基础的”这一思想的一个显著表现是，原始民主传统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尚书洪范》说周武王在姬子问政，姬子建议他除了“求清史”、“求卜”之外，还要“求庶人”。

《李周·秋官·小司寇》说:“负责对外事务，以便向所有的人征求意见。

一是要求国家危机，二是要求国家搬迁，三是要求建国。”王国维在《论殷周制度》中指出:“如果《尚书》的意思是以言治国，那它只会对老百姓说话。

《高康》有九篇文章，说明周的经济思想和世界道路是深刻的。”“国语周瑜”说李王暴虐，呼吁公告:“百姓不能活！“李王杀了所有抱怨的人。召公说:“保卫人民比保卫四川好。

如果四川垮了，伤害的人就多了，人民也多了。“李王不听，最后引起国人骚乱，赶走了李王。

这个例子说明，当人们无法忍受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时，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摧毁统治者。

春秋时期，皇族衰落，诸侯争霸。

各国公职与卿大夫之间，以及卿大夫与对方之间，往往存在着权力与财富的争夺。

在这些斗争中，人民的支持起着重要的作用。

《左传》中的召公说，齐国的田欢子有三年把粮食借给百姓，用大桶借出去，用小桶收起来。百姓感激涕零，“还之如流水”，齐国政权终于落入陈之手。

晋国吏治败坏，“庶民击吾，宫室为界，路对着面，女乐溢。

人们听说过公共生活，如逃离寇坎”，晋国政权也是由刘清统治的。

鲁被驱逐出境。

赵简子问石磨，为什么“姬家是王，百姓听话，群臣与他同在，王死在外，却不算罪。”史墨曰:“陆军师丧命，纪师师修勤，民忘君。

虽然他死在外面，但谁为之骄傲呢？国无常，君臣无常，自古以来。“君主失德，不理百姓，必然被百姓抛弃。

所以《孟子·敬业》说:“民最贵，国次之，王轻。”事实上，孟子所说的“民”、“国”、“君”的关系，是建国初期“民为国之本”的政治文化观念，战国时期已成为历史上的旧事。

“法律二律背反”:民本思想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生态

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并没有把民本思想排除在官方意识之外。

不仅是一些儒家思想家、政论家经常宣扬民本思想，很多皇帝也公开承认“民才是国本，国才是国本”的思想。

这是因为，稍微聪明一点的封建统治者都很清楚人民在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所以他们必须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保护者。

如果他们公开否定以人为本的思想，那就等于抛弃自己的人民，破坏统治的法律地位。

《孔子家语五仪》，假借说:“夫为舟，庶人为水”来记录孔子的言行。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历史也是如此。

虽然专制皇权可以从人民手中拿走它想要的任何东西，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他们，但是一旦人民起来反对它，任何一个现河王朝都有可能在一瞬间崩溃。

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次数和规模足以警醒许多封建统治者。

唐太宗在这一点上有过最深刻的体会。

他曾经对大臣说:“为了成为国王，你必须首先拯救人民。你损害人民为人民服务，还是割股舔肚子，肚子就饱了，就死了。”他说:“可爱的不是国王，可怕的不是人民。

如果你是天子，如果你有办法，你就会被推而为主；如果你没有办法，你就会放弃它。“封建统治者以民为立国之本，把他们与人民的关系比作船与水的关系，希望人民安居乐业，希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能够和睦相处。这不是虚伪的道德说教，而是基于期待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

而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阶级剥削的基础上的，民本思想和这种剥削制度有着天然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民本思想必然会因为“法的二律背反”而受到制约，最终成为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政治空字。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态，其实是对民本思想的无情嘲讽和践踏。

农业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生产部门。

以一户为生产单位，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征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泛基础。

封建社会民本思想的核心是保护小农经济的广泛基础。

春秋战国以前，土地是由血缘或地理联系在一起的社区所拥有，农民家庭需要定期更换土地。当时不存在农民失地的问题。

然而，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这种以“井田制”为特征的社区土地所有权逐渐解体。

战国时期，各国的改革加速了土地私有化的进程。

自耕农的小规模土地所有权虽然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但由于其固有的弱点，它无法承受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破坏。秦汉以来，很快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富人有田有楼，穷人无立足锥”。

失去土地的农民要么成为地主的强力劳工，要么出逃成为难民。

自耕农数量的减少不仅使封建国家的赋役来源日益枯竭，而且大规模的流民浪潮往往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威胁到封建国家的统治。

