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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秘闻 总理滞留北京三年:60年前中国尼泊尔交往秘闻

导语:近三年来,尼泊尔前总理辛格被困在北京,却始终没有机会与毛泽东见面。尼赫鲁访华期间,因为情绪不稳定,突然爆发。1955年10月5日,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刚从中国回来的辛格,站在一辆吉普车上,被群众团团围住。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欢迎

近三年来,尼泊尔前总理辛格被困在北京,却始终没有机会与毛泽东见面。尼赫鲁访华期间,因为情绪不稳定,突然爆发。

1955年10月5日,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刚从中国回来的辛格,站在一辆吉普车上,被群众团团围住。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欢迎敬爱的领袖回家。

作者:滑轩

1989年,夏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工作,担任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馆员。

在一次聚会上,他得知女主人的丈夫在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当了17年武官,刚刚卸任回国,于是用标准的尼泊尔语向他打招呼:合十礼!对方听后,一脸惊讶。

夏邓军只是告诉对方,他在西藏当兵10年,和尼泊尔商人接触比较多,所以认识尼泊尔人。

他说,他在拉萨会见了尼泊尔前总理因德拉吉特·辛格,并向这位前武官询问了辛格目前的情况。另一方说辛格于1987年去世。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重庆一家医院病房见到的夏,性格开朗,健谈,经常开怀大笑。当谈论一些细节时,这位87岁的老人会靠在床上,闭上眼睛回想。

老人的二女儿夏晓军听得津津有味。她说她父亲以前在一个秘密部门工作,所以他不应该什么也不说。甚至她在60年前也从未听说过这些往事。

喜马拉雅山的罗宾汉

1952年,26岁的夏从著名的奥罗拉大学法学院毕业三年。精通英语和法语,曾在四川省公安厅工作。

9月的一天,夏突然接到刘金洲主任的指令:到李家峪公馆向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陈主任汇报工作,并作为接待主管和翻译迎接尼泊尔民众领袖辛格。刘金洲强调,这是绝密工作,有必要多要求报道。

高占廷也接到指示。19岁时,他参加革命多年,枪法好,开车好。他是属于政治安全部的政治安全小组的骨干,因此被调到执行安全任务。

第二天一大早,夏就来到了位于成都市前街92号的李家峪公馆,这是四川省政府交通厅下属的招待所。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到,92号苗文·钱洁早已面目全非,变成了居民区,除了进门后右手边有一栋蓝灰色砖块和深红色木栏杆的两层小楼,依然保留着旧貌。

80岁的高占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座保留下来的两层小楼是这些尼泊尔流亡者在中国居住的地方。K.I. Singh酋长和k.b. Gron将军住在楼上的一个单间里,而工作人员和士兵住在楼下,两三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

这是一群皮肤黝黑的南亚人。包括辛格和格罗恩在内,共有27人,其中大部分是尼泊尔人,少数参谋是巴基斯坦人。

这原本是一支反政府的“叛军”,在尼泊尔有2000多人。

1951年,在印度的支持下,统治尼泊尔100多年的世袭首相拉纳家族被赶下台,特里布万国王重新掌权。

辛格早年留学印度和泰国,曾在缅甸行医,后回到尼泊尔参与手术。由于两名拉纳家族成员仍在政府和执政的尼泊尔大会党中担任要职,辛格拒绝执行大会党的停火命令,因此被捕。

1952年下半年,在被捕、越狱、再次被捕、越狱后,辛格带领追随者跨过喜马拉雅山,从尼亚拉姆山口进入中国。他们在某一天在西藏遇到中国军队后,主动缴械避难。

很快,大批部队被遣返回国。其余20人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跟随辛格前往成都。

负责这些特殊客人日常生活的夏依稀记得,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们的房间里经常摆放着一盘盘切开的橘子供人食用。府院有几棵优质桃树,每年结果不多,但味道鲜美。“那些树上有几个桃子。树上的应该送给北京的毛主席,树上的应该送给其他领导人。四川省只能剩下一棵树。但必须给辛格和格罗留下两个桃子。”

在夏邓军的记忆中,46岁的辛格身材矮胖壮实,黝黑的古铜色皮肤,嘴唇上翘着两条浓密的胡须,格外引人注目。

这位曾多次被捕,多次成功越狱的外科医生,因带领农民劫富济贫,在百姓中被称为“喜马拉雅的罗宾汉”。夏注意到,辛格虽然处于半恢复期,但他的状态与他的部下大不相同。

辛格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通常晚上9点躺下,早上4点起床冥想。冬天他也穿很薄的衣服。他经常用毯子睡在地上,双手枕在头下,有时坐着睡觉。他从不参与士兵的学习和游戏,从不出去看电影,也很少与人互动。平日里,我基本上都是通过阅读《毛泽东文选》等政治书籍和随身携带的医学书籍来打发时间。“和在尼泊尔一样,他有意识地锻炼身体,磨练意志,准备坐牢。”夏对说道。

1953年3月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因病去世。作为斯大林的崇拜者,辛格躺在地上禁食七天以示纪念。经过陈、等人的再三劝说,他们才勉强喝了些开水,吃了些水果。

