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本灰皮书往事：部级以上才能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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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初，最后一本灰色的书《托洛茨基的言论》问世了。

这本书的前身是中央编译局编辑、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灰色书籍《托洛茨基的反动言论节选》。

灰本分A、B、C三个等级发行，分别对应红、黄、蓝三种内部购买凭证。管制最严的是A类，这是托洛茨基被视为苏联“公敌”的作品。A类必须按号发放，只有部级以上高级官员才能购买。“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作品属于B类，奥地利人鲍威尔和法国人米勒兰的作品属于C类..B类和C类没有编号，只是严格控制。

在一流的灰色书中，托洛茨基的反动言论摘抄，作为汇编，是最特别的一篇，因为它“太毒”。普通的灰书，书的内页会注明出版社、出版时间、编者，但这套书没有出版信息，属于“三无”书。

这套书一共印了500套，但当时只装订了50套，分发给极少数单位和个人。

“中宣部领导认为这是中国自己组织加工的，传出去不太好。”中央编译局的研究员、这本书的编辑之一郑一帆说。

直到1980年，堆在仓库里的450本托洛茨基的反动言论才重新发行。

《灰书》结束了使命，但托洛茨基的脱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成为中心书柜”

灰书计划始于1960年。今年中苏两党开始公开辩论。为此，中央政府成立了“反修领导小组”，以康生为组长。

1960年底，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兼任中央编译局局长，中宣部理论宣传部部长王惠德调任副局长。1957年1月，原编译局局长施哲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自那时以来，主任的职位一直空缺。至此，这个职位终于有人了，中央编译局与中宣部的工作联系大大加强。

中央编译局下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室。王惠德强调，国际室应该是中央政府的耳目，“做中央书柜”，中央政府需要的东西应该提供。

1962年，王惠德整理《国际室》，编《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作品目录》，为编辑翻译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作品和言论做准备。

也是在这一年，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组成立，与编译局合作，以另一套品牌“本站书店”的名义出版反改版书。组长是后来成为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有四五名成员，包括后来成为该网站书店总经理的沈。

国际室按照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分类，分别进行列表、查找作品、编制目录。其中，郑一帆负责第三国际的苏联部分，包括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作品。

1954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郑一帆经过不同层次的选拔和考试，在北京俄语专业学校学习一年后，成为新中国最早的公立留学生之一，来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苏联历史。1959年夏毕业回国，分配到中央编译局工作。他是国际会议厅最早的成员之一。

郑一帆对这些“修正主义”观点并不陌生。

在国外学习期间，赫鲁晓夫在1956年做了一个秘密报告后，郑一帆清楚地感受到了学校的变化。突然，关于斯大林的话题突然多了起来。“有个老师听了报告，第二天上课大骂斯大林。之前大家都没看懂，或者不敢说。”

学校最明显的变化在于取消了马列主义的基础课。因为这门课的教材是斯大林本人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书中充满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甚至歪曲了一些重要的史实。

郑一帆的毕业论文是关于斯大林和1925年后出现的“新反对派”。“新反对派”包括季诺维耶夫、卡门涅夫和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他们反对斯大林的领导，并与斯大林有许多争论。

为了写论文，郑一帆拿着他的中国学生证进了学校旁边的苏联科学院图书馆，借走了这些人的原著。这些“反面教材”存放在“专门藏书馆”，不允许苏联普通学者接触。因为追求中苏友谊，所以对中国学生开放。

寻找托洛茨基的原作

1963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姚勤向王惠德传达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苏大辩论主要负责人邓小平的指示:“赫鲁晓夫说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必须写一篇文章答辩，作为十条意见之一。现在需要准备写这篇文章的材料。编译局可以编一本《托洛茨基演讲文选》，尽快出，供钓鱼台写文章的人参考。”

托洛茨基主义是双方互相攻击的常用武器。

赫鲁晓夫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攻击CCP，但没有提到“冒险主义”和“没有战争与和平的托洛茨基主义”。

