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靖华：巢湖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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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靖华 巢湖周边地区，历史上存在着许多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形成的原因并不相同。不少和江淮之间的军事活动有关。 入元以后，元廷十分重视江淮屯田，「 ”国家经费，粮储为急，今屯田之利，无过两淮”，至元十七年以后，忽必烈「 ”遣数千人，即芍陂、洪泽试之”，又于至元二十三年下诏：「 ”立淮南洪泽、芍陂两处屯田”，当时就有不少来自被元人灭亡的党项人聚集于此。时人余阙，在《青阳集》里，描述党项人身材高大，善于骑射。描述自己族人「 ”大抵质直而上义，平居相与，虽异姓如姻亲，凡有所得，虽箪食豆羹，不以自私，必召其朋友，朋友之间，有无相共。”这种赞美和余阙对合肥人的性格描述「 ”民质直而无二心，其俗勤生无外慕之好，其材强悍而无孱弱可乘之气”是基本一致的。毫无疑问，余阙眼中，合肥融入了党项人的文化。而其自身的文化态度，也反映出，当时巢湖地区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文化性格有充分的认知，且有明显的主人翁意识。 巢城刘氏——辛亥烈士刘之良 明代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由于政治环境的突变，本地区原有少数民族，或南下少数民族面临被异族压迫的风险。最为明显的现象，是大量少数民族改变姓氏。巢湖地区少数民族改姓的极多，如完颜氏改为完，后又改为宛，聊姓改为昂姓，耶律后裔火弥赤家族改姓刘，以及俞廷玉家族来源于「 ”铁改俞”等，不一而足。这些改姓的行为，虽然其宗族文献记载不确，但基本可以认定发生于元明鼎革时期。至洪武三年，情况愈演愈烈。朱元璋对此进行制止，同时对少数民族进行安抚： 「 ”洪武三年四月……甲子，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诏曰：天生斯民，族属姓氏，各有本源。古之圣王尤重之，所以别婚姻，重本始，以厚民俗也。朕起布衣，定群雄为天下主，已尝诏告天下，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比闻入仕之后，或多更姓名，朕虑岁久，其子孙相传，昧其本源，诚非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中书省其告谕之。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 巢城俞氏先人俞廷玉 改姓风潮至此告一段落。但少数民族，仍要面对十分困难的社会环境。由于蒙元在一百年时间里对南方汉人进行的政治压迫，而明政府又向江淮地区迁入了大量的南方移民。因此少数民族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今天，巢湖的很多南方移民村庄仍流行「 ”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传说中的鞑子异常贪婪凶恶，对汉人享有种种特权。巢湖北岸黄麓一带，很多村庄老人还声称村里有一栋或者几栋房子，上面建有「 ”过堂厢屋”，是元人一种特权的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南方移民——特别是在「 ”瓦屑坝”移民运动中形成广泛的联盟意识的江西移民，对于身边出现的少数民族无疑是十分厌恶的，称他们是「 ”骚鞑子”。肥东完颜氏回忆说： 「 ”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我们的周围人竟然对我们称起了‘鞑子’来，对突然来的含有丑化和贬义的称呼，先辈们根本无法接受，也许最初对挑衅者给以回击。但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大的环境中，这样做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其实，完颜氏也是被征服者，且是明代移民，按《完颜氏族谱》， 「 ”我族原籍山西大同府云内州，本民籍。元末避兵草莽，明太祖兴，混一天下，派置卫所，调兵充额，盖即古者分兵屯田之遗制也”，「 ”传闻我先世于洪武九年曾备乡勇之选，至洪武十三年，遂奉调入卫。是以我始祖完二公贵，仍承父兄之执事，补充庐州三帮中所。” 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完颜氏仍被称为「 ”鞑子”，其它少数民族想必遇到的侮辱更为明显。这种来自周围的压迫感，最终形成了南方汉族文化以某种强势力量进入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之中，并对其进行了汉化的过程。 肥东县完颜牌坊村 完颜氏在建立自己的村庄时，虽然总体空间类似北方的堡垒，但在村庄一侧，也挖了一口类似「 ”九龙攒珠”的半圆形水塘。完颜氏村庄旁的回族白氏，也效仿汉人建立了祠堂、编修了家谱。不过，和一般族谱不同的是，白氏把可兰经的仪式融入了族谱之中，规定：「 ”若欲翻检阅读宗谱，必先做到，自我小净，洗净后燃香，清净，凝神思索，方可攻读。”虽然在融合之中，但其文化终究在传承延续。 最忆是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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