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 1789年的法国：无从改革而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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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的法国:没有改革，然后是革命

一场大革命的爆发，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但这大多是事后分析研究的结论，是后来的认识。当时，即使是许多处于各种矛盾中心的人也往往没有意识到革命即将到来。在孙中山和列宁的强烈洞察下，辛亥革命和十月革命爆发时，他们都感到“突然”，更不用说其他人了。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然而，当1789年5月5日第三次阶级会议开幕时，没有人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伟大而残酷的革命的开始。第三关没有意识到，国王路易十六想都不会想。

此时的法兰西，在经历了路易十四的高度专制、王权的无限扩张和路易十五的肆意挥霍之后，就像是一个长时间过度发力的发条，早已松弛疲惫。法国社会的“旧制度”分为三个等级，教士和贵族属于第一和第二等级。他们的人数不到全国人口的1%，却占据了全国30%以上的土地，享受各种免税特权。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农民统称为第三阶级，占人口的99%。他们人均财产很少，却承担着全国的纳税义务，政治权利最少。

1774年路易十六即位时，国家正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从那以后，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来克服金融危机。这些改革包括放弃前国王的一些过度专制和挥霍做法，更重要的是，扩大税源，开始向特权阶层征税。然而，皇室的挥霍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对特权阶层征税严重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最后，路易十六不得不解雇了倡导改革的首席财务官杜尔戈。继任首席财务官的内克吸取了杜尔戈改革的教训，将解决金融危机的重点从“开源”转向“节流”，并试图减少王室和内政部长的巨额开支。因此，许多王室成员和拥有实权的内政部长强烈反对。和杜戈一样，他也被路易十六解雇了。几年后，路易十六不得不接受新任财政局长卡隆的建议，召开“达官显贵会议”，但仍想下令将特权等级改为承担土地税和印花税。结果，卡隆还是倒在了特权阶层的反对下。在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和巨大压力下，路易十六十多年的财政改革彻底失败。

无法解决的严重金融危机，一定是严重社会危机的反映，需要巨大的社会变革。路易十六对此一无所知。他始终认为是“金融危机”而不是“社会危机”，只想对金融体系进行小修小补。事实上，只有对金融体系进行一些修补和改革，根本于事无补。法国革命史专家米涅在他的经典著作《法国大革命史》中写道:“对于一部残破的机器来说，也很难转变为仁政，追随暴政，因为改革需要力量才能使特权阶级服从改革；要实行暴政，就要让人民忍受时代的弊端。路易十六既不是创新者，也不是暴虐的国王。”这注定了路易十六的王朝。从他登基到革命爆发，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长期改革。长期改革无效，这反过来又加剧了金融危机。正是为了解决金融危机，扩大税收，法院才决定召开三级会议。也许路易十六后来一辈子都后悔这个决定。

在专制达到顶峰的路易十四时代，国王路易十四被称为“太阳王”。他公开宣称“我是国家”，他可以任意征收新税。国王拥有处置臣民财产的绝对权力，因此所有税收和关税都进入国库。是否征税、如何征税以及如何使用这笔钱完全由他决定，不受任何监督或限制。然而，在路易十六时代，国王已经完全失去了“太阳王”的权威。而且，“三等”发展很大，在空之前实力很强，启蒙之后空之前“纳税人”意识已经觉醒。这时，“纳税人”清楚地认识到，政府的财政来源于纳税人的“奉献”。此外，“政府”实际上得到纳税人的支持。税收的本质是纳税人将自己的一部分私有财产上缴给政府，以换取政府的服务。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国家的收入是每一个公民为保证其剩余财产的安全或愉快地享用而支付的财产的一部分。”将部分财产转让给政府的纳税人，有权限制政府的征税权，有权知道政府如何使用自己的钱，有权监督政府，有权参与政治，有权要求政府确保其公民权利的落实和不可侵犯。现在，第三阶级早已对纳税最多、权利最少的现状不满。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它就会表达意志，改写社会结构，重新分配权力。

国王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为觉醒的第三级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所以这个三级会议注定不是一个只和金融有关的会议，而是一个重新划分社会权利和权力的会议。第三层次的代表将不仅作为纳税人，而且作为立法者参加这次会议。在这方面，国王和统治阶级的第一和第二等级根本没有注意到。三级会议召开时，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没有任何预防纠纷的准备，对于三级可能提出的社会要求，也没有任何社会改革方案和提前计划。

会上，三级代表不仅不同意加税，还宣布加税违法，更重要的是还提出了政治权利问题。路易十六要求按照传统的方法，三个级别要分别开会，按级别投票。这样，两个特权级别的票数将压倒第三个级别。然而，启蒙之后，第三层次与传统相悖，要求废除等级制度。三个级别一起开会，根据代表人数投票。因为三年级有很多代表，这个方法自然对三年级有益。但是，第三阶级的要求遭到国王和特权阶级的拒绝，于是他们自行召开了国民大会。在革命导火索冒烟的关键时刻，路易十六仍然没有意识到形势的危险，悍然关闭了国民议会的会场。革命，终于爆发了。

事后看来，这次会议对国王来说非常重要，为他提供了一次社会改革的机会。米涅分析道:“他本可以通过亲自行使权力来恢复自己的权威，避免一场革命。”如果他对时局有清醒的认识，确定了民权的限度、三级会议的权威和王权，把许多特权让给了贵族，他就会把这次会议变成真正的社会改革会议。然而，路易十六和一、二班要求他们不要理解、认识和改变，最终错过了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放弃眼前的权益真的很难，这其实要看统治者的眼光和审时度势的能力。路易十六的悲剧在于，他看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危害，多次试图对其施加一些限制。然而，在他的强烈反对下，他不仅戛然而止，反而“牺牲”了几位主张改革的财务总监，以重新获得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无论他是不甘心还是无能为力，都没有对既得利益施加任何限制。当既得利益集团不顾一切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愿稍作让步，国家不愿或无力进行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时，推翻既得利益集团乃至国家的革命是“必然”的。最终，特权等级被推翻，路易十六本人被送上了断头台。革命的后果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赞扬还是批评，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然而，就革命爆发的原因而言，法国大革命再次表明，与其说是“革命党”的“激进主义”创造了革命，不如说是统治者的固执引发了革命。所以，革命往往不是一个主观上可以“说再见”的“革命党”。所以与其指责革命党“激进”，不如指统治者的“顽固”。不管你喜不喜欢，这都是历史，后代所有的“如果”都是徒劳。

革命一旦爆发，就有了自己的逻辑，必然是一波又一波的血腥，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最具破坏性、最激进的人往往最容易被接受和赢得，而理性和平的人更具建设性的节目意见，却总是被已经暴怒暴怒的“革命群众”所拒绝和抛弃。但正如敏妮所说:“革命中的一切都取决于第一次拒绝和第一次斗争！”革命的爆发及其随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统治者“第一次拒绝”改革及其引发的“第一次斗争”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