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高考 1977年邓小平怎样决策恢复高考

没想到，恢复高考的计划在邓小平复出主持的第一次科教座谈会上提前实施了。1977年8月5日召开的座谈会上，许多专家发言，要求立即改进高校招生办法。

这是1979年7月，邓小平登上黄山，为杭大学生签名留念。

这篇文章摘自邓小平的《手写的故事》。作者:孙东升·蒋永清，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恢复高考的决策

这是经过考虑后同意的，以保证重点大学的学生质量。打算同意。华董事长、叶副董事长、冼年、董星、邓奎、吴德、邱莉、顾牧同意。

邓小平

8月18日

郭峰、建英、先念、东兴同志:

我同刘西尧、方毅等同志谈过，他们写好教育报告的提纲后，提交政治局讨论。

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北京最好的中学的高中毕业生现在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所以至少有80%的大学生要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自己的素质。如何避免大的波动正在研究中。计划拟定后，建议先报批。这份文件连同中小学教学计划草案一起发给你们，供你们考虑。

邓小平

9月6日

华董事长:

这件事很紧急。请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建议未来几天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旗》杂志上评论员关于教育的文章。如何，请决定。

邓小平

10月3日

这是邓小平分别于1977年8月18日、9月6日和10月3日发出的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三个指示。

恢复高考的决定是1977年8月6日，邓小平在主持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上，根据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家的建议作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在执行中存在诸多障碍。每一个关键问题和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由邓小平亲自质疑、指示和推动。

1977年恢复高考，这是国家提前做出的决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考制度被废除了。“文化大革命”后，人才短缺成为我们实现现代化的最大制约。邓小平自愿负责科学和教育，在复出前夕，他与人们进行了多次交谈。他对大学招生已经有了一些成熟的想法。他说，文化考试制度应该恢复到高校招生中。不管招多少大学生，都要考，考不上就不能考。不管是谁家的孩子，都不能被大人物想要，也不能“走后门”。邓小平当时的考虑是，1977年准备一年，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

出乎意料的是，恢复高考的计划在科教座谈会上提前实施，这是邓小平复出后主持的第一次会议。1977年8月5日召开的座谈会上，许多专家发言，要求立即改进高校招生办法。当时教育部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刚刚结束，1977年的高校招生计划已经形成，“基本上还是按照原来的办法”。在专家发言的前一天，教育部的报告已经递交给了国务院。邓小平原本同意这个计划，因为他原本计划在1977年花一年时间准备恢复高考。但在座谈会上，多位专家强烈建议，党中央、国务院要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宁愿今年晚两个月招生，不招收不合格学生进入大学。

专家们的意见震撼并鼓舞了邓小平。他问坐在他旁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现在推迟半年招生还为时已晚。邓小平当场做出决定: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吧！拿回原招生报告，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几百万年轻人下乡，要想办法。今年开始改变，别等了。

就这样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邓小平亲自制定恢复高考的具体政策，突破思想枷锁。

当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迅速发来《关于延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大中专院校招生推迟到第四季度，并于次年2月底前招收新生，延迟三个月。8月18日，邓小平将这份报告送交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指出:“这是经过考虑后同意的，以保证重点大学的学生质量。我打算同意。”同一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都围了过来，表示同意。

自1977年8月13日起，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但是，恢复高考是“文革”背景下做出的决定，与社会潮流有关。许多政策问题极其敏感复杂，关系到广大知青的出路、前途和命运。邓小平从尽快培养人才的大局出发，关心、爱护知青，亲自过问并制定了许多重大政策，果断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一步步推动恢复高考的决定，改变了一代知青的命运。

1977年恢复高考，其中一项就是把知青纳入招生范围。“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有几千万知青。他们能参加高考吗？他们应该被录取的比例是多少？这是一个政策问题。9月6日，刘西尧向邓小平提交的一份书面报告提到了招募城乡知识青年的问题。第二天，邓给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写信说:“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北京最好的中学的高中毕业生过去只有初中一年级的水平，所以至少80%的大学生必须在社会上招聘，以保证质量。”与此同时，刘西尧的报告被转交中央政府参考，使知青们获得了上大学的宝贵机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此外，邓小平还指示放宽入学年龄和结婚限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77年招生办法将积压十年的广大社会知识青年纳入招生范围，年龄放宽到30岁，不论是否结婚。

邓小平对社会知识青年高考政策进行了深思熟虑。他特别将“单位同意”从“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拟招生办法中删除。他说:“比如候选人很优秀，想报考，团队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不好，不同意报考。”？我拿四分之三，不要这句话。”因此，“单位同意”条款在后来确定的招生政策中被取消。

“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审查一度断送了许多人的阅读路径。受“文革”影响，教育部在招生文件初稿中列出了很多关于录取政治条件的规章制度。邓小平对此非常不满，说:“你起草的招生文件很难理解，太繁琐了。”他大幅修改了繁琐的政审条件，对教育部负责人说:“政审主要看我的政治表现。清楚政治历史，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立志为革命学习。有了这几个，你就能做到。”明确指出:“录取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我表现好，第二个是选最好的。”因此，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有平等的竞争机会。政审条件的变化也迅速蔓延到征兵、招考、晋升等方面，帮助全党全社会解放思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起到了带头作用。

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当时“两个凡是”的思想还是有很大市场的。毛主席亲自决定废除高考。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不是公然违背现行政策吗？所以招生会议的结果一拖再拖，恢复高考的前景黯淡。关键时刻，邓小平勇敢破冰，推动恢复实施高考决定。9月19日，他打电话给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批评教育部胆小怕事，怕跟着他犯错。他严肃地说:“如果你过去说错了什么，再说一遍，改正过来。为了从混乱中恢复秩序，语言应该清晰。含糊不清解决不了问题。做事要快，不要拖延。”他明确指示:“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修订，尽可能简化，提早出来。”

邓小平的“919”谈话非常严厉。他甚至说:“如果你同意中央的政策，就去做；如果你不赞成，你会改变你的职业。”就这样，砸楼的谈话很快扭转了干坤。9月25日，招生工作会议正式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敲定。10月3日，邓小平将教育部《关于197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关于国务院转发197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的请示报告》送交中央主席华国锋，并写道:“此事紧急，请审查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批准。建议未来几天开政治局会议，与《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一起讨论教育问题。”华国锋立即指示中央政治局同志打印上述文件。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全国高校招生文件和《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了《关于197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对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至此，恢复高考的决定已经尘埃落定。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高校招生重大改革》报道，正式宣布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小平修改后的社论《做好高校招生工作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时间做好招生工作。

1977年，高考从11月28日开始，12月25日结束，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570万考生涌入考场，最终录取新生27.3万人。这些人后来成为改革开放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现在他们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邓小平的决策改变了一代年轻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

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决定，是全面拨乱反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突破口。而且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培养了一批继往开来的高素质人才，这些人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历史和人民将永远铭记邓小平在历史转折点上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