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沈甸之：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的人生

首先，那些老兵

沈殿志1920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盐城市上桥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3岁时，他外出谋生。15岁时，他参加了第29军，参加了抗日战争。沈典在29军37师217团3营4连12班。

2010年1月23日，我有幸采访了当时担任解放军空军事指挥学院顾问的沈殿志先生。

老兵沈典经历过卢沟桥事变。目前，他仍然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当他谈到过去时，他似乎仍然有着生动的记忆，并与侃侃交谈。沈老对现在的生活条件也很满意，对今天和平繁荣的时代赞不绝口，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我第一次见到沈老是在2007年7月7日，在七七事变七十周年之际，二十九军的九位老战士回到卢沟桥。当时卢沟桥上烈日当空，沈老第一个发言。他回顾了70年前二十九军与日本侵略者血战的经历。因为时间长，我很担心二十九军其他八位老兵的健康，但我礼貌地打断了他的发言。

第二次见面是2007年12月15日，我们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讲座。

我想我已经采访了仍然活着的第29军的老兵。他们的生活条件大不相同，甚至“天壤之别”。

不用说，沈典先生的待遇就是“大军区副”的待遇。我三年前采访的前29军老兵王世江，状态也很好。当时，91岁的王世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牡丹江军分区司令员。他的生活条件也很好。

97岁的吴江平先生在参加第二十九军之前是一名大学毕业生。卢沟桥事变后，他去了延安。退休前，他是国家机关司司长。“文化大革命”前，他是“高倩”。

90岁的原二十九军军医赵新立退休前在湖北省潜江市血吸虫病防治站工作。他的生活也很温暖。

90岁的马步退休前是北京教师，所以生活有保障。

96岁的天津退休干部孙京生，月薪约7000元。他儿子刚刚打电话来说他没事。

91岁的李洪斌退休前在南京的一所学校上学。现在月收入6800元，住院，有意识。

其余的应该情况很差。

去世的杨云峰，90岁后靠乞讨为生。

91岁的张克宗先生住在女儿家里，没有收入。

92岁的冯一天先生三年前去世，生前没有收入。

如今，93岁的江金宝老兵，又聋又瞎，没有收入。他女儿就是不接电话，只回复短信。

92岁的崔和刚刚去世的91岁的赵没有收入。

总之，经历过卢沟桥事变，后来随共产党走的二十九军老战士，他们的生命是有保障的。

抗战胜利后，回家种地的人成了面朝黄土、面朝天空的农民，基本上有了足够的温饱。

但是，跟随国民党反动派到了1949年，反革命运动没有枪毙，成了残余。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经我调查询问，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只有牡丹江军区原司令员王世江同志和解放军空军事指挥学院顾问沈殿志同志获得中共中央颁发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奖章。还有的，根据八部委的通知:原国民党抗战战士，当时是国军少将军衔，在大陆，可以授予勋章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今天，住在mainland China的29名退伍军人仍然是“少将士兵”，已经失踪。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获得抗日战争胜利勋章。

二十九军的老将王，情况就不同了。他是沈殿志的战友，后来随蒋介石的军队去了台湾省。现在，他拥有台湾省“国民政府”颁发的“卢沟桥抗战奖章”。他的军衔和1955年的沈典一样。他退役后，台湾省给了所有士兵更高的军衔。因此，王先生叶芝的最终排名是少将。

二、沈典的自我报告

……

1935年初，我从河南老家参加了张家口第二十九军。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于当年4月1日加入第37师217团三营4连12班。参军后不久，我认识了进步青年张子强和地下党员王，并成为好朋友。在他们的关心和帮助下，我得以继续学习，提高文化水平，接受革命启蒙教育。1937年初，我到37师军事连学习时，认识了王，成了好朋友。直到1938年春节前夕，我才知道他是刘汝贤同志，一个我在1936年3月2日从未见过的地下党员王。1938年3月1日，我们一起逃出了第37师军事学院。3月4日，我们在山西省夏县东山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夏县人民抗日游击支队。5月26日，游击支队党委批准我为正式党员。

