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日派的悲哀：“卖国贼”标签下的曹汝霖 知日派的悲哀：“卖国贼”标签下的曹汝霖

日学派的悲哀:曹儒林以下贴着“汉奸”标签的文字材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整理。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1964年，与中国大陆海天之遥的美国底特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陷入了对往事的追忆中。他检点平生，援笔成章，整理的文字发表于香港的一家叫《天文台报》的媒体上。后又编辑成书并在海外出版，此书即颇受史学界重视的《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这位在完成回忆录后不到两年即魂归道山的老人，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曹汝霖。 曹汝霖之所以有名，缘于在他的名字前所加的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词语：汉奸、卖国贼。他不仅顶着这两顶“铁帽子”被写进中学历史教科书，同时还在众多关于五四的着作中被“脸谱化”。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大着名卖国贼中，曹汝霖赫然名列榜首，倘不是抗战时又出了汪精卫这种“超级汉奸”，估计曹汝霖的名头还要更响，名声还要更臭。 然而，如果我们摒弃非此即彼的二元标准，摒弃将历史人物按意识形态的需要简单归类的做法，承认人性的复杂，真正负责任地走近历史、还原历史，便不难发现，汉奸或卖国贼并不足以为曹汝霖盖棺定论。身为历仕晚清和北洋的高级官员，曹汝霖是一个复合体。他既有亲日反共的一面，也有坚持原则，固守气节的一面；他既有官僚的圆滑，也有传统知识分子的操守。换言之，在卖国贼的标签下，有着另一位更为生动也更为真实的曹汝霖。 【官运亨通的知日派外交官】 曹汝霖字润田，清光绪二年生于上海一个书香门第。他先是像众多旧式读书人那样进私塾，苦读四书五经，并在18岁那年中了秀才。但很快他就抛弃了所谓的功名，转到经元善创办的新式学堂求学。当时西风东渐，到一衣带水的日本留学，更是一时之盛，曹汝霖亦加入到了留日队伍中。当23岁的曹汝霖东渡扶桑时，他完全不可能想象得到，他一生的命运和名声，竟会和这个所谓同文同种的东方邻居如此纠缠不清。曹先入早稻田专门学校，后改入东京法学院。与大清的腐朽、衰败和暮气相比，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带给了曹汝霖极大震撼。多年后他犹记忆深刻：“日本人爱国心重，宁买日本粗品，不用舶来精品，无论何物，只要能自制，都是用国货。我以为日本富强之源，即由于人人有爱国心也。”“那时国公设立不久，尚未实行普选，政党竞选议员，未闻有花偌大金钱者，甚至一钱不名而亦当选”。日俄战争时，曹汝霖租住的日本平民家中，分配住进了一些日本军人，他回忆：“每日三餐，总以肉食饷兵士，兵士亦帮同操作，彼此和睦，恍若家人。我看了真觉感慨，中国人民与兵士，哪有这种情形。” 曹汝霖后来解释，他最初的亲日情结，正起源于留日时期尤其是日俄战争时期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事实上，清朝末年，当列强逐浪而来，老大中国江河日下之际，日本的确是最能让中国人有亲近之感的——一则都是黄皮肤黑眼睛，二则日本向来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二传手，三则明治维新的成功对试图变法图强的中国士人是榜样和鼓励。彼时不仅曹汝霖亲日，即便秋瑾、孙中山、黄兴等正面的历史人物，都有着程度不一的亲日情结。 留日六年后，曹汝霖学成归国，就职于新成立不久的商部。在商部，他因参与中国和日本的东三省会议而结识袁世凯，两人虽地位悬殊，却从此订交。服务于清朝的几年间，曹汝霖拔擢之快，令人眼花缭乱：极短的时间里，他竟由商部的实习干部，升任为外务部左侍郎。这其中，既有他为人聪明圆滑之故，也和他的干练精明不无关系。如中日在东北发生摩擦时，他作为特派员前往东三省调查，回京后向朝廷条陈十事。比如他认为日本虽然在向东北移民，但由于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还未恢复元气，中国理应趁此机会有所作为。东三省地广人稀，土壤肥美，每县所辖地盘比内地大许多倍，政府理应将这些县份划出一定区域，招募内地有志青年，移民屯田，寓兵于农，以此防卫地方。同时应多办工厂尤其是纺织厂，自足之外还可换取外汇。东三省的铁路一向由俄国和日本控制，中国只能认清现实，多造公路作为补救。应该说，这些提议确有可取之处，只是行将就木的清王朝忙于剜肉补疮，根本无暇顾及。 武昌起义后，大清王朝以令人错愕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作为前清高官，曹汝霖在做了短期的律师后，被一直赏识他的袁世凯起用。据曹汝霖回忆，民国建立后，成立了司法部，并新订律师条例。曹汝霖留学日本时，其专业即为法律，于是请求领取了律师证书，编号为一号。曹晚年时还颇为自得地宣称：“知道我以侍郎做律师，区区之名，不胫而走，从此门庭如市。”律师没做几个月，袁世凯先是委任他为议员，旋即又任命他为外交部次长。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徵祥体弱多病，部务实以曹汝霖担纲。此后曹汝霖又升任交通总长，兼署外交总长。袁世凯死后，曹汝霖在段祺瑞内阁担任交通总长及交通银行总经理，嗣后又兼署财政总长。在钱能训内阁，曹汝霖再次出任交通总长。可以说，在清末民初的官场上，曹汝霖的仕途一帆风顺——33岁任副部长，39岁任正部长。很显然，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五四学生运动，以曹汝霖的资历、人脉和能力，完全有可能爬到如政府总理等更高的位置。 但历史没有假设。命运与时代的峰回路转，常常如此出人意料。 【“汉奸、卖国贼”之由来】 五四学生运动的一个响亮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即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内惩国贼，即要求惩办政府高级官员曹汝霖和陆宗舆、章宗祥等人。当时，这三人中只有章宗祥系外交官——中国驻日本大使。已多年不任外交官的曹汝霖名列国贼之首，个中原因，在于为人诟病已久的袁世凯时代的“二十一条”，其主要经手人为时任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和时任驻日公使陆宗舆。 “二十一条”又称民四条约。数十年来，关于中日间的这一不平等条约，有着不少模糊不清的说法，中学历史教科书及一些权威人士的回忆文章，都有意无意地把“二十一条”作为一个整体，认为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了“二十一条”。但事实上，这种说法与真相有着不小出入。 1914年，善于见机行事的日本，趁着列国无暇东顾之机，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山东，强占了原德国势力范围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在出兵前，日本曾向袁世凯政府保证只是借道，事成之后便撤军。但事成后，日本不仅拒不撤兵，反而将占据地点扩大。当中国方面强烈要求日方撤军时，日本通过驻华大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所谓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中，一部分条款是要求由日本全面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殊权利，一部分则提出了颇多无理的新要求。其中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是第五号条款下的七条要求：“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所有在中国内地设立的日本医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须将必要地方的警察作为中日合办；福建筹办铁路矿山和整理海口，如需外国资本必须向日本商议；允许日本人在中国传教等。”平生英武自许且长期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袁世凯当然深知“二十一条”的厉害，认定这是日本“直以朝鲜视我”，就是企图将中国变为保护国朝鲜的翻版。据说，袁世凯看到此款时震怒。日方也知道这几条容易招致中方的强烈反对，因而特别注明是建议性条款. 以上内容由整理发布，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