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为何大兴“文字狱” 文字狱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清朝为何大兴“文字狱” 文字狱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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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是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发展的衍生物。这是一种行为，在这种行为中，统治者根据作品的词句、罗志的指控或仅仅根据作者的思想倾向来判定作者有罪。

文字狱自古有之，但在清初康干盛世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清朝的文字狱说到底是君主集权和极端意识形态控制的产物。清代大兴文监的目的是抑制和压迫民众思想，树立满清统治中原的权威，巩固君主专制，稳定清朝统治。清代康熙时期的文字狱影响广泛而深远，是前所未有的，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大规模的文字狱为巩固清朝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更严重地损害了中国文化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延缓了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步伐。

文字狱

文字狱并非源于清朝。也许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字狱就是苏东坡的“五台诗案”。苏轼的诗里只写了一句话:“根往酒泉，那里无弯，天下只知蛰龙。”被别有用心的人牵强附会，是对神皇的讽刺。结果苏轼被囚禁了四个月，然后被流放到黄州。还有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的“问安案”。就因为杭州教授徐一真写的“在光与天之下，生而为圣人，立而为天下之规”，实际上引发了朱元璋无尽的想象:“生”谐音“僧”，影射朱元璋的僧源；“光”是“光头”，也是嘲讽皇帝；“做贼”几乎就是“做贼”，是对皇帝的极大不敬。因此，倒霉的徐夔失去了理智。这些在今天听起来不可思议的做法，是历史上真实的事实。

一、清代大兴文监的原因

中国古代的文字狱是清代最残酷、最专制的，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1、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的继续

清朝是中原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在汉人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眼中，这是一种颠覆传统的行为，与汉族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华夷观”相悖。所以清朝入关时遭到汉人的猛烈抵抗。这些武装斗争虽然被满清政府镇压，但民族间的敌意并不会随着反抗的失败而消失，存在于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心中的反清意识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

清初，虽然北京被占领，但以南明政权和台湾郑家为代表的反清集团仍坚持抗金斗争，并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清朝的统治。由于战乱，江南地区的经济，明朝原有的税收基础遭到严重破坏，无法为新成立的清政府提供足够的财政保障。而且江南士人众多，大多与故国有关，对提倡“剃发换衣”的满清统治者有很大的敌意。综合来看，新兴清朝的统治地位并不稳定，清朝统治者必须压制反清思想，巩固统治。把打压的矛头对准汉人骨干——那些汉人知识分子，无疑是最有影响力、最有力的举措，可以把汉人与传统的联系从文化中分离出来。因此，罗志被定罪，并残酷地攻击和镇压汉族知识分子。

2.消除皇权之争，消除政治异见的影响

清朝建立后，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康熙皇帝被“九子夺权”的权力斗争烧了一辈子。雍正最终取得权力斗争胜利后，为了防止皇室内部的血腥斗争继续进行，雍正把文字狱作为打击皇子权力的有效手段，并罢免了与皇子结党的大臣，以保证皇权的顺利交接。雍正利用文字狱镇压龙克多、王等异己势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3.清朝统治者缺乏自信的表现

事实上，清代绝大多数的所谓“文字狱”，都是捕风捉影，拼凑罗志的案例。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以旧讽今，宣传反清思想，但是清朝统治者的统治基础并没有占到人口的大多数，所以他们对汉族知识分子的言行非常敏感，过度怀疑。很多文学上的纠问被别有用心的人有意无意曲解了。

清朝有个著名的文字狱，起因听起来很可笑。有个叫许筠的书生，写过一首诗，两句是“明月挂念我，清风无心不留人”。结果被告知徐军误了明朝，灭了清朝。于是乎，作者被雍正斩首，大批学者卷入其中。这是清代文字狱中“青峰岳明”的典型案例。

