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励 中央特科的成立及演变 中央特科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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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中央特科成立90周年，《国家情报法》发布并正式实施。作为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史上的一个重要组织，中央特科的巨大成就不应该被遗忘，它见证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本文将对这一历史时期进行梳理。中央特科的建立和演变历史是怎样的？这个组织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各界期待已久的《国家情报法》近日在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征求全社会意见，预计将于今年内或明年初正式通过。今年也是中央特科成立90周年的重要一年。人们和官员正在为各种纪念活动做准备。此时，回顾我党情报工作的历史，特别是中央特科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是对过去的纪念，更重要的是，它将继续对我们今天和未来的情报和反间谍工作给予重要启示。1.建党初期的报警情报活动建党初期，为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主要在租界内开展活动，但不断遭到租界当局的骚扰和破坏。1924年国共合作后，党在统一战线内部不断被反共势力推进。在接连遭受挫折和损失后，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开始主动采取一些惊人的防范措施，开始了最初的防御性情报活动。这就是周恩来所说的“有了党，就有了党的情报保障工作”。当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建立租界巡捕房与北洋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掌握租界当局与北洋军阀的动向；第二，党的领导人利用他们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通过公开渠道掌握国民党反共派的动向。但总的来说，在蒋介石发动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前，党并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情报工作。最初的报警活动主要由党的个别领导人进行，他们掌握的情报信息多为碎片化，可靠性难以把握；党中央往往对掌握的情报重视不够，有些情报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当“4·12”政变发生时，党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因此遭受了严重损失。周恩来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党之所以败得这么惨、这么快，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而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4·12”政变后，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武汉，继续在武汉国民政府控制的尚未公开反共的地区工作。然而，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反共力量也日益壮大，随时可能发生新的反共政变，这是周恩来深感忧虑的。1927年5月担任党的中央军事部长，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后，周恩来立即在中央军部下设立了内部组织“特勤处”，开展防御性情报工作，发展了外国驻汉口领事馆与北洋官员之间的一些情报关系，建立了汉口至上海的重要秘密交通线。但在特务机关的情报工作还未能全面铺开之前，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政变，党中央由武汉迁往上海，特务机关的大部分人员也迁往上海，继续进行保卫党中央的工作。自1927年8月以来，特勤局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二是1927年底成立的中央特科的建立和演变，是党的第一个系统的情报保障组织，为保卫党中央和白区的地下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党的隐蔽战线工作培养了大批先锋人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对以情报、反间谍为重点的隐蔽战线工作仍有重要的影响和借鉴作用。“7·15”政变后，迁往上海的党中央仍处于极度白色恐怖之中，其人员和机构损失惨重。面对残酷的现实，党中央终于认识到防御性情报工作的重要性。1927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主要任务是“打入敌党、政、军、警、宪、特机关，收集情报，掌握敌人动态，向我党秘密组织报告；镇压汉奸、特务，维护党的领导机关和重要领导人的安全。”。据此，负责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在原特勤处和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市工人接机队保卫工作干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党的第一个专门情报保卫工作机构——中央特勤处。1928年下半年，中央特科内部机构相继成立，下设总务处、情报处、作战处、交通处四个处。其中，总务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具体事务，包括设立秘密工作机构、安排会场、营救被捕同志和处理善后事宜、筹集活动经费等。情报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掌握敌人的动向。行动科的主要任务是惩治叛徒间谍，协助其他科室做好安全和救援工作。交通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党中央与各省、苏区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电报联系。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严峻，党中央越来越重视科特工作。192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由向、、顾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负责的工作，顾负责的日常工作。1931年4月，顾被捕造反，中央特科特别是“红队”损失严重。党中央不得不对白区工作进行重大调整，停止顾掌握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转移一切暴露或可能暴露的机关和人员，重新部署白区工作机构和人员。据此，中央特科开展了重建工作。一方面，调整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增加陈云、康生、潘汉年担任中央特科领导职务，选派政治可靠、掩护条件好的同志充实特科工作。一方面，采取了更严格的安全措施，如在所有办公地点和工作人员地址设置报警标志，严格限制他们之间的交叉接触；员工使用别名，工作关系使用代码；加强专业和社会掩护工作。采取上述措施后，中央特科的工作又开始了。自1933年1月上海临时中央迁至苏区以来，陈云、康生、潘汉年相继调离科特，科特领导班子进行了多次调整。这一时期，由于左倾盲动错误和国民党的加紧镇压，党在白区的力量不断遭受重大损失，无法继续工作。1935年9月，根据中央关于分散养护的指示，中央特科人员分散，调往国内几个大城市，中央特科不复存在。三、中央特科的主要工作中央特科成立后，面对残酷的斗争形势，出于保卫党中央的迫切需要，立即开展了以保卫情报工作为重点的情报工作。1933年后，由于党中央迁往苏区，科特的安全任务明显减少，蒋介石对苏区的军事围剿不断加强，苏区迫切需要科特的军政情报合作，因此科特也开展了一定的军政情报工作。总的来说，中央特科的情报保密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护党的秘密工作机关。党在白人地区的工作需要依靠一些合法覆盖的机构。因此，建立和保护党的秘密机关是中央特科最重要的工作。以上海西区为中心，以医院、电器店、照相馆、布店、古玩店、诊所、学校等形式为掩护，中央特科建立了一大批秘密工作机关。