“一二九”学生运动和七七事变时，我在北平。虽然我对当时“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整体情况知之甚少，但它对二十九军官兵的影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当然，二十九军是一支老牌军队，但我认为它与其他军队相比有许多鲜明的特点。

第一，二十九军最初是冯玉祥将军创建的西北军的一部分。冯为营长时，宋为班长。宋任混成四旅旅长时，是冯将军领导下的营长。

冯玉祥一直主张用北伐军的革命传统教育部队。他亲自主持的“四大精神”之一的革命精神，是部队教育的教科书。他始终坚持严明纪律，坚持勤政治军，坚持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作风。《冯玉祥日记》是大家最喜欢的通俗读物。他的许多生动有趣的带兵故事也在部队广为传诵。

第二，从北伐战争到1933年创建的抗日联军失败，冯将军本人和他领导的西北方面军同我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后来，虽然这种关系因蒋介石的破坏而被严重削弱，但党在二十九军的工作仍然存在。比如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将军，就是一个老地下党员。党的工作不仅在上层，也在下层。我遇到的两个党员是在普通连队和学兵连认识的。

第三，二十九军也是一支富有抗日传统的军队。其部队大部分参加了1933年的长城抗日战争。刚参军的时候，几个班长都是参加过喜峰口抗日战争的老兵。他们经常给我们讲抗日战争的故事，特别是赵将军亲自率领500名勇者夜袭日军军营，斩首800名伤了自己一大半的敌兵的英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公司经常唱的军歌也充满了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主义，如《满江红》、《苏武牧羊人》、《常山英雄赵子龙》等。在其他很多军歌里，也有很多爱国抗日的词。比如《夜宴歌》中的“救国救民，我们义不容辞”，“国耻念念不忘”，“灭日歌”中的“灭日复仇”等。所以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前，二十九军官兵的抗日情绪已经很高涨了。虽然他们之间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政治倾向，但可以说他们仇视日本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

然而，在“129”学生运动之前，学生与军队官兵完全隔离。学生不了解军队，军队也不了解学生，导致他们的思想感情有些隔阂。学生看不起士兵，士兵看不起学生。“别看他们现在喊的口号，但要真打起来，不知道他们已经躲到哪里去了！”这是当时军队中最常听到的争论。因此，在学生运动初期，士兵们仍然很少注意他们，以至于一些部队被调到北平配合警察镇压学生。

但是过了一会儿，双方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我们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向学生指出，学生的爱国运动必须走工农兵结合的道路。党号召学生到工农兵中去调查研究，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和他们交朋友，宣传“只有抗日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以获得他们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从1936年春天我们部队搞射击或者野外演习开始，学生代表就经常来看望慰问。那时候我是个特种兵，每周都要在我们空军事指挥学院北门外的射击场实弹射击。有一次，一个厚1厘米、长40厘米、宽30厘米的钢靶被涂上了红白漆。射击距离分别为50米、100米和300米。有三种姿势:站着、跪着和躺着，每种姿势都有三个镜头。射手就位接子弹后，右手握枪，左手握子弹，左臂高举。他大声咒骂:“余，今天，我们用人民血汗买来的子弹打靶，准备打，准备打仗，射击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听完我们每个人的宣誓，学生代表应该鼓掌欢迎，尤其是听到远处的哐啷哐啷声，他们跳起来拍手大笑。我们也深受鼓舞，同时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

1936年秋，二十九军以两个师的兵力，在北平北郊和北苑大操场进行实弹对抗演习和阅兵。连续三天，男女学生代表全程跟随部队。虽然他们都跑累了，但他们情绪很高，总是为我们鼓掌。在演习和阅兵后的晚上，他们还为我们表演了歌舞。他们以东北抗日联军抗日战争的故事为题材，自己的日常剧深受官兵们的喜爱和欢迎。