文字狱的另一个代表案例是庄廷瑛的《明史案》。这个案子是金庸先生写进鹿鼎记的，已经广为人知。这部明朝的历史，以李咏等朝代为标题，认为明朝的将军是反叛的，并受到谴责。最终有70余人被定罪或牵连致死，大部分江南优秀学者都有牵连。

满族统治者进入中原后，征服者普遍有一种傲慢感，但面对汉族几千年的汉文化，也有一种自卑感。他们最怕汉人看不起满族人，绝不允许被自己武力征服的汉人在文化上歧视满族人。所以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中，特别容易紧张，对怀疑敏感。这种军事上的自满和文化上的不自信相结合，导致清朝统治者把汉人的士人视为洪水猛兽，加以防范，甚至采取血腥手段和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清除，这是文字狱频发的根本原因。

二、明朝灭亡后的汉族文人

明朝被不同民族的满族人所灭，对绝大多数汉族文人来说是对世界观的颠覆。这既是朝代更迭对文人群体造成的损害，也是“亡国灭种”的大灾难。在儒家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汉族文人对这个异族政权无法认同，内心充满了反抗和敌意。所以他们必然会在自己的作品中释放这种心态。

汉族文人虽然大多无能为力，但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有着坚定的民族信仰和家国情怀。他们大多不屑清政府的配合，很多人参加反清斗争，站在第一线。顾、黄宗羲、王夫之是文人的代表，这三位儒生也是明末反清文人的代表。

顾指出:“统治者与大臣锁于一体，夏防夷系天下”，王夫之也说:“君权可以继承，禅可以改革，夷之间不可”。在以他们为代表的士人心目中，夏防夷是当时最重要的矛盾，也是道德标准。因此，持有这一信念的学者们致力于反清斗争，并以各种形式组织反清复辟。

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擅长文学创作，武装斗争不是他们的强项。所以他们会把自己的思想和决心更多地写进诗歌里，表现出对清朝的敌视和对明朝的向往。虽然大多数人没有勇气直接表达自己的感受，但他们通过赞美或攻击历代历史人物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受。

明朝死在清朝，和宋朝死在元朝很像。于是，在宋朝坚持抗元斗争的先贤，成为晚明士人歌颂的对象。有很多学者从痛苦的经历中吸取教训，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批判明朝那些犯错误的学者，反思读什么书，怎么读，总结读书要“悟”和“用”的经验。

所谓“经世致用”，就是学习要达到实用的目的，而不是抄书读死书。顾提出“近代传经者，多从口学，非从心学。尚安希望用？”因此，顾严武提出要“以史为鉴”，古为鉴，今为鉴，寻找明朝亡国的根本原因，寻找恢复国家的途径。所以很多学者借历史来保存明朝的思想和功过，寻找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屹立于世界的目标和准则。无论是钱的“以诗补史”还是屈大均的“以诗续史”，都是为了发挥诗歌的史学功能，反映时代和国家的兴衰。

三、文字狱下的文人

顺治康熙朝经过几十年的治理，清朝到处镇压汉人的反清浪潮，政权日益稳固，这已经是事实。因此，汉族文人的斗争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变武装斗争为文化反抗，以著书否定清朝统治。对于一个封建王朝来说，其法律合理性不仅是靠武力维持的，还需要得到士大夫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普遍认可，需要构建文化秩序。因此，瓦解汉族文人的文化抵抗，掌握文化领导权，是清政府必须做的功课。

清朝建立后，采用与明朝相同的科举制度，用怀柔政策拉拢士人，是维护文化秩序的普遍手段。但从来没有合作过的学者，一定要用高压手段征服，“文字狱”就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征服手段。

发生在雍正六年的曾静、吕留良案，是清朝统治者巧妙地利用“文字狱”作为征服文人、打击拒绝与清朝合作的文人的典型案例。其实这个案子并不复杂，只是一个迷茫的学者曾静，想要煽动清川陕总督岳钟琦造反。这个曾静没有同谋，也不属于任何组织。只是他自己一时的发烧，或者只是个书虫。但雍正对此案十分重视，亲自审理，将曾静的供词编成书，发往全国，要求全国人民共同学习。