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尽力维护小农经济，减少国民版农民户口流失。因此，说服农民和桑农成为封建国家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

西汉渤海太守龚遂“劝民种桑，命口种榆树一棵，百花五十葱，韭菜一颗，母二只，鸡五只”；东汉时，桂阳太守嘱咐“教人种桑、麻，劝养蚕织鞋，百姓可得好处”，这是地方官劝农民教桑的典型例子。

对于土地少的农民，封建国家也实行“批地”、“假地”、“批地”和移民到真正的边疆等政策措施，把国有土地分给他们耕种。

经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战争，往往出现大量的无地者，为封建国家调整土地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为了解决“地有余利，民无余财，或争亩死，或因饥弃业”的严重社会问题，下令实行土地均分制度。

从北魏到北齐，北周到隋唐，均田制基本得到了继承，但土地出让的标准和实施方式发生了变化。

安史之乱后，由于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封建国家手中没有多余的土地可供分配，土地均分制度最终被废除。

在明末清初的几十年战争中，全国各地又出现了大量贫瘠的田地和土壤。

康熙帝下令禁止满族王公贵族圈地后，鼓励农民开垦土地，“永远被允许经商”。

同时实行“改称田”，将明朝藩王分散在各地的土地移交给承担租佃耕种的农民，“改为民姓”，大大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

农民破产流亡的主要原因是频繁的自然灾害、沉重的封建赋役和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不顾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迫切的休养生息愿望，“由内而兴，由外而治夷地，领泰府一半，向左派点头”，造成“男无工钱，女无纺衣”的后果，甚至“忧怨在家，故用银行倒闭”。

在《论通秦》中，贾谊以秦之死的历史教训指出“牧民之路是平安的”。

汉初提倡黄老“无为”之说，赋体轻佻，减轻刑罚，使破碎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

从汉代到清代，历代的赋税制度和役务制度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大体上可以看出，所谓“盛世”和“乱世”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封建国家的赋税稍有节制的情况下，广大农民就有了一个相对稳定宽松的环境从事生产，一家人就可以谋生；在封建国家赋役极重的时候，农民不仅饥寒交迫，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家庭儿女，背井离乡。

一般来说，农民勉强能忍受体制内的赋税徭役。

但是封建统治阶级不会满足于这种制度下的剥削。

一些无良的统治者和贪官污吏往往不顾农民的生死，肆意勒索超出定制的钱财，从而将农民推入破产和死亡的深渊。

隋朝初建时，赋税和服务较轻，农民户数增多。但是，杨迪皇帝即位后，挥霍无度，多次用兵反朝，农民的赋税和服务负担在空之前就加重了，以至于很多地区农作物歉收，田地荒。"世界在服务中死去，家庭被财富所伤害。"。

清初，赋税和服务的重组，康熙“养民不加税”的圣旨，雍正“耕田入亩”的推行，对明末以来满目疮痍的小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由于官员行政的腐败，农民的负担仍然很重。

为了遏制政府官员对农民的非法剥削，雍正向政府官员颁布了“清账”制度。

然而，在封建制度下，提高工资并不能阻止官员的腐败。

在接受了“养廉银”后，许多官员仍然“乱征”农民以中饱私囊。

反对地主豪强兼并农民土地，是封建社会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

但这并不意味着持有这种观点的士大夫反对封建剥削制度。

其实只是封建统治阶级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矛盾的反映。

晁错说，商地主“受农夫之死，得数千斤。因其财，交通王公，胜官之权，相得益彰”，而“此商人兼并农民，农民被流放”。

董仲舒主张“限民以名地，但不够”，指责地主胆大妄为，“照顾川泽之利，爱护山林，使腐朽制度多一分一毫，尊重城中百姓，有公之财，百姓不困？”他们都是从封建国家的大局和长远利益出发，反对地主兼并农民的。

东汉末年，有学者主张恢复井田制，“限夫田破并”。

但即便是这种“限地”的想法，也根本无法付诸实践。

西汉末年，封建国家曾出台限制王侯、列侯、官员姓名的计划，但因遭到朝鲜达官显贵的反对而搁置。

中国近代民本思想的演变及其政治实践

民本思想在封建社会“法律二律背反”的情况下未能达到维护小农经济的目的，但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现代中国，“人民只有国家本位”的思想命题被注入了新的理论内容，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武器。

