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竟还是反间谍专家 苏东坡竟还是反间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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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大韩民族，用「 ”墙头上的草”来形容它最为合适。唐朝强大时，高丽王朝被打败了，自愿做了华夏的小弟，成了中国的属国。但当辽国在北方强大起来的时候，马上投入契丹人的怀里做了奴才。当了契丹人的走狗也就罢了，还时不时向北宋献媚，来个政治文化交流，背后却搞起小动作来。 北宋时，有个杭州僧人叫净源，他坐船去高丽，认识了当时大名鼎鼎的义天。这义天可是高丽国最有道的高僧，他本是高丽王子，后来当了国师。两位高僧成了好朋友。 后来，净源回到祖国圆寂了。元佑四年，义天要到中国来，借口一是为祭奠净源，二是为皇太后送寿礼。 北宋王庭对此十分重视，立刻把义天出使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当成北宋和高丽恢复外交关系的机会，要给义天来访以政策上的重视和支持。 但当时苏轼上奏哲宗和朝廷，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这份上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国家文化信息安全的文件。其大意如下：按以前的规格接待义天，花费巨大，地方被骚扰，劳民伤财；高丽人停留时，可以图画山川，购买书籍，恐怕是契丹人指使的，给国家与契丹对战留下隐患；应该对义天来朝警惕；要求朝廷对暗中与高丽勾结的僧人和奸商给予严办。 当时哲宗皇帝立即采纳，朝廷开始执行，于是义天入宋的接待和活动都受到了限制。 可即便如此，事情还是出乎了苏轼的意料之外！ 第二年，苏轼的弟弟苏辙出使辽国时，惊奇地发现「 ”宋朝民间印行文字多已流传在彼”。回到了宋朝，兄弟俩意识到，涉及国家安全的宋朝的政治、军事机密已有人出卖给了契丹人。 苏辙立刻给礼部提出意见，内容包括三方面： 1、涉及国家安全和重要信息的图书的出版、印行要严加禁止或监督控制； 2、转运使、开封府、国子监等机构防止涉密图书文字流传到国外； 3、各州县、监司、国子监机构监督民间雕版印刷书籍。 这恐怕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出版发行的审核许可制度，也是最早的关于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保密政策了。 后来朝廷在苏轼的建议下，削减了高丽外交使馆的人数、停留的时间。规定如果高丽人外出买的东西发现有违禁品，立刻委婉没收，给以相应的钱数;如果书店把涉及时政或边防的书籍出售给高丽人，就要查封。 这下高丽使者蒙圈了，但贼心不死，暗的不成，就明的来，厚着脸皮要求看《太平御览》，此书可是北宋各个方面的资料总汇，所以当时苏轼领导的礼部「 ”以禁书难为传示外国，故不许”。虽然高丽多次重金求购《太平御览》，但是一直没有得逞。 可是高丽人在与苏轼的斗争中却笑到了最后，北宋的国情还是被辽国掌握了。 这样的后果是怎么造成的呢？ 元佑八年，高丽人又死皮赖脸地要求购买《册府元龟》《太学敕式》等书籍，这些书可是关于北宋政治理论及其制度建设的书籍。 北宋朝廷对于卖不卖书形成两派：以苏轼领导的礼部坚决反对，苏轼专门罗列了卖书的「 ”五害”：经济上得少失多；过程暗损民力；高丽所得必为契丹所获，等于借寇资盗;国家虚实被窥测；可能授人以柄。 他认为如果北宋的政治动态、社会虚实这些情报都被契丹掌握的话，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太大了。 以董敦逸为主的尚书省同意卖书，他们认为中华图书典籍的境外传播是「 ”柔远”之道，彰显了宋朝宽广的胸襟气度，苏轼苏辙两兄弟是小题大做，杞人忧天。指责苏轼兄弟「 ”拒违君命”，要求严惩。 幸好太皇太后心中明白董敦逸这是借题发挥，主要打击以苏轼为主的川派文人，于是就把董氏贬为湖北运判，苏氏兄弟暂时获胜。 但不久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政治风向突变，苏氏兄弟被贬谪到岭南，历史上这场维护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政策，反对高丽间谍的运动戛然而止，让人扼腕叹息。 最后北宋大量国家文献流入高丽转到辽国，给北宋的外交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就在苏轼苏辙被贬谪后，北宋的底细、谈判筹码都被人掌握了，还能有好结果么？ 公元1105年，宋朝对西夏在军事上完全处于优势地位，马上就能取得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了，此时西夏主动和辽国通婚，向辽国求救。 辽国这时候虽然已经外强中干、行将灭亡，但是它更了解宋朝，居然装腔作势地调解北宋与西夏的关系。在这次外交调解中，辽国真是知己知彼，没有费一兵一卒，就阻止了北宋最后对西夏的军事成就。而北宋根本不了解辽国的虚实和是否有真正作战的意图，只能又一次承受了耻辱。 辽国衰弱后，更强大的金国兴起，这时北宋才真正认识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才有人想起了苏氏兄弟的国家安全的策略。 到北宋即将灭亡的前夕，宋钦宗即位，御史胡舜陟上书说，高丽这些年出使我国，让我们经济负担很重。以前高丽为契丹卖命，今天一定会为金国办事，来探听我们国家的虚实，应该停止使臣来访了。朝廷立刻采纳，规定高丽使者第二年必须回国，也不像以前免费提供一切花销了。但是为时已晚，没到一年，北宋灭亡。 南宋高宗皇帝接受教训，减少、终止高丽来使。到了南宋孝宗时，南宋与高丽彻底断交，再不来往。可惜苏轼已经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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