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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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名人辈出: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闻一多、沈从文、刘文典、钱钟书、杨振宁...

大学是智慧和才华的中心。

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一批富有个性的师生，即使资金雄厚，风景优美，学风严谨，其魅力也会大打折扣。

当时西南联大充分说明了大学的魅力，至今难忘。

西南联合大学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于1931年成为清华的校长

“所谓秀才，不叫建筑，也叫大师。”这句教育名言是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的。

说起西南联大，人们忘不了梅贻琦。

“沉默寡言的绅士”梅贻琦

梅贻琦是一个沉默寡言、行动多的人。不仅人们称他为“沉默寡言的绅士”，他的学生也因为他的沉默寡言而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但是我们不敢说，但是学校总觉得好像不是。”

陈寅恪曾说:“如果一个政府的法规能像梅先生的那样严谨，那么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但就是这样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西南联大的特殊岁月里承担起了巨大的责任。

当清华、北大、南开奉命迁往昆明时，梅贻琦曾说过一句“高调”的话:“在这个风雨飘摇的秋天，清华就像一艘小船，在风浪中漂流，有人在担负起驾驶它的责任。

这个人不应该退缩，不应该退缩，只有鼓起勇气，持之以恒。

虽然这个时候感觉很漫长的一夜，但是我们相信很快就会尘埃落定。

到时候我们就坐船回清华校园，然后他才敢对清华的同窗校友说“幸好无罪”。“开学之初，学校事务三人共同主持，但蒋梦麟、张伯苓在重庆参加重要政务，另有公务。西南联大的很多东西，本来就在一个角落里，落到了梅贻琦身上。

西南联大成立初期，张伯苓对曾经是自己学生的梅贻琦说:“你戴我的表。”虽然蒋梦麟当时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都高于梅贻琦，但他却持有“掌管联大事务”的超然态度。

“在设备上，在经费上，在师生数量上，清华的人数最多。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清华画不出这个联盟。相反，可以说清华在联大有压倒性优势。”有人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梅贻琦还是少说多做。

他延续了西南联大期间在清华形成的风格。

梅贻琦于1931年开始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此之前，清华师生追到校长教授并不奇怪。没有一个校长能在清华待很久。在过去的几年里，梅贻琦仍然稳稳地坐在校长的位置上。当被问及有何秘诀时，梅贻琦说:“大家都倒这个倒那个，没人愿意倒李子！”没有人愿意在能力上打败他。梅贻琦当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的原则，既强调民主，又强调严格依法治校，清华的校务始终井井有条。

不到十年，清华彻底变了脸，出名了。

在西南联大期间，梅贻琦延续了这一趋势，使得西南联大负责学校事务的职能部门的所有领导都不是令人信服的学者。

原西南联大学生、南开大学化学教授沈说:“学校领导班子里绝对不存在非教学闲人，所以不存在业余人士领导专家的问题。”

心里只有西南联大，没有清华

八年来，西南联大已经能够“尽可能的与众不同，差异不会害同；五色相交，相辅相成；八音合奏，和平与和平到底”，梅贻琦有贡献，傅仁干先生说，梅贻琦“心里只有联大，没有清华”。

的确，民主作风好的梅贻琦经常说“我从众”，很少有解决不了的矛盾。

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梅贻琦也非常重视三个学派之间的关系。

例如，为解决教师生活困难，工学院清华教师组织“清华服务社”进行探索、设计、制作等。，获得的收入除了清华的老师，还补贴给了北大南开的同事。

西南联大很多老师在回忆那些年的时候，对三所大学的合作精神大加赞赏。

郑天挺先生说:“西南联大八年，最可贵的是友谊和团结。

老师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三所学校之间都是如此。"

梅贻琦辜负了所有人的信任。当时北大、清华、南开在长沙合并成“临时大学”时，三所大学的校长并不统一。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叶公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到了长沙，他知道蒋梦麟还在杭州。叶公超问他南开和清华的校长什么时候来。蒋梦麟表示不看好。

当时就说，张伯苓和梅贻琦不来，就开炮！后来，来到西南联大的梅贻琦并没有辜负大家的信任。

他是西南联大的“队长”。

蒋梦麟、西南联大“不作为”与北大退出

蒋梦麟从1919年到1945年在北京大学工作了20多年

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迁至昆明，正式更名为西南联大。任命蒋梦麟为北京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闻一多之孙温立明表示，三所大学合并之初，在人员配备、院系设置等方面也有摩擦，直到1941年才相处融洽。