雍正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他要发挥政治动员的力量，通过文字狱的高压控制反清言论在民间的传播，宣传清政府“君臣关系大于中外差别”的理论，以消除汉人的中外差别，取得文化上的统治地位。事实上，曾静在被捕后改变了立场。他在口供中承认“君臣关系大于中意关系”，甚至说清朝得天下，是“天人合一”的法律行为，在汉族士人中影响很大，达到了清朝统治者的目的。

乾隆

人是社会性动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这是颠扑不破的。清朝的文字狱确实对文人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作用，在清朝统治越来越稳定的情况下，很多人不得不屈服于现实。特别是清朝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恢复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此时的人已经奄奄一息很久了，对明朝的感情越来越淡。新王朝存民也是士人价值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即使是最坚决反抗清朝的人，也默许自己的子孙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做清朝的官员。事实上，在清朝280年的历史中，几乎没有明朝遗民家族坚持反清。在从主动反清到被动不合作，再到官方清的转变过程中，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文化高压，对这些汉人学者“重视君臣关系，忽视中外之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清代文字狱下文学创作的特点

如前所述，清初的文学创作深受“经世致用”的影响。此时的文学创作多以怀念故国和“以诗补史”为主，多以汲取过去、寻找明朝亡国根源为主。出现了以顾、、王夫之、为代表的一批遗民，他们的作品多以思念明朝、报国为主题。

顺治康熙八十年，特别是雍正、时期文字狱的高压之后，很多文人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们的作品强调避实就虚，达到了“羚羊挂在墙角，不着痕迹”的目的，从而形成了以王为代表的“神韵”派。

“神韵”派奉行空精神，冲淡清远。诗歌注重内心世界的扩张，从而将不满和关注转移到现实世界。王自己的诗特别善于描写景物，以轻快的笔触表现平静安宁的生活，对康乾盛世充满赞美。

清政权稳定后，许多学者接受现实，加入了与清政权合作的队伍。他们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士大夫行列，成为文化界的中坚力量。他们生活在清朝最繁荣的时代，对满族人领导下的康干盛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因此，他们的作品对新政权赞不绝口，很少描写社会的黑暗现实，诗歌世界充满了点缀着和平与快乐风景的诗歌。

从诗歌的意象来看，清初的诗歌重在防夏，多想到故国。“明月”之所以常用来指明朝，是因为它与大明的名字有一些共同之处，在汉文化中有一个纯粹的形象。此外，代表破碎山河的“秋风”、“枯树”等意象，也是这一时期诗歌中常见的意象，反映了明末清初知识分子心中的哀怨和悲哀。

自清政府开始文字狱以来，“青峰”、“岳明”等带有胡、韩形象的词语几乎不再出现在诗人的作品中，而那些重视君臣关系、认同清朝法律地位的形象则成为诗人的新宠。清中叶以后的诗歌，充斥着花、景、鸟等意象平和的文字。他们用青柳、小桥等意象赞美盛世，描绘盛世下的宁静祥和，诗风也逐渐由慷慨激昂转为平和祥和。从这个角度来看，清朝统治者的“文字狱”对巩固统治、消除汉人的反抗、建设繁荣的新社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V.摘要

文字狱是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专制制度的产物。这种因禁字或用字清理异己而设立的监狱，是清朝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措施之一。也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文化恐怖体系。文字狱虽然可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中央集权，防止民族分裂，但对文化发展影响很大。清代文坛的状况与清统治者实施文字狱密不可分。

清代的文字狱给思想文化和士人风气带来了不良影响。在文字狱的压力下，书生学士不得不死于思想，失去气节，死死抱住八股不放，从而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和现实，朝着谨慎、缺乏气节的方向发展。许多知识分子不敢问政治，从而禁锢了他们的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清朝落后于世界，最终被世界抛弃。“文字狱”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