反过来，CCP给了赫鲁晓夫托派的帽子。1959年12月，毛泽东在《读报》的七大定律中写道:“托洛茨基去了远东，他没有为英雄而战。”1960年6月，他继续在《七大定律·读报心得》中写道:“托洛茨基回到故居，没有战争和不和的欲望是什么？”

但托洛茨基的主张是，其实国内的知识是有限的。

从1923年到1927年，苏联先后出版了十多卷《托洛茨基选集》。1927年，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失败，被开除党籍。1929年，他被驱逐出境。在20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审判中，他被缺席判处死刑。结果托洛茨基的书在苏联被禁，文集出版被暂停，出版的书也被禁。郑一帆在苏联科学院图书馆看到的是托洛茨基仅存的作品。

继苏联之后，中国共产党也把托洛茨基写进了另一本书。托洛茨基被视为反革命，托洛茨基的作品被禁。

托洛茨基

事实上，为了找到托洛茨基的原著，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从编书目的时候就开始了斗争，并显示出了他们的神奇力量。

编译局联系了国内各个图书馆，如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零星的托洛茨基的作品。

编译局的图书馆有专门的外汇，可以从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书店买书，比如瑞士平格斯的旧书店，在那里可以买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各种人物的旧著作。通过这些渠道，他们找到了《托洛茨基选集》的一些卷本和一些单行本。

同时，他们用一种愚蠢的方法找到《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一页一页地搜索托洛茨基的文章，寻找他的言论。

有人也想到了一个办法。1952年12月，中国公安部门统一了“反托洛茨基”，消灭了全国所有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所有的托洛茨基的作品也被没收。其中上海逮捕的托洛茨基分子最多，这些书可能还保存着。

1963年初，张慧清带着中宣部的介绍信专程来到上海公安局。经过许多波折，她终于在一个旧仓库里找到了这些积满灰尘的书，包括几本托洛茨基选集的原件和一些托洛茨基作品的中、英、法译本。他把书带回北京，交给中央编译局。

这时，另一个“惊喜”出现了。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代表、中国托派最早的组织者之一刘仁静，当时在人民出版社担任特约翻译。他和一些右派一起参加了翻译灰色书籍的工作。人民出版社每月付给他90元工资，他还要付1.5万字的翻译费。

刘仁静和张慧清关系很好。他听说他在找托洛茨基的作品，以为中国共产党要平反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他非常高兴，偷偷找到了张慧清，说他手边有托洛茨基的书。

1929年春，刘仁静在苏联列宁学院完成学业，回到欧洲各地的家中。他很佩服托洛茨基，让朋友去打听托洛茨基在土耳其的住处，那个地方当时已经被驱逐出境了，还特意去看望他。

“他可能是中国为数不多甚至是唯一见过托洛茨基的人。”89岁的张慧清说。

托洛茨基送给刘仁静一套他自己的作品，每一本新的都会寄给他。这些书有些已经丢了。当时，他还有7本托洛茨基选集的俄文原著。这些书被中央编译局视为珍宝。

“我编的书写完了就拿不到了。”

1963年1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作品目录》，并以灰色图书的形式在内部发行。

这本书收录了近40名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作品。国内能找到的都附有收藏单位和本单位这本书的书号。

此外，他还翻译并出版了目录中的一些著作，包括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俄国形势的真相》、《连续革命论》、《列宁后的共产国际》、《斯大林批判传》。

斯大林述评

每本书都有序言。前言一定要用贬义词彻底批判书的内容。

《斯大林评论》序言写道:“托洛茨基还毁了列宁，证伪了列宁主义，歪曲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利用一切机会主义吹嘘自己，宣扬他的托洛茨基主义谬论。”

“我编的书写完了就拿不到了，因为成绩不够。托洛茨基的书非常敏感，只有高级官员才能阅读。我去了人民出版社，最后只给了我几本。”郑一帆仍然感到抱歉。

在他家里，靠墙放着14个五层的书架。他很快找到了几本，包括《斯大林评论》和《被背叛的革命》。

与此同时，郑一帆和林纪周将托洛茨基的观点分成不同的类别，并编写了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战争与和平等15个专题。