何炳迪在《读史读世六十年》中回忆说，“北大与清华的摩擦一开始最严重，主要是因为北大资格最老，在联大上输给了清华”。

然而，在与清华争夺利益的问题上，蒋梦麟总是让步。

钱穆在《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中讲述了一个故事:有一天，蒋梦麟从昆明来到蒙自，北大师生欢聚一堂迎接他。

许多教授抱怨大会在聚会上的不公平。比如文理学院院长冯友兰，经常被清华而不是北大连选连任。

钱穆在讲话中表示，未来成功恢复后，所有学校都将保持独立，不要在危机时刻相互争论。

蒋梦麟听后立即表示:“钱先生的话今天晚上已经敲定，但克里斯托弗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议，应该讨论其他事情。”教授们都无语了。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没有争议，考上了西南联大。

如果争论，那就变成西北联合大学了。”马勇评论蒋介石的“不作为”。

西北联合大学于1937年9月在Xi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崩溃了。

在马勇看来，蒋梦麟的争鸣更多的是出于知识分子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他们的个性。

“蒋梦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他永远不会跟随别人。”

蒋梦麟在联合国大会上的不作为最终导致了很多北大教授的不满，某种程度上最终被北大排挤。

1944年，即将从北平复员的北大，掀起了“打倒蒋巨虎”的浪潮。蒋的老朋友、周也是“打倒蒋”的一份子。他们希望邀请还在美国的胡适回来当校长。

最现成的理由是蒋梦麟担任行政院秘书长，宋子文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1929年，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亲自制定了《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

1945年8月，蒋梦麟正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退出西南联大。

胡适继任北大校长。他没有回国时，由傅斯年代理。

张伯苓，“给人才一个合适的学术环境。”

张伯苓，中国著名教育家，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先驱。

张伯苓说，大学校长，第一换，第二找人。

找钱，他发现了艺术；用人，他也找到了最合适的人，放在了最合适的位置。

"大学里最重要的人是一名好老师."南开虽小，但教授却有一大群，包括后来担任西南联大化学系系主任的，法律与商业学院院长陈，师范大学院长，商学院院长，化学系系主任，近代中国数学先驱蒋立夫。

来自耶鲁大学的博士生、南开商学院教授何连，面对过很多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高薪，工作和职务也比较自由。

他在《何联回忆录》中写道:“张校长站起来，以极大的热情和诚意说，我应该留在南开，因为南开比中国文化教育基金会更需要我。

他答应向陶教授说明我的情况，并提出在下一学年从大学预算中拨款用于我的研究。

他还建议减少我的教学时间。

我深受感动，当即决定留在南开。

我向他建议在南开设立研究所，他同意了。“——这是南开经济研究所，后来开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名。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毕业于南开大学，曾留校任教。

他的话也许最能说明老师选择南开的原因:“我认为一所好大学的必要条件之一自然是优秀的学者和教师，但更高的理想是给有才华的人一个合适的学术环境，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

南开经常处于赤字状态空，但张伯苓有教育机构账目应该赤字的信念。

如果任何一个学校当局在年终的时候银行账户里有余额，那就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没有充分利用这笔钱去做一件好事。

张伯苓总是尽可能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学生和教学上。

老师们更满意南开的精简机构和高效率。

南开大学前英语系系主任刘无极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位才华横溢的领导，他以身作则，像他一样引导人们服务于“公共能力”的理想……”

需要指出的是，南开的教师和行政人员经常交叉聘用。

秘书长黄裕生获得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报名课程的负责人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化学老师。华武清是建筑方面的专家，余传健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学位。

闻一多:允许学生上课抽烟

闻一多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授之一。

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序》中说:“他是一个斗士。

但他也是诗人和学者...他一直是一个诗人，在他作为诗人和学者的时候，他一直是一个战士。在西南联大期间，他将诗人、学者、斗士三个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

闻一多的新月派代表诗人、散文家、学者和伟大的爱国者

上课很受欢迎，允许学生在课堂上吸烟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教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和古代神话。

