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大名医 民国时期的医生：名医诊金是穷人家庭半月生活费

简介:民国时期北京有“四大名医”，指中医。一般来说是指、、石金墨、王。还有一种说法是，、、王、、杨浩如。这五位名医除孔伯华外都来自山东曲阜，其余四位都来自南方。王，江苏苏州人；石金墨，浙江萧山人；萧龙友来自四川三台；杨浩如是江苏淮阴人。不管那四五个人，这五个人都是民国时期北京最有名的中医。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禁止中医的政策遭到强烈抵制和反对，不得不撤销授权。但有人指出，中医的执业资格是必须考核的，用今天的话说，必须持证上岗。于是北平成立了一个评委会，、、石金墨、王为评委会委员，其中没有杨浩如，因为杨浩如当时身体不好。但杨浩如是北平第一家中医医院的创始人，就是以现代医院形式创办的中医医院。北平最早的中医教育是北平国立医学院，孔伯华等人也参加了，但没有进行下去。后来，石金墨开办了华北民族医学院，培养了许多中医人才。这个学院不能理解今天的概念。他们一年只招几十个学生，少的时候只有20个。不过后来华北民族医学院确实出了不少人才。

虽然北京的中医很多，但是中医和中医在医生数量和生活条件上有很大的区别。有的人吃不饱，只能去药店坐大厅，或者开自己的小诊所，只能糊口。但是这五位名医家里人很多，每天都要排队会诊，不容易出诊。医药费也很贵。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初，一次就诊的医疗费用一般为一银元。银元是什么概念？前面说过，20世纪20年代末，一个银元几乎够买一辆三轮车过年了。抗战期间我家的日常总开销只有一天一个银元。一般穷人家一个银元可能要十天半月，挺高的。但是在巷子里不太出名的中药，成本远没有那么高。另外，说到药材，当时的药材不贵，药丸药丸也不贵，所以一般的饮片比较便宜。除了用贵重药材，都比较便宜。高烧的孩子需要用一种药——紫雪，需要羚羊角，比较贵。小时候一般都会消化不良之类的。只花了几毛钱。我们住东四的时候，巷子里家境不好的孩子生病了，没有去看医生。给自己买点药就好了。

四大名医各有专长。比如擅长治疗温病，他爱用膏药，因为膏药凉，而开膏药处方用得很多，可以用一到二到二两，所以有个外号叫“孔膏药”。王擅长治疗温病，他的许多著作也涉及温病。这四个人中，石金墨活得最久，一直到1980年；其他的，萧龙友活到1960年，杨浩如活到1940年，活到1955年，王活到1949年。

我家虽然有病，但是看中医，但是不太多。当他们看到中医时，他们经常寻找孔伯华。据说我小时候也去过萧龙友。那时候他很少去医院看病。他通常请医生来他家，但他会去他家找萧龙友，所以他不容易进行任何家访。后来因为气管炎去了石金毛家看病。除了这些，北平还有一些优秀的专科，比如皮肤科，当时也叫选拔科。选拔部有两个名人，一个是哈瑞传，一个是赵炳南，都是回民。赵炳南也受雇于华北医学院，在那里他是一名教授。Haruichuan在八面槽开业。还有针灸医生，比如王乐亭，以前把针灸叫做金针，这些都是专科医生。当时北京的著名中西医大多都有自己的诊所，所以在50年代初，医生被分配为“自由职业者”。当时的医生和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可以申请一两家医院，自己开私人诊所，同时履行门诊的职责。那时候好医生这个职业特别体面，收入也挺高的。

西医有很多私人医生。就我个人记忆来说，我年轻的时候基本没去过医院。当时看病叫“出门”，出门是有钱的，比医院的费用贵多了。许多著名的西方医生都有私家车。记得50年代来我家的很多医生都有私家车。比如当时的儿科医生吴瑞平，印象很深。他家四兄弟学医。老大吴瑞平，家里老二是吴杰平，老三是吴蔚然。吴瑞平很漂亮，前途无量。这些西医有一个特点，都是西装革履，对西装革履非常讲究。有的有助手，有的没有助手，拎着一个两扣的大皮包，上半部分是椭圆形，下半部分是正方形，一看就是西方医生。