……

正如以“一二九”学生运动为开端的爱国运动高潮逐渐在全国普及一样，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新脚步也在华北疯狂地进行着。1936年4月至9月，只有驻扎在丰台的日军给我当地驻军惹了麻烦。

4月初我连到达卢沟桥的当天中午，日军的一支骑兵部队从长辛店飞驰而过，穿过卢沟桥，进入万平县。我们不让他们通过，但他们坚持，所以我们被迫把轻机枪放在桥头，用正确的话对他们说:“这是我们的防御区。没有军事部门的护照，任何外国军队都不能过桥，否则一切后果由你全权负责。”这时，他们见势不妙，只好掉转马头，向长辛店方向溜去。

不久，震动全国的“军马事件”在我三营驻地丰台再次发生。这起事件原本是日军强行抢走我军两匹军马，用小马刺死我军造成的，但他们无理要求我营营长必须帮助他们找到一名当晚没有回营的士兵，否则他们不会归还我军军马。我们希望他们归还被盗的军马，而日本希望我们为他找到“失踪”的士兵。双方拒绝互相让步，这导致双方代表进行正式谈判。我方不仅与“冀察政务委员会”代表参加了谈判，还与南京政府代表进行了谈判。日方不讲道理，但提出的谈判条件非常苛刻。这些包括:第一，他们说我营官兵对他们态度不好，妨碍了“日中友好”，应该彻底开除；二、营长崔应“撤职查办，绝不任用”；第三，丰台将不再驻扎中国军队。后来经过一个多月的讨价还价，经过我军的反复让步，终于达成了以下三个协议:一是各营全部调回西苑军营训练训练；第二，营长崔被撤职查办，一直没有任命；第三，出兵丰台接受防御。这些协定在北平各大报纸上发表后，立即引起全军官兵特别是高级将领的强烈反对。这时，宋不得不做出一些内部的改变，采取一些措施平息事态:一是把我军第三营全部调回西苑军营休息，改为训练整顿；第二，营长崔不仅没有“小瞧调查”，而且还晋升到了一级，从少校营长升到了中校营长；三、奖励全营1000元，营长500元，全营剩余500名官兵每人一元。

我三营回到西苑后，丰台的防御被220团三营接管。与此同时，日本驻军也有所增加，从一个步兵中队和一个骑兵小队增加到一个加强旅和一个骑兵中队。此外，还有几辆装甲车和几门山炮。

一波动荡，一波又起。“军马事件”结束后不久，又发生了新的冲突。一天下午，驻扎在丰台的一个连队，在野外作战归来的路上，与日军的一支骑兵部队狭路相逢。我们连长立即命令把四路纵队改为两路纵队，向路的左边移动，让路的另一边通过。然而，傲慢的日军不仅没有从对岸经过，反而径直冲向我军整齐的队列，立即踩死并打伤了我军许多士兵。这时，被激怒的我军连长立即张开双臂喊道:“散开！战斗！”愤怒的士兵立即散开，向逃跑的日军开火，打死打伤多人。

因为这次事件中双方都有人员伤亡，比上次“军马事件”严重得多，双方的马拉松式谈判又开始了。当时，我们无法知道情况如何。然而，我们也意识到一些与过去不同的情况，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感担忧。第一，我们以前唱的《熄灯歌》歌词改了。原文最后一句是“复仇太阳秀英雄”，改为“复兴民族秀英雄”；二是团部楼顶旗杆上的旗帜消失了两天，直到第三天早上营长找我们谈话，才透露了一些双方谈判的情况。以下是营长与全营官兵对话的真实情况总结:

营长问:“我们的国旗已经两天没挂了，你知道吗？”

大家回答:“我知道！”

营长又问:“我们的《熄灯歌》也变了，你知道吗？”

大家回答:“我知道！”

营长问:“你知道是什么吗？”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不知道！”

营长说:“这些要求都是日本人在谈判中提出来的，但是我们都同意了！你说这是国耻吗？”

大家愤怒地回答:“是的！”

营长大声说:“在中国军队的军营里，让中国国旗挂起来，不是国耻。”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是国耻！”