说起古代神话，图文并茂，比较枯燥的话题也引人入胜，非常“有名”。

所以不仅是文理学院的学生，理工科学院的学生也是如此。

西南联大理工学院在拓东路，文理学院在大西门。听课要经过整个昆明城。

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一书中写道:“闻一多是个好演员。

伏羲女娲本来是一门比较枯燥的学科，但听傅老师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一种思想的美，一种逻辑的美，一种天赋的美。

这样的课，戴着城市，值得听。"

楚辞课上，虽然人不多，但气氛很活跃。

闻一多的课，学生可以抽烟。

“文先生点了烟斗，我们这些会抽烟的人也点了烟”。

闻一多爱用秃笔写字，就把别人用过的废笔全部收集起来。

汪曾祺说:“世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像文先生那样说唐诗。”后来他的学生郑林川，把闻一多对唐诗的妙悟一一记录下来，编了一本闻一多论唐诗的书出版了。

闻一多的发言

西南联大在云南的时候，文理学院曾经在南岳衡山山腰的圣经学院旧址上过课。宿舍很紧。闻一多和钱穆、吴宓、沈有鼎合住一个房间。不管条件有多困难，他都能潜心学习，认真备课。

钱穆在《八十回父母，师友杂忆》中回忆说:“房间里摆着一张长桌，到了晚上，一盏盏门前就多了一盏自燃的灯。

当时很多当事人频繁读《诗经》《楚辞》，遇到新的想法就把它们写成碎片。

一个人默默地坐在灯下写字。"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温老师经常被关在图书馆里专心学习，一天下来，教授爱禁食。

比如朱自清先生的书房叫“贤宇博翟逸”，魏先生的书房叫“学问太多”，一个教授给了文先生书房主人的名字:“我们来看看楼主”。

据说文先生从来不下楼。

正是由于其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闻一多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于1944年完成了学术专著《楚辞补正》，该书出版后被学术界公认为文学研究的巨著，其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当你因印刷而出名时，你就是旧世界的叛徒

闻一多·尹稚

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及其家人都过得很辛苦。教授们甚至做蛋糕，带去商店寄售，甚至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妻子。

在物价飞涨的那些年里，著名的教授们不得不卖衣服，卖人物，卖书，经营印度谋生。

闻一多统治印度主要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名声很高。

沈从文:小学没毕业的大教授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聘请36岁的作家沈从文为教授。

西南联大的教职员工集中了当时全国的学术精英，有无数的老师在欧美名校读书，拿着博士、硕士学位回国。

没有高水平学位的大多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尖大学毕业，在学术界有突出成就的人。

而这个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成果，他是作家，不是学者，没有学术著作。

沈从文

在学术界毫无建树的沈从文，以教授身份去了联合国大会。这种不拘一格的做法引起了一些教授的抵制甚至愤怒。态度最激烈的是今天享有“国学大师”美誉的著名学者刘文典。

刘文典研究传统文化，尤其是庄子。他说自古以来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他没说，另一个是刘达教授。

刘文典看不起新文学。

在他眼里，现代白话文学浅薄而粗糙。有什么研究价值？这个沈从文连白话文学研究都没有，就是写小说的作家。

作为和他所鄙视的沈从文一起的教授，他很不公平，觉得自己失去了社会地位。

刘文典公开质疑:“沈从文有什么资格当教授？要说教授，陈豪可以是一块钱，我在刘文典是一毛钱，沈从文教授只能是一分钱。”

当警钟长鸣时，刘文典和他的学生们护送着伟大的学者陈寅恪走出教室。他看到沈从文匆匆忙忙地跑出来，就当众大喊:“我被杀的时候，没人跟学生讲庄子。你跑了什么？”一直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对灵魂是敏感的。面对前任刘文典的多次粗暴伤害，他什么也没说，而是认真地教他写作课。但是他的湖南话经常让学生困惑。但他还是培养了汪曾祺，一位与他风格一致，后来被称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著名小说家。

沈从文今天在文坛上最大的传奇和遗憾是，1988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同意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沈从文。

然而，今年5月，86岁的沈从文去世，诺贝尔文学奖只授予在世的作家。

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和京派小说的代表人物

“如果当时沈从文还活着，活在十月肯定会得奖。

沈从文的死是我最遗憾的事。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马悦然2005年在北京悲伤地说。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埃及的马赫福兹取代。