客座医生的包里有什么？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小时候就很好奇这个。我包里有什么？有血压计，听诊器，压舌板，诊断锤，体温计等。，而且大多数医生都打针。我记得有一两个是和私人护士在一起的，所以也有腰形的盒子，里面有消毒过的针、棉签、酒精等东西，还有和他们一起的常用药。那个盒子真的是一个万宝包。其实常用的药物有阿司匹林、黄连素、阿托品等。没有什么新鲜的。有一些常用的抗生素之类的，也有治疗成人心脏病的药物。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富裕家庭的妻子需要赡养。医生经常开的是激素和维生素B12。他会推荐你用，在药店买。和我奶奶一样，他们也经常玩这个，一红一白两个混在一起。我们家谁来打？是我父亲。从小到大一直打针，包括针头怎么消毒，怎么用消毒棉球——从里到外擦，圈子越大。怎么打针？打针的时候挤出一点，把气泡放出来了，从小到大都很常见。这些医生会教你一点，但不会说用什么药，很神秘。比如失眠，用Lumina，就是商品名，化学名是苯巴比妥。每种西药都有化学名称和商品名，但医生只告诉你是Lumina，不是苯巴比妥。其实在西方药店买便宜很多。西医通常全是英文。他告诉你是Lum ina，但当他给你开处方时，他写了苯巴比妥拉丁文。

我印象最深的是另一位医生，诸福棠，他后来是儿童医院的院长。现在，许多儿科医生是诸福棠的看门人。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诸福棠。他非常和蔼可亲。我打电话给诸福棠·朱耷。诸福棠和吴瑞平都有一个特点。他们总是在他们的旅行包里带一些巧克力糖和小玩具。孩子害怕打针。如果他们给一颗糖，他们就会让步。因为他们都是对待孩子的，用我老祖母的话来说，他们叫“吃孩子”。

我妈妈的医生的名字叫卢。吕医生住在炒豆胡同，有自己的诊所。我也很感动。当时协和医院的医生，在协和医院门诊的同时，也出去了。还有一个医生叫王国政。50年代我妈身体不好。两位医生都来过我家。我奶奶不一样。我奶奶还在怀念德日学校。她找的最多的医生是郑和贤。这个郑和首先照顾大人小孩。他在北大当校医，当然这也是兼职。当时北大没几个人有车，一个是蒋梦麟，一个是胡适，一个是郑和贤。郑和首先“吃”上门，请他进屋。他整天开车很忙，所以他必须预约。我记得郑和第一次得了高分。我们不喝咖啡。当我们闻到咖啡的味道时，正是郑和第一次回家看病的时候。来之前要提前泡好咖啡，买点西餐什么的。郑和个子不高，长着长长的眉毛，鹰钩鼻，西装革履。小时候给我的印象是他的手很冷，一摸肚子就害怕。郑和贤总是被误诊。有的孩子明明是阑尾炎，他却不能说是消化不良，耽误了治疗机会。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在找他。

郑和贤的医疗费挺高的。骑马旅行要花五美元。五十年代的五块钱是什么概念？郑和贤经常治疗梅兰芳的家人。80年代，徐济川先生去世前和我谈过。徐济川称梅兰芳为梅叔叔，于是徐济川说:“当时梅叔叔喜欢找郑和贤，等于梅的私人医生。”他经常在我们家跑，但我妈妈相信鲁。

还有私人中医。我妈妈经常带我去看一位名叫王的女中医。王上午在东安市场西门的西河娘塘坐了半天，下午在家接受治疗，偶尔也会去看看。全家靠她，她住在灯市口春树胡同。她老公是个好看的女人，但她被称为“家庭主妇”，在家只做家务。教育孩子是她丈夫的事。有些疾病是不能请医生家访的，比如牙病、眼科疾病、耳鼻喉科疾病等。因此，他们不得不去自己的私人诊所或家中就诊，例如西宗埠胡同的牙科张，以及后来的同仁医院和耳鼻喉科主任许，所有这些都是依靠医疗设备进行诊断的，因此很难进行家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