传统民本思想在承认专制君主权威至上的前提下，观察到“民”即“国”。

这种内在矛盾是注定它无法实现其政治理念的根本症结。

但是，由于“人民只是民族”的思想已经成为士大夫精英的政治信条，它不仅培养了一批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腐朽，它必然会促使其中一些人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来反对皇权至上的专制统治。

早在明末清初，黄宗羲就猛烈抨击封建君主“杀天下之肝脑，分天下之子，以充实自己之业”，“但乃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他还批评君主专制下的臣子“不得不谈治牧之之术”，只是因为“四方之痛，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及吾王”。

黄宗羲对封建专制的批判触及了传统民本思想的要害，透露出现代民主启蒙的气息。

梁启超曾说《伊名游记》对他那一代的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西方现代社会政治理论传入中国，催生了传统民本思想向现代化的演变。

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时，巧妙地引用了传统民本思想作为改革的理论基础。

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奏章中引用了洪范、孟子、李周的有关记载，证明他主张“君民同体”，符合“君为先治天下，民享天下”的古训。

这个比喻虽然牵强，甚至荒谬，但明显不同于传统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把君民比作船与水的关系。

严复和谭嗣同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

严复把君臣关系看做是历史前期社会分工的需要:“君叶晨也惩兵，是出于保卫人民。”“思民也，世间之神也”；“自秦以来，为王，正所谓大盗。”谭嗣同在《仁学》中说:“民初生，无君无臣，民皆也。

人不能互相对待，也不能互相对待，所以以一人为王。

.....丈夫说，为共，因有其人而后有君子，末君子也，以人为本也。

.....老公说，一起举起来，一定要一起浪费。“认为君臣皆出于‘保卫人民’的需要而设立，人民是‘天下之神’，认为‘君末民也以民为本’，人民可以给你荣誉，也可以废你。

这些观点带有浓厚的现代民主色彩，可以说是突破传统民本思想内涵的一大进步。

资产阶级改良派承认人民是国家的“上帝”，但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这在理论上显然是矛盾的。

他们的解释是中国人素质太差，从专制到共和的过渡需要经过宪政的阶段。

康有为说:“欲速改法以救危亡，先得主为太阳，非为功德；如果你想制定一部好的法律并长期保持它，它将不受宪法民权的支配。”梁启超宣称:“共和的民族心理，一定不是长期习惯专制的人所能达到的。”"今天，中国公民没有资格成为共和国公民."。

这暴露了他们倡导民权的不彻底性和虚伪性。

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就要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专制政权，这是平等自由的公民所不能接受的”；“我们必须通过平民革命来建立国民政府，这不仅是我们革命的目的，也是我们革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他指出，改革派污蔑中国国民没有资格实行共和主义，“他们认为自己不如檀香山的本地人和南美的奴隶”。

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弱点，革命阵营对于如何维护民权感到困惑。

比如章太炎因为看到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很容易被少数政客把持，甚至提出:“不如让人民有一个有有效宪政的贵族李殊。还不如国王顶着权，规模在下降，那么严酷的检查就不重复了，人民还是要减轻他们的死。”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虽然对如何实现“民权”持有不同意见，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理解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相信人民群众有能力当家作主。

只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共人才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解决了这个问题。

李大钊在建党初期写了《民粹主义》，说:“‘民粹主义’是民主的译名，又译为‘民本’和‘民主’...纯粹的‘民粹主义’就是在政治、经济、社会上彻底打破一切特权阶级；让所有的人为社会和国家做有益的工作；没有必要用政治机关来统治人。政治机关只是管理所有人都属于并由所有人执行的事务的工具。”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热情赞扬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它就像一场风暴，它的速度异常，无论什么巨大的力量，它都会被压制。

他们会打破所有束缚他们的网，在通往解放的路上快速奔跑。".

在《新民主主义宪政论》、《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著作中，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的事务必须由中国大多数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必须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必须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

毛泽东还指出:“说到底，中国各政党的政策和做法在中国人民中起了好的还是坏的作用，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助于中国人民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它们是否受到约束或解放。”

思想文化进化的历史表明，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都会被丢弃，不会完全消失。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批判继承古今民本思想，吸取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教训。

“以人为本”的思想将在社会主义中国真正焕发出它的历史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