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的一生 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一生：鲁迅和朱安的婚姻生活

介绍:很多人都知道鲁迅夫人是徐光平，但是朱安是鲁迅的原配，很多人不是很了解，尤其是关于朱安的生平。事实上，朱安一生都和鲁迅在一起，尽管鲁迅并不爱她。朱安去世的前一天，他对前来探望的记者说:“周先生对我还不错。彼此之间没有争吵。各有各的生活。我应该原谅他。”这是朱安一生中唯一一次公开谈论自己与鲁迅的关系。认识这个女人可能会启发人们思考很多问题。

嫁给鲁迅前后

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和朋友。1939年，他还说过这样的话:“他的家人一再要求他回国结婚。他不愿意放弃学业，拒绝回去。后来我家来了电报，说我妈快不行了，我老公回国了。回到家，看到房子已经修好了，家具全新，婚礼安排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他回来做新郎。鲁迅一生为物而战，为人以善。他总是不忍心残忍地对待他最善良的人，所以他让步了。”鲁迅既然不忍违背母亲的意愿，就只能牺牲自己的意志，默默接受这种命运。

鲁迅和朱安婚后失和，在新婚之夜已成定局。那天晚上，鲁迅像木偶一样被推来推去，进了新房。那时周贯五20岁。他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况:“新婚之夜，我扶新郎上楼。楼上是两栋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开。新房子位于靠近东头的那栋。房间里有一张红色的木床和一份新婚妻子的嫁妆。当时鲁迅一句话也没说。当他遇到新妻子时，他仍然保持沉默，脸色有点阴沉和呆滞。”

王从13岁起就在周家做家庭帮工。1906年鲁迅结婚的时候，他18岁。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周家的这位先生。鲁迅结婚的第二天，他很坚决。晚上发生了什么？王透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鲁迅结婚后的第二天早上，他的脸被染成了靛蓝色，让人以为他那天晚上大概是埋着头在被子里哭了。

当时，新祖母周伯宜夫人担心这对新人的动向。晚上，她去新房隔壁，发现他们很少说话。两三天后，鲁迅住在他母亲的房间里，晚上先看书，然后睡在他母亲床边的一张床上。鲁迅在经历了祠堂祭拜、家庭男女老少祭拜、新郎新娘并排祭拜、家庭长辈祭拜、同辈互致敬拜、接受年轻人的崇拜和“归门”等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后，搬出新房，睡在母亲的房间里。我弟弟周说:“结婚后，我大哥发现新娘既不识字，也不丰满。他以前写的信都是白写的。新娘叫朱安，是玉田婶的侄女，媒人很谦虚。他们婆媳对我妈很好。他们总觉得媒人的话不靠谱，自己人也总靠谱。然而，根据周贯五的回忆，朱安拒绝学习和放手，这是早在日本就告诉鲁迅的，他不可能没有准备。

周作人说“新人特别矮，相当发育不良”。从照片上看，朱安的身材确实矮，但是鲁迅不喜欢她，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婚姻是他妈妈安排的，他只能默默承受。结婚后，他很少跟外人说自己的婚姻生活。他只对朋友徐守尚说了这么一句让人心痛的话:“这是我妈送的礼物。我只能好好支持。爱情是我不知道的东西。”鲁迅的自白很有名，被很多人引用，证明他对朱安真的没有感情，只有支持他的义务。

可惜作为“礼物”，朱安自己也没能意识到这一点。婚后第四天，鲁迅和二哥周作人去了日本，离开了母亲强加给他的女人。没有人提到朱安在婚礼的那三四天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想知道她是否还坐在新房子里。还是一边哭，一边听那些经历过的人讲，教她如何慢慢熬过去？

朱安的“婚姻生活”

鲁迅与朱安的关系可以分为五个时期:1906年夏秋季，鲁迅奉母亲之命与朱安结婚，1919年12月29日，朱安随周家迁居八道湾十一号，这是第一个时期。十三年中，鲁迅婚后四天回到日本，后来只在绍兴家住了1909年8月至9月和1910年7月至1912年2月；周家搬到八道湾，1923年8月2日，鲁迅“和妻子搬到转塔胡同61号”，这是第二期。曾经有人回忆鲁迅的一句话，“1919年，王先生三十九岁的时候，在八道湾买了一套房子，西直门的一个公共图书馆，然后带着家人去了北京。但完全分开，夫妻各住一个房间。因为家庭人口多，老公比较主动。”鲁、朱迁居朱塔胡同，鲁迅于1926年8月26日离开北京南下，这是第三个时期。八道湾是个大房子，他们住的是前中国人和前中国人的房子，不用朝夕相对。周兄弟分手时，鲁迅夫妇搬到砖塔胡同，住处局促；1924年5月25日“搬去西三胡同新房”也不宽敞。在此期间，正如我的朋友荆所说:“那家人太怕人了。鲁迅除了举例，常年不和老婆说话。据他母亲说，“达先生和达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上大太太叫大先生起床，大先生答应‘哼’，大太太叫大先生吃饭，大先生晚睡，大太太早睡。她总是问:门关了吗？这时，丈夫有一个简单的词:‘关’，或者‘关’，否则，妻子向丈夫要家里的钱，丈夫会说更多的话，比如‘多少钱？或者顺便问一下，还有什么可以买的？但是这种长篇大论，一月，只有一两次。”朱安说:“老太太怀疑我没有儿子，达先生常年不和我说话。怎么才能有儿子？“鲁迅也说过，谈夫妻生活，在许多年里只有一两次；鲁迅南下，1927年10月8日开始和徐光平同居，这是第四个时期。在此期间，鲁与朱从未谋面；鲁迅和徐光平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这是第五个时期。鲁迅于1929年5月15日至6月3日和1932年11月13日至30日回京探亲，住在西三条。情况和第三期一样。

