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时新中国首次秘密进口粮食

年轻的共和国在它的第十个年头遇到了困难。让人唏嘘的是，在这期间，中央决策因为各种原因来回走了好几次。

1959年灾难开始时，钢铁产量指标仍定在1300万吨。今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它最初决定反思当前的失控，但最终结果以更激进的方式结束。对大跃进持不同意见的国防部长彭元帅受到严厉批评。会上达成的共识是形势好，前途光明，大跃进要继续。

庐山会议风向的突然转变，让中国失去了一个觉醒的机会。到了1960年初，决策层反思的声音复活，各种经济指标被压制。但中苏关系破裂后，激进情绪又突然升温，提出要提炼“竞争性钢”，力争当年产钢2000万吨。正是因为这一政策失误，情况越来越糟，最终酿成重大悲剧。

直到1961年，中央才逐步调整激进的经济政策，提出了“调整、巩固、丰富、提高”的八字方针。当时主要有两个任务，一是解决吃饭问题，二是减缓工业速度。

当务之急自然是缓解粮食危机。粮食产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快速增加，而仅仅依靠清华大学的“增米法”只能暂时蒙骗人们。因此，中央政府从进口粮食和减少城市人口两个方面采取了特殊措施来拯救人们。

1961年1月，国务院决定紧急从国外进口粮食。一是确定进口150万吨，很快增加到250万吨。处理此事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仁民回忆说，在处理进口粮食问题时，当时党内思想不一致，因为前不久还叫粮食不能吃，现在突然要向罪恶、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国家买米吃，丢不起这个脸。因此，食品进口工作一直处于极其保密的状态。相关事宜委托给了华润和中国银行这两家在香港的中资公司。首先，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订购了大量谷物。后来，甚至连美国的粮食都是通过转口贸易进来的。从1961年到1965年，国家每年进口大约500万吨粮食。

进口粮食需要外汇，可兑换外汇的商品不多，除了煤炭，主要是棉花，所以棉布的供应减少。1960年，分配给全国居民的布票数量少了一尺。根据外贸部的计算，如果每人减少一尺布，可以获得5美元的出口，这在全国是3500万美元，还可以多进口10亿公斤小麦。

历史学家陈鸣远在《布票的故事》一文中记载，起初，四川城镇每人每年有15尺布票，可以做一套裤子。1959年布票突然降到每人每年7英尺4英寸，小的可以做外套，大的只能混搭裤子。1960年又减半，只发了3尺7寸的布票。当时买一双袜子需要2英寸的布票，也就是一个人的布票只够一年买十多双袜子。1961年上半年，上海每人只发了2尺6寸的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还不够缝一套成人衣服。山东每个镇的布票只有1' 6 "。可以看出以前的材料短缺。

即使全民少吃少穿，也依然无法缓解粮食危机。1961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精简工人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城镇人口减少2？一千多万。客观来说，在粮食供应无法增加的情况下，这个残酷的决定最终起到了缓解的作用。

从1958年开始，大量的中青年农村劳动力被招募并转移到城市进行大规模的钢铁冶炼。近三年来，新招聘劳动者2500多万人，城镇人口从9900万人急剧增加到1.3亿人，自然造成了粮食供给不足。突如其来的大萧条之后，工厂出现了人浮于事的现象。纺织行业停止500万锭，食品行业三年增加55万人。许多工厂工人没有工作可做。根据计算，从城市减少2000万人口可以减少30亿斤的粮食供应。中央《精简通知》指出:“这次精简的主要对象是1958年1月以来参加工作的农村新工人，使他们能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从实行精简政策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食用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事实表明，这一政策缓解了城市供应紧张的局面，也对农业的恢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农民以其毅力和温顺而闻名，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最大支持者。他们在正常年份贡献廉价的农产品。一旦发生危机，广大农村将成为成本最低的“泄洪区”，这种情况在未来还会反复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工商经济的增长一直是吃“农民红利”，城市里欠农民的人太多了。

在2000多万被精简到农村的人中，有一个16岁的农村青年，名叫陆。

陆的家乡在浙江省萧山县金义村通家塘，与杭州隔钱塘江相望。他童年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城市工人。1958年，在钢铁冶炼的热潮中，小学还没毕业就被招录调到萧山县，在一家铁匠合作社当起了铁匠。学徒三年后，他的工资从14元涨到了36元。5元，这让他很满意。但就在拿到新工资两个月后，他突然被裁掉，收拾行李回到了同家堂。多年后，他回忆说:“当时我想得很清楚，我没有种土地。我觉得农民吃不饱穿不暖，就想当工人。我筹了110元，搭了个草棚，开了个修理厂，开始在村里修自行车。当时农村自行车很少，生意很淡。”

1961年的大裁员在年轻的鲁心中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金义村离萧山县不到两公里，但他再也没有回去工作。他说:“我发誓再也不去城里了，我要在农村建厂。”二十年后，想当工人的鲁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农民企业家。

在努力缓解粮食危机的同时，该国还必须减缓过度的工业速度。

1961年第一季度，所有的工业指数都被严重打乱。25种主要工业产品中，除糖外，其他均较去年第四季度下降30%~40%。决策层才承认现实，开始踩刹车。在5月21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各项指标大幅下调，提出“坚决退”“必须退够”。毛泽东无奈地说:“退够了就好。无非是外国人骂，说中国人不行。现在我们不得不诚实地承认，我们没有学到东西，要做好需要11年，至少10年。不撤退，你能怎么办？”

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通过了《国有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简称《工业第七十条》。一方面，继续强调“国有工业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其生产活动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其产品由国家统一调配。”同时，将大跃进时期的“按需分配”改为“按劳分配”，恢复了饱受诟病的计件工资制度。

1962年，我国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缩减到46亿元，仅为1960年384亿元的12%。截至年底，已有4.4万家工厂关停，占44家。1960年9.6万家企业的8%。也就是说，近一半的工厂在一年内关闭。其中，冶金企业下降70%，建材企业下降50%，化工企业下降42%，机械企业下降31%。与1960年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47%，其中重工业下降了57%，钢铁产量下降到667万吨。在当时的行业中，关停工厂、精简工人统称为“拆庙移僧”。

无数的论文和书籍反映和总结了大跃进对未来中国经济的灾难性后果。根据国家统计部门数据，“二五”期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仅为0。6%，远低于前10名。“一五”期间为9%。根据美国学者迈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的计算，“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总损失估计为1000亿元，几乎是“一五”期间基本建设总投资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