联大大学顶住压力，坚持给沈从文教授这个职位，让一个优秀的作家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得到应有的地位，让人心生感激。

刘文典:疯狂和不守规矩会导致风暴

狂妄不羁的刘文典也在联合国大会上引起轩然大波:1943年，联合国大会中国部代理主任闻一多拒绝签发教授任命书，将其免职。

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刘文典擅自离校，在滇南普洱县磨黑逗留了半年。

他去碾黑是因为鸦片上瘾，碾黑出产好鸦片。应当地学校和乡绅的邀请，他向联合国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蒋梦麟等少数人做了口头问候，并离开联合国大会课程半年。

刘文典通常在课堂上抽鸦片时说话。在他旁边，学校还安排了一个打杂的，随时帮他提茶壶加水。

这种态度已经让师生议论纷纷。这次他们教了半年鸦片，影响更大。

刘文典来自安徽合肥。

原籍怀宁县。

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1938年来到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任教。

当时的中文系代理主任闻一多坚持不要再聘用他。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为他求情，说老人从北平南下上学是爱国。

闻一多怒曰:“非汉奸，可否擅离职守，不负教责？”

刘文典甚至没有把蒋介石放在眼里，他会咽下这口气。回到昆明后，他赶到北郊的司家营找闻一多的理论。两人感情冲动，愤怒争吵，朱自清极力劝说。

因为闻一多从来不为所动，刘文典经常公开嘲笑他的同事知识贫乏，得罪了很多人，舆论形势对他非常不利。

最后，刘文典讨厌去以著名数学家和教育家熊庆来为首的云南大学，并被任命为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那时候的教授都是自由流动的，只要你真的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被自己的高等院校录用，没有编修、档案、组织关系等约束。

这也是知识分子张扬个性的条件。

钱钟书:年轻一代的“人龙”

刘文典是资深教授，在冉冉升起的新星中，也有一个在不开心中离开西南联大的疯子。

他就是今天被称为“文化昆仑”的钱钟书。

钱钟书在西南联大外语系任副教授时年仅28岁，但在学术界早已是大名鼎鼎。

他的老师吴宓说，陈寅恪是老一辈最强的学者，钱钟书是晚辈的“人龙”。

钱钟书讲课时经常穿浅棕色西装或深蓝色连衣裙。

他只教英语，不教中文，从不提问，让学生谈恋爱，放松。

钱钟书是现代著名作家和文学研究者

但1939年夏天，钱钟书离开联合国大会，成为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

学术界普遍认为他离职的原因是傲慢，口无遮拦，经常伤人，人际关系恶化。

例如，他曾批评联合国大会外语系:“西南联大外语系简直不好，叶公超太懒，吴宓太蠢，陈福田太俗。”这三人中，陈福田是当时的系主任，叶公超是后来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吴宓是他的老师，都是著名的学者。

这种尖酸刻薄的评论广为流传，但在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江洋夫人写了一篇专门辟谣的文章，声称绝对没有这回事。

另一个原因是，联合国大会原本计划聘请他为教授，但最终只聘请了一名副教授。钱钟书郁郁寡欢，不愿久留；此外，当时他的父亲钱基博在湖南蓝田师范学院教书，希望儿子能照顾好自己。

杨振宁:许多大学生都“疯了”

杨振宁，物理学家，中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之一

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很强，所以学者很容易鄙视别人。

被西方人称为“中国只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联合国大会文学系主任冯友兰也在课堂上忽略了人物。

他“抨击”的对象是胡适，说:“胡适1927年就完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胡世本被任命为西南联大文学系主任，但随即成为中国驻美大使，因此在西南联大没有留下足迹。

这些高手之间的纠葛，可能是当事人的烦恼，但却成了一个可以说的有趣的故事。

大学生中也有许多“狂热分子”。例如，杨振宁，一个对今天的人感到自豪和礼貌的高级领导人，在当时不是一个普通的狂热分子。

西南联大物理系有两个很有天赋的学生:杨振宁和黄坤，经常在茶馆聊天。

同学听了，黄坤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看过没有？”杨振宁说看完之后，黄坤问怎么样。杨振宁放下手，不屑地说:“没有创意，是老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