“中国永远不会派遣一兵一卒”

除了史达林,辛格还崇拜毛泽东。事实上,他带人入境时,也是以中国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为榜样。“长征”的最终目的是号召毛泽东借兵南下,彻底击败拉纳家族,赶走控制尼泊尔的印度势力。

5月,辛格如愿离开四川前往北京。然而,来北京并不意味着能见到毛泽东。

据夏邓军所知,接待辛格的任务由统战部等部门承担,直接向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汇报。

起初,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国计划安排辛格出国检查,目的地依次是朝鲜、苏联和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陪同参观的有杨银东、夏等。

1953年底和1954年初,夏邓军陪同辛格拍照、填表、领护照,并送他一套蓝色卡其色棉裤。

然而,没过多久,中国就接到了金日成的回电。电报称,据报道,中情局正在寻找辛格,因此朝鲜暂时无法接收他。于是,原本一起出国的计划取消了,改成了访华。

回忆起当年陪辛格在北京的日子,夏邓军高兴地说,他享受了一生中最好的待遇:一个月只付6块钱的伙食费,却吃了54块钱的伙食费。

他们住的地方,每天早上既有西餐又有中餐,包括包子、小吃、面包、黄油、果酱、奶酪等应有尽有。有一次,他们带着辛格去全聚德吃烤鸭,一只烤鸭重一二十斤,可以上一大桌。”他惊讶地站起来,说他不相信。我打电话给厨师,把他带到厨房。它真的是一只鸭子。”夏对说道。

为了稳定辛格的情绪,时任外交部顾问、中外文出版社友协副会长的陈汉生和《中国革命史》副理事长兼总编辑刘尊琦每周两次用英语向他讲解毛泽东思想等中国革命理论。

夏邓军记得陈汉生和刘尊琦的英语都说得很好。“他们可以用非常简单和基本的词语表达深刻的含义,听起来简直是一种享受。”

一次上课,陈汉生问辛格:“学了这么久,你知道中共要打赢多少法宝吗?”辛格摇摇头。陈汉生说:“三大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辛格一听,立即与他们讨论了在尼泊尔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行性。

除了上课,辛格还学习了毛泽东的作品,并将其翻译成尼泊尔语。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翻译了四本书。

对于休闲娱乐活动,辛格兴趣不大。三年里,他只去剧院看过田华主演的《白毛女》。然而,他对工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参观了许多工厂,如北京机械厂和长春第一汽车厂。

直到一年多以后,辛格才终于见到了周恩来。陈汉生、刘尊起参加会议。

辛格后来告诉夏·邓军,在40分钟的会谈中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中国支持尼泊尔人民的革命,但绝不会派遣一兵一卒。

中国对辛格的存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每次夏在北京和妻子沟通,都要交接,信件往往长达两个多月。

然而,在1954年国庆期间,辛格被流放的消息仍然不胫而走。

尼泊尔前总理辛格

当年11日,夏等人陪同辛格在广场观礼。在金水桥前的观景台上,一个高个子、黑皮肤的外国人看到了人群中的辛格。这位自称是《印度时报》记者的男子很快上前询问辛格的来历。他还没来得及说话,辛格的工作人员已经站在他面前,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即便如此,《印度时报》第二天还是在北京发布了辛格的消息。

冲突爆发

辛格留在北京时,有20多名尼泊尔人住在李家峪公馆,悠闲地住在成都。

他们被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由一名中国人领导,他们将学习汉语,并教中国人学习尼泊尔语。很快,双方就能进行基本的日常沟通。

不上课的时候,人们经常聚在一起聊天。“听他们说,尼泊尔人特别喜欢吃辛辣的食物。四川人比他们差远了。他们吃水果的时候甚至还要吃辣椒。”高占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尼泊尔的骑兵和印度一样,骑着骆驼打仗。”

高占廷是尼泊尔士兵日常生活的直接管理者。他几次带Gron去医院,只说他是西南少数民族,不会说普通话。偶尔遇到一些从国外回来的医生,会直接用英语交谈。但是对于这些人的来历,可用的医生从来不问。

在辛格的留学计划被叫停后,夏邓军回到了成都,从那以后,他经常往返于成都和北京之间。

1954年夏天,夏邓军和高占廷带着这些尼泊尔人去离成都不远的青城山度暑假,住在天师洞道观的后院。

那一个半月是双方几年来最无忧无虑的一天。他们不用上课,不用学习,每天在山里玩耍放松。这座山很安静,游客也很少。关里的道士也敬而远之,不去打扰他们。过悠闲的生活。

不像辛格和格罗恩,他们身材高大,年龄较大,这些底层士兵大多只有20多岁,性格开朗。当一个尼泊尔传统节日到来时,士兵们提议邀请中国人员吃一顿盛大的尼泊尔餐。他们列了一张购物清单,“都是些奇怪的东西”。尼泊尔语水平很高的夏在翻译之前反复查字典。很多东西都是中药店买的。

