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评价苏轼「 ”以诗为词” 宋人评价苏轼「 ”以诗为词” 那对于诗和词 宋人是怎样区分的

宋人评论苏轼“以诗为词”时，宋人是如何区分诗与词的？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整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对于苏轼的宋词创作，不管是与他同时代的、还是南宋的词论家，都有一个综合评价，叫"以诗为词"—— 最先提出这个说法的，是苏轼门生陈师道："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之后，李清照在《词论》中评苏轼："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 北宋词论家对于苏轼"以诗为词"，多是批判的，其依据是诗与词本属不同文体，不应将二者混淆。但到了南宋，苏轼"以诗为词"的作为却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王灼《碧鸡漫志》评苏轼词："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刘辰翁《辛稼轩词序》中也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以诗为词"成为苏轼词作的标签，但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创作呢？宋人既给出这种评价，他们又是怎么划分诗与词的呢？ 诗与词的划分，在于"是否配合燕乐演唱"吗？ 词是脱胎于音乐的文体，其本质是音乐文学。唐中期以后，随着燕乐这种音乐体裁的形成，才逐渐出现了配合燕乐演唱的歌词。 于是，便有当代学者从"是否合燕乐演唱"这一角度，来辨别诗与词——"就词与徒诗来说，在于合不合乐。就词与其它合乐诗来说，在于合什么乐。" 其意思是—— 不配乐演唱的诗，是徒诗； 燕乐形成前、配合传统音乐演唱的诗，是合乐诗； 唐宋时期，配合燕乐演唱的，是词。 但如此区分，是有问题的—— 首先，有相当一部分唐诗，也合燕乐演唱。李清照《词论》中说："乐府、声诗并着，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任半塘《唐声诗》夹注说："乐府指长短句词，声诗指唐代诗歌，二者同时并着。"且唐人"旗亭唱诗"的故事也广为传播。 其次，南宋时的很多词，已经不合燕乐演唱。宋朝南渡后，大量歌谱流失。张炎《国香序》讲到一个故事："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这说明：南宋时周邦彦词之曲谱大量失传，而沈梅娇这名歌妓还能唱两首周词，这样的人凤毛麟角，值得特别一记。 张炎《西子妆慢·序》说："吴梦窗自制此曲，余喜其声调妍雅，久欲述之而未能。甲午春，寓罗江，与罗景良野游江上。绿荫芳草，景况离离，因填此解。惜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可见，张炎所填《西子妆慢》一词，因"旧谱零落"，是"不能倚声而歌"的。 张炎《西子妆慢》 白浪摇天，青阴涨地，一片野怀幽意。杨花点点是春心，替风前万花吹泪。遥岑寸碧，有谁识朝来清气？自沈吟，甚流光轻掷，繁华如此！ 斜阳外，隐约孤村，隔坞闲门闭。渔舟何似莫归来，想桃源、路通人世。危桥静倚，千年事、都消一醉。谩依依，愁落鹃声万里。 回到苏轼的"以诗为词"上，这一评价同样不是基于"是否合燕乐演唱"而给出的。虽然北宋时，常有人批评苏轼词"不协音律"，也有人说苏轼词是"曲子中缚不住者"，但苏轼"以诗为词"之作，绝大多数还是能演唱的。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就说："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综上，"是否合燕乐演唱"不能成为划分诗与词的根本标准。这忽视了部分唐诗同样可入燕乐演唱的事实，也忽视了南宋词往往脱离音乐、成为纯粹文学作品的事实。 宋人是以功能不同，划分诗与词 诗言志—— 在《论语·阳货》中，孔子教育子弟："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意思是，诗可以抒发情志，可以观察社会与自然，可以结交朋友，可以讽谏不平之事。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 《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诗，自古被视为教化民众的工具，它依附于现实社会和政治，是不允许用来谈论男女情爱的。所以，中国古代文人诗歌，没有描写男女情爱的传统，只有偶尔零星之作。 词言情—— 这里的"情"，专指男女相恋相思之情。南宋词人对此有具体说明："唐宋以来词人多矣，其词主乎淫，谓不淫非词也。"这是因为词配合曲子演唱，是从歌舞酒宴、娱乐场所流传开的，其最初的功能就是供人娱乐消遣。莺歌燕舞的环境里，自然是演唱相恋相思之"艳情"最为吻合。 唐宋时期，人们对"词为艳科"有明确认识，他们也知道填词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儿，所以有人当官成名后，便想"自扫其迹"—— 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 孙光宪《北梦琐言》 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寓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胡寅《酒边词序》 除了"自扫其迹"，宋人还从理论上论证诗词同体，试图拔高词的地位。北宋黄裳为自己的词集作序，说道："予之词清淡而正，悦人之听者鲜，乃序以为说。"南宋胡寅《酒边集序》更论证说："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古乐府者，诗之旁行也……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 宋人"自扫其迹"，又试图证明诗词同体，这说明，关于诗和词，宋人注重的是它们功能的不同、文体地位的不同，即"诗言志、词言情"，"诗庄词媚"。 综上，宋人评价苏轼"以诗为词"，是说苏轼词摆脱了"艳情"，而抒写人生志向，其功能向诗看齐，向教化靠拢。 苏轼"以诗为词"，有客观与主观的双重原因 客观上，词至苏轼，已经有了"以诗为词"的创作积累。 中唐的白居易、张志和等，是最早填词的文人，他们的词受唐诗影响颇深，或写江南风光，或抒隐逸之志，都与艳情无关。只是这样的创作在当时不符合流行趋势，所以追随者极少—— 白居易 《忆江南三首》其一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张志和《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五代时期，南唐后主李煜在词作里痛悼亡国，"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只是他的"以诗为词"是因身世背景使然，并非有意追求—— 李煜《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入宋之后，文人视野开阔，宦海风波、人生感慨、怀古咏史，都可以拿来入词，气象万千。如范仲淹《渔家傲》："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写边关将士忧国思乡之情；欧阳修《朝中措》："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塑造了他豪放旷达的"文章太守"形象；还有王安石《桂枝香》："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通过感叹金陵的历史兴亡，寄托自己对当时朝政的担忧。 前人这些创作经验的积累，为苏轼词风转移做好了铺垫。 主观上，"以诗为词"是苏轼的有意追求。 苏轼是一个极富个性、也极富变革精神的文学家，他不想沿袭模仿前人，不愿委屈自己去适应委婉含蓄的词风，更不甘心屈居于柳永等词人之下。在词的创作上，他是主动地追求别具一格，是有意识地"以诗为词"。 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苏轼跟好友鲜于子骏夸耀自己的一篇词作，他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信中所夸耀的词作，就是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特意强调，这首词"无柳七郎风味，自是一家"，这说明他填词时以柳永为靶子，努力追求一种不同于柳永之婉约的审美风格。《江城子·密州出猎》之豪放、那种强烈的抗敌政治主张、和报效朝廷的豪情壮志，是苏轼在大张旗鼓地"以诗为词"，大张旗鼓地告诉世人：词亦能言志。 结语 苏轼"以诗为词"之作，其实只有数十首，与他三百多首词的总量相比，只是很小一部分。但他以文坛领袖身份作出这种变革，自然在词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虽然北宋时期，很多词论家不认可苏轼的变革，认为他混淆了诗与词两种文体的界限。但南宋以后，当半壁江山沦陷，宋词也走出了风花雪月的象牙塔，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现实，因此苏轼"以诗为词"的作为，在南宋获得了更多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