同时，中央特科还出色地完成了在百曲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六届四中全会等全国会议的安保工作。虽然国民党特务已经提前掌握了党将在白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消息，但由于中央特科的严密保护措施，国民党找不到任何踪迹。第二，建立无线电通讯。为了便于中央领导指挥全国各地的工作和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央特科非常重视无线电通信。为了打破国民党对电台的严格控制，中央特科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培养自己的电台人员，并于1929年10月制作了自己的电台。1929年11月，党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秘密电台。1930年初，香港成立了一个秘密电台。当时电台用的是两种自己编的密码，其中一种是周恩来自己编的，叫“豪码”，敌人从来不破译。1931年以来，中央特科多次派人到苏区，帮助红军建立无线电通讯。1931年9月，苏区实现了与上海电台的连接。此后，中央能及时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况，并能及时把掌握的情报送到各地，对协调红军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建立秘密通讯线路。国民革命失败后，特别是中央与苏区建立无线电联系之前，中央领导人需要在白区各城市之间、苏区与白区之间奔波，指导工作。建立安全可靠的秘密通信线路，已成为维护中央领导安全的重要环节。为此，党成立了中央交通运输局，负责秘密交通线的工作。与此同时，中央在建立秘密交通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建立了许多秘密安全通道，如武汉至上海、上海至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刘伯承、聂荣臻、林曲波、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都是通过这些秘密交通线往来于白区和苏区之间的。第四，营救被捕人员。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从“4·12”政变到“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多达30万人被杀，4600多人被投入监狱。因此，营救被捕同志，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成为中央特科的一项重要任务。救助方式有四种:一是内部人救助；二是收买干警和法院人员，争取提前释放或从轻判决，主要用于解救暴露人员；三是通过律师进行辩护，主要用于抢救未曝光人员；第四，以上三种方法无效后，进行武装救援。通过这些方法，中央特科成功解救了任、、等中央领导同志。第五，用红色恐怖对付叛徒特工。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进行血腥屠杀的同时，实行投降政策，引诱了大批动摇分子甚至党的高级领导人叛变，给党造成了严重损失。一些汉奸甚至继续潜伏在党内，成为威胁党中央安全的重大隐患。为了严惩汉奸，中央特科根据中央的指示，对这些汉奸进行了坚决的制裁，即“自首反击的汉奸”应“判处死刑”。当时出卖的何家兴夫妇、出卖澎湃新闻等人的白昕、准备出卖江苏省委书记的黄、准备出卖中共秘密机关的戴、出卖中共秘密文件的陈伟年、欺骗组织的都被红队消灭。同时，中央特科还对坚决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特务进行了严厉打击。1932年，国民党上海特勤局的两位负责人一到就被撤职。第六，部署秘密部队进行情报收集。1927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第25号通知，要求派忠诚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和反动机关进行侦察和破坏工作。根据这一指示，中央特科通过“进”和“出”两种主要方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重点部门和租界巡捕房部署了许多重要情报力量。通过这些情报力量，中央特科基本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和租界巡捕房的动向，使党中央多次避险，避免了重大损失，对汉奸特务的制裁迅速准确。1933年后，中央特科还大力开展国民党南京、武汉和福建十九路军的军事情报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在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中，钱壮飞、李克农、胡迪是最重要的。1931年4月，他们及时掌握并向党中央报告了顾兵变的情况，使党中央及时转移，避免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鉴于他们在保卫党中央方面的突出贡献，这三人被周恩来誉为中国共产党情报战线的“三大杰出人物”。毛泽东还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作出了很大贡献。如果没有他们，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中央同志在那个时候就不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后，原负责处理顾案的国民党特务头子也叹了口气说:“顾案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有很大关系。如果非共产党特务钱壮飞截获电报，周恩来和潜伏在上海的共产党员就会被网住，这对中国共产党是致命的打击。”。四.中央特科在隐蔽战线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中央特科是党系统开展信息安全工作的首次尝试。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下，在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中央特科积极探索信息安全工作，既取得了巨大成绩，也犯了严重错误。这些都为党的隐蔽战线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中央特科下放后，潜伏在各地的特科人员在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掩护下，继续开展新的情报工作，对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特别是Xi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抗战时期党的情报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些专家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情报工作的重要领导骨干。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党在吸收中央特科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依托中央特科原有的情报力量，在指导思想、理论政策、体制机制、具体方法等方面着力改进和加强隐蔽战线工作，党的隐蔽战线工作迅速走向成熟。1941年9月，随着中央情报部的成立，党的保卫工作组织和情报工作组织有了明确的任务分工，情报工作重点由防御性情报工作向战略性军政情报工作进行了重大转变。情报工作机构的职责任务更加明确，情报收集、传递、分析和利用的各个环节更加完善，情报工作的方法和手段更加多样。情报工作的作用大大加强，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党的斗争、与国民党友好势力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抗战后党夺取国家政权做了必要的准备。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隐蔽战线工作重点及时从国内情报转向国外情报，继续为保卫新兴国家政权和国家安全发挥护航作用。隐蔽战线工作开展以来，工作任务、工作形式、工作方法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央特殊科学时期探索的基本做法和工作规律，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中央特科烈士永不背叛党、勇于牺牲的精神，也深刻影响了不同时代的隐蔽战线干部，激励着情报反间谍干警依法维护隐蔽战线国家安全，甘于孤独、勇于奉献，做新时期的无名英雄。以上内容整理出版，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