每个主题都需要添加一个标题，“插入”和“指向”。

1964年编辑了由15个专题组成的《托洛茨基反动讲话节选》，在中宣部印刷厂印了70份，送中央审查。6月，传达了康生的意见，她认为编得很好。邓小平看到后，也说“编得好”。后来决定把它作为一本灰色的书出版。

为此，郑一帆、林纪周特意在原序和《体鉴》中加入贬义词语，分两卷。人民出版社印了500套，但由于上述原因，只装订了50套。

最后一本灰色的书

1964年，郑一帆和编译局的同事大多下乡进行四清，灰书的编辑工作暂时停止。

文革爆发后，这本灰色的书被称为“大毒草”，编辑工作彻底停止。编译局全体工作人员都去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了。

1972年，《灰书》的编辑工作以反改版为名继续进行。1973年底，郑一帆从“五·七”干校回到编译局，继续做这项工作。

现阶段《灰书》的出版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赫鲁晓夫回忆录》，西方学者揭露苏联内幕的书籍等。另一种是继续收集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言论集，包括伯恩斯坦的言论、考茨基的言论、布哈林的言论等。

托洛茨基的《备注》也开始整理。

之前的《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抄》是卡片式的短句摘抄，而这套《托洛茨基言论》是全文引用或整篇摘抄，以反映其观点的全貌。这本书不再分专题，而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直到1928年托洛茨基离开苏联。

这个时候，贬义词还是需要的。这本书前言的最后写道:“一看托洛茨基主义的言论，看看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就有利于鉴别各种反革命两面派，揭露那些打着‘革命’旗号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政治骗子。”

这本书出版于1980年初，成为最后一本灰色的书。

为托洛茨基平反

文化大革命后期，郑一帆逐渐觉得托洛茨基以前的认识有问题。“太极端了，托洛茨基没那么坏。比如一直都说托洛茨基是列宁主义的死敌，缺乏事实依据。”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官方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悄然发生了变化。

1980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开始编辑《周恩来文选》第一卷。入选作品中有张文的《托洛茨基在中国的反对原因及未来》，需要注释。

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室注释组组长的曾宪新曾说，1980年，斯大林在中国犯的错误，特别是扩大肃反，基本上是有共识的，基本上是否定的。因此，这次做笔记时，我们将不再照搬《毛泽东选集》第一版中关于托洛茨基是“特务和匪帮”的注解。

曾宪新与周组负责批注工作的副组长郑心如进行了讨论，确定了两个原则:一是托洛茨基与列宁有分歧，曾反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开展过派性活动。但是，这是党内的问题。至于他和斯大林的分歧，我就不提了。第二，托洛茨基的功绩应该得到适当的承认，这应该反映在他曾经担任的职务上，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上。

“这个批注是胡乔木代表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批准的，实际上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平反开辟了道路。”曾宪新说。

1988年8月，CPSU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平反托洛茨基等人的决定。1989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组为《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作注释时，指出把托洛茨基分子与汉奸相比较是“错误的判断”。

这份照会上报给了胡乔木，他又加了两句:“抗日战争时期，托洛茨基分子也主张抗日宣传，但抨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一笔代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第一次承认托洛茨基分子是抗日的。“可以说，这是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平反，摘下别人的汉奸帽子。”曾宪新说。

1999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六、七、八卷。在第六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做笔记时，客观地介绍了托洛茨基的生平，没有评价性的判断，更没有负面的判断。与此同时，评论第一次提到托洛茨基之死，使用了“暗杀”一词。

郑一帆不清楚官方对托洛茨基评价的变化，但他也能感受到学术环境的变化。

90年代后期，沈帮助辽宁教育出版社策划了一批图书，包括托洛茨基的读者和伯恩斯坦的读者，并找到了。他编辑了《托洛茨基读本》，并写了序言。后来因为资金问题，这本书在2008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在序言的最后，他写道:“纵观托洛茨基的一生，他无疑是一个革命者。斯大林过去加给托洛茨基的最大罪状，如‘托洛茨基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法西斯间谍’、‘帝国主义走狗’，都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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