营长又问:“你说‘小老头’讨厌吗？”

听了这话，大家都低着头笑了起来，却不敢大声回答。因为“小老头”是我团中校、副团长的外号，是以他矮小的身材和小小的小胡子命名的。大家都讨厌他，因为他经常用背后的指挥刀尖拨弄我们的膝盖，检查我们的站姿是否牢固。如果有人怕痒，就把膝盖向前弯曲，他会用指挥刀打你的大腿。如果你能站着不动，打他两三次就完了。如果你怕疼，把腿往前弯，他会没完没了地玩，直到满意为止。

营长笑着说:“我知道你们都讨厌他，但你们就是不敢说出来，是吗？”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是的！”

营长接着说:“日军还提出在我军每个团里设两个日本顾问，同时邀请几个日本教官。他们会比‘小老头’更讨厌。你想要吗？”

大家大声回答:“不要！”

营长又问:“你说不行，他非要来。你该怎么办？”

大家举起拳头高喊:“打”。

崔队长捋着胳膊袖子挥了挥拳头，大声说道:“好！只要你们都支持我，我就敢站出来！我们决不能让日本人走进我们的营地！”

这时，大家都很兴奋，摩拳擦掌。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立刻和日本人战斗。下午还写了连续两天没看到国旗的焦虑。

勇士的胆汁被涂抹在蓝天上，

有远大理想的人的大脑凝结成日光。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大地，

这是我们庄严的三色国旗。

我曾经日夜守护着他，

举手向她致敬无数次。

但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她从旗杆上悄悄消失了！

也可能是由于全军的抵抗，结果日本顾问只设置在军、师两级，团级以下的单位既没有请顾问，也没有请日本教官。日方提出的丰台不应进驻中国军队的要求，最终由石友三率领的保安大队一个营解决，将灰色军装换成了蓝色军装，并佩戴了“商业自卫团”的标志。

1937年初，我到第37师军事总队学校不久，在第二期墙报上看到了王以“园丁”笔名写的文章《致青年》。它的中心内容是用大量的史实和平实的语言阐明了“只有抗日才能救中国”的大道理，极大地教育和鼓舞了我。它使我对“抗日”一词的理解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正因为如此，从那以后我经常主动向王学习，他也愿意帮助我。我们成了好朋友。

何基锋将军是二十九军著名的爱国将领。当时任37师110旅旅长、教导旅大队长。他还领导了我们的两个中队。我们每周一早上升国旗，听他的“灵性演讲”。他在1937年4月和5月从“日本军事调查团”回来后的演讲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说:“目前，日本所有工厂，甚至那些生产纽扣和绣花针的工厂，都在加紧生产武器和军事装备。看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侵华战争，用不了多久。我要求大家努力学习军事，做好充分准备，随时迎接日本人发动新的侵略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者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午夜，在华北咽喉卢沟桥打响。直到7月8日早上我才知道这个消息。今天上午，薛冰二中队在执勤星区队长刘志远的带领下，外出跑步前往圆明园，然后从废墟中搬来了一些碎砖，用来修缮教室的课桌。在这里，我们听到了远处隆隆的炮声和隐约的机枪声。因此，引起了很多讨论和猜测。有人认为可能是日本人又在搞野战演习，但他们认为和过去很多演习不一样的是，他们以前是在长辛店以西的丘陵地带，而这次，炮声是从东侧开始的，就在卢沟桥方向。我们回到营地后，中队队长中校·王培霖立即向我们宣布:“日军昨晚向我们的卢沟桥守军发起了进攻。”并命令我们立即擦拭武器，午饭后小睡片刻，随时准备出发。听完之后，我立刻在心里喊道:“啊！抗战的日子终于到了！”