不过对比看鲁迅的创作史还是挺有意思的。鲁迅的创作大约有一半是在荆所谓的“太畏人”三年间完成的，这是鲁迅作为思想家、文学家、学者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荆说:“如果说家庭能够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那么鲁迅在北平的时候，无论是写小说、写杂文、写短评还是写论文，他都着重抨击旧社会。那么他当时的婚姻和他的家庭没有关系吧？以后在上海，尤其是在他去世前的那些年，谁能说跟徐光平没关系，谁有前瞻性的思维，谁能真心实意的工作？”

他感叹:“鲁迅很少写爱情和温馨的家庭。虽然《野草》里有《我失去的爱》，《彷徨》里有《幸福的家庭》，但是《爱》和《家》里充满了失望和狼狈，所以不难想象鲁迅的婚姻家庭生活。因为鲁迅先生是受家庭之苦，其实整个旧社会，他在思想上加了很多尴尬的成分。”

鲁迅无疑是对朱安和他自己身上的陌陌的精神折磨，这也升华为他的创作热情，而朱安却是一辈子只做了牺牲。朱安病重，找人给许广平写信，说:“你觉得不能好，就不想住院。你背后用的长寿材料肯定是好的，不需要在北平呆很久。你一定要和达先生一起葬在上海。”然而，这最后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鲁迅书籍的销售

自母亲去世后，当时一直依附于谋反的周作人负责长期妻子的部分开销，原本是每月100元，随着物价的上涨，涨到了150元、200元。朱安不愿意接受周作人的钱，用这些钱很难维持最低生活。她的生活极其贫困。于是，她听了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卖掉鲁迅的书。周作人命令北京图书馆列出馆藏，准备委托巡更出售。

1944年8月25日，《新中国日报》刊登了这条消息。许广平非常担心，立即给久未音讯的朱安写了一封信，要求停止。信中指出:“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卖书，把他的东西保管好，给大家留个纪念，这也是鲁迅去世后我们对他的责任。请收到这封信，迅速回复，详细告诉我你的意见和生活的最低需求，我会尽力照顾你，请相信我的诚意。”

与此同时，徐光平9月10日委托律师在《申报》上发表声明:“根据鲁迅一生的文化事业，他去世后在全国各地哀悼，所以他的所有遗物都应该由我的所有家人妥善保存，以纪念中国人民。就法律而言，遗产在分割前是共同财产，不得单独处理；否则，它不会生效，法律明文规定。如果鲁迅先生确实有在平家私卖家产的事实，广平是绝不会承认的。”

听说朱安要卖鲁迅的书，鲁迅以前的朋友，住在上海的内山，也觉得有必要阻止。他给在北京的朱安写了一封信劝阻他。

上海文化进步人士知道鲁迅的书可能会被卖掉，心里很着急。徐光平和内山不仅写完了阻止他们的信，而且在那年的10月，他们还建议汤涛和刘哲民去北京解释和劝阻。在西三条，他们遇到了朱安:夜深了，朱太太和伺候过陆太太的女工正在吃饭。两个老人见了我们，放下碗，碗里盛着稀粥似的汤，桌上的菜上放着一些腌制的萝卜。朱夫人身材矮小，脸型狭长，裹着南方中年妇女常用的黑丝绒包头，看上去颇有能力。当我听说我们是上海人时，她的脸立刻变得阴沉起来。过了一会儿，她说:“你总说鲁迅的遗物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要救我！”说的有点激动。

长期尴尬的生活，加上对上海的误解，让朱安在游客面前感到兴奋。在艰难的岁月里，即使作为“鲁迅的遗物”，她也早已被世人遗忘。成千上万的辛酸导致她发出这种悲伤的哭声。其实从内心来说，她肯定是不愿意卖鲁迅的书的。恐怕她是带着这样的想法同意这么做的——希望能提醒人们她的“遗物”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当汤涛告诉她徐光平被日本宪兵逮捕的事，并告诉她迎海的情况时，她的态度立即改变了。当她听说迎海的病已经痊愈时，她说，“达先生就是这块肉。你为什么不带迎海去北平，让她看看？”气氛一变，卖书的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