他还记得尼泊尔人在红烧肉里放槟榔、糖和咖喱。他第一次尝槟榔,刚开始感觉很可怕,但是很爽,值得回忆。

然而,强烈的乡愁开始蔓延,一些人开始表达对中国的不满。生气、咒骂、摔碗摔碗的事情时有发生。为了做好绥靖工作,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的苏联老干部杜新元向中方工作人员作了专题报告:“你们要了解这些人的心情。我在苏联的时候,没有说我摔在盘子里摔在碗里,甚至吃饭。桌子被打碎了。”

“事实上,如果他们真的让他们马上回去,他们也有顾虑。”高占廷说:“毕竟他们在尼泊尔的身份还没有解决,回去会犯叛国罪,要么砍头,要么坐牢。所以他们的心情也很复杂。”

事实上,他们回家的路正在被铺好。

1951年,毛泽东指示外交部尝试与尼泊尔建立外交关系。然而,尼泊尔表示,由于与印度的关系更加密切,尼中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仍然存在困难。在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写给毛泽东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报告中,也提到“印度视尼泊尔为附属国”

1954年4月,中国和印度签署了《西藏和印度贸易和运输协定》。印度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取消了过去在西藏的一切特权。中印关系取得重大进展。

今年10月底,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期间与中方讨论了中尼建交事宜。中尼建交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已经消除。

而这一切,辛格和他的士兵都不清楚。中国和印度的接近让一向反对印度的辛格感到被抛弃了。近三年来,他从未有机会见到毛泽东。尼赫鲁访华期间,突然爆发,与中方人员大打出手。

遣送回国

1955年3月,与印度关系密切的特里布万国王去世。继承王位的马恒达在性格和处事方式上与他的父亲截然不同。他不愿意成为一个统一的君主。

4月,万隆会议召开,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与尼泊尔代表团进行了接触。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步伐加快了。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辛格和他的士兵被赦免,并被允许作为革命者回国。

5月,辛格从北京回到成都。收拾行李后,夏邓军和其他几名中方人员陪同辛格,并乘坐两辆苏联吉普加斯69走上了回国的道路。

几天后,剩下的26人,包括高占廷率领的Gron将军,乘坐两辆军用卡车前往西藏。在离开之前,这些在中国生活了三年多的尼泊尔人没有带走一份《中国共产党章程》。除了衣服、毯子等个人物品,只有少数士兵拿走了几份《人民日报》。

当时西藏才4年前和平解放,人民币不能流通。入藏前,他们在四川甘孜德格县停留,用银元兑换银元,抬骡子。“当时,东西相当贵。在拉萨吃一碗面花了半个大洋。没钱找,只能给你找一双毛袜或者二三十颗花生。”夏对说道。

尽管条件艰苦,沿途的风景还是令人惊叹。穿行云端,驱车穿越高山的感觉,林芝遍地的野花,云母矿上平整的地面,极稀有的金丝野牦牛,都让从未进藏的工作人员大开眼界。几十年过去了,夏还记得喜马拉雅山脚下那个不知名的湖:湖水很大很静,雪山倒映在湖中,碧水里满是白天鹅。

一个多月后,辛格一行终于抵达拉萨。因为地势平坦,夏邓军远远地就看到了布达拉宫的金色穹顶,金碧辉煌。

从拉萨开始,一个100多人的团队接管了辛格的护送工作。之后车过不去,只好骑马。再加上运送行李的骡马队,一支300多人的庞大护卫队浩浩荡荡行进。

在共存的最后几天,辛格感谢中国三年来对尼泊尔的保护和照顾,并邀请夏·邓军等人今后访问尼泊尔。

在中尼边境的若苏瓦关口,夏邓军身穿军绿色皮衣,黑色狗皮靴,眼镜破后用胶布粘好,与界桩合影。

当辛格离开这个国家时,夏·邓军从望远镜向下看去,看到有一支大约100人的欢迎队伍和十几个人的乐队穿过若斯潘瓦山口,其中有驻扎在中尼边境的印度军官。在他们身后的红色横幅上,用尼泊尔语、汉语和英语写着:欢迎辛格博士回到尼泊尔。

在夏的日记里,那一天是1955年9月4日。8月1日,中国和尼泊尔正式建交。

“毛主义”在掌权

两年后,回到尼泊尔的辛格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组建了民主统一党,并于1957年7月当选为尼泊尔首相。

8月3日,《参考消息》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一篇关于辛格的报道,题为《美国报纸谈尼泊尔新总理辛格对中印的态度》。文章写道:“自从辛格博士1955年9月回到尼泊尔以来,他一直表现出对印度越来越友好。尽管辛格博士最近表达了他的亲印度立场,并否认他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但他的批评者仍然认为他至少是一名旅伴。”

然而,辛格总理的路并没有走得太远,仅仅几个月后,他别无选择,只能下台。

分开后,夏、高占廷等人再也没有与27名尼泊尔人有过任何接触。但他们一直特别关注尼泊尔的局势。

1996年,尼泊尔共产党激进派宣布退出议会斗争,成立尼泊尔共产党,发动“人民战争”。2008年4月,他们赢得制宪会议220个席位,成为尼泊尔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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