下午两点钟，中队长告诉我们:“我驻卢沟桥部队昨晚和今天上午只用石桥挡土墙、沙袋和宛平城墙顽强抵抗，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后来双方虽然在今天中午12点达成停火协议，但日军并没有遵守协议。停火协议生效时间后，有40多名日军利用绿纱帐的掩护，偷袭我铁桥东端的军士哨所。但是，敌人的多次冲锋都被我们挡住了。现在战斗还在进行，大家都准备好立即开始战斗。”后来我们在鼓书里听到的大刀英雄赵占武的故事，就是从这个班传出来的。他是轻机枪的第二射手。除了步枪、大刀和手榴弹之外，他还携带了一把准备好的轻机枪的枪身。那天中午，他用大刀和准备好的枪身连续打死了八个鬼子，然后英勇牺牲。

下午6点，我们所有的同学全副武装，乘坐4辆卡车，从西苑第四军营出发。但目的地不是芦沟桥，而是八宝山北部的田村。当时新成立的以何基锋将军为前线指挥官的指挥部就住在这里。他的指挥所位于八宝山。从此，我们中队的学习兵实际上成了司令部的警卫连。同时，还有我军在田村的后方捆绑处。大部分重伤员都是从前线送到这里，经过前期护理和捆绑后转送到市内各大医院，所以护送伤员的任务也是由我队承担的。一天下午，我们队的四名学生护送两车伤员进城，当他们经过木板店时，撞倒了一个在路上跑来跑去的小男孩。汽车停下后，人群立即包围并堵住了前进的道路。然而，孩子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从家里跑了出来，他立即挥动右臂喊道:“快走！”当这四个学生回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时，我们都为这个可怜的孩子和伟大的父亲流下了悲伤和钦佩的眼泪。

在这里，每天每晚，甚至每时每刻，我们都能听到前方传来隆隆的炮声和密集的枪声。有时候，你能从伤员那里听到一些零碎的战斗，却听不到胜利的消息。虽然我们可以每天抓一份报纸看，但大部分都是关于日军不断沿北宁铁路向北平增兵，我国政府和日本代表进行无休止的“谈判”的消息。这增加了我们对整个战争局势的担忧和忧虑。而不仅仅是这些，事实上，它已经发展到了打破美女的地步。大家不仅骂了大汉奸北宁铁路局局长陈觉生，骂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王，还公然大谈南京政府和宋的软弱，把我几十万军队完全置于被动地位。这不得不发生在7月29日晚，一场全面的大撤退，将广州和天津城拱手让给了日本侵略者。

……

从7月7日晚到7月29日晚，我军全线撤退，总共只用了22天。在这二十个日夜里，我第二十九军所有驻守在卢沟桥的官兵都表现得非常勇敢顽强。他们在铁路桥、石桥上多次杀敌，宛平县守城部队也多次击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他们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未来的抗日战士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宋将军是我国著名的抗日将领。1933年，他率领第29军参加长城抗战，在喜峰口、罗家峪用大刀打日军。1937年7月7日，他率领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打响了中国全面抗战的第一枪，拉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为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长期受蒋介石不抵抗的影响，对和日和平抱有极大幻想，导致我军在事变前对战斗准备不足，事后未能迅速展开战斗，以致失去了战斗机，完全处于被动。最后，他不得不被迫全线撤退。对此，宋将军也有他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1940年4月他在四川绵阳因病去世后，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为他写下挽联:“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和平，那一年的变革时刻，可以向世界揭示；再接再厉，未来还有很多人，但你可以担心酒泉。”

这里的“一战一和”，是指七七事变初期，宋对和谈有一种幻想，他的幻想来自一个源头，“未来可以向世界揭示”。“将来人多”是指在张自忠将军的指挥下，二十九军在台儿庄战役中取得了巨大的战果。这不仅肯定了他和二十九军在抗日战争中的成就，也指出了他在抗日战争初期的错误，这些都是有原因的。这个评价很公平。这不仅是中国人对他的正确评价，也告诉了他们想说却无处可说的话。我想，如果宋将军死的时候知道，他一定会在酒泉微笑。

本文摘自辽宁人民出版社《第二十九军老战士在卢沟桥的最后一次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