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伦发明了造纸术 历史悬案：蔡伦是不是造纸术的发明者

核心提示:“中国发明造纸术的时间已经往前推了300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本文摘自李阳2011年7月刊《看历史》。原标题:60年造纸史案例

1987年9月13日凌晨，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潘继兴像往常一样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随意看报纸。

突然，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差点让他从沙发上跳起来。“我是怎么进日本报纸的？”！"

当日，日本《朝日新闻》、《京都新闻》等报纸转载了《共同社》的消息，“蔡伦的论文仍然是最早的——中国社会解决了30年之争”。

报道说:“世界上最早的纸是公元105年蔡伦发明的。早于此200多年前在日本百科词典中介绍的‘燕桥纸’的说法是无能为力的。”“这是轻工业部造纸局和中国造纸学会11日在北京举行的‘蔡伦发明纸1882大会’上公布的彻查真相的结果。”

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论文史研究，被认为是支持蔡伦前期论文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共同社在解释新闻背景时表示，“1964年，论文研究员、社科院知名研究员潘继兴在《文物》杂志发表论文，被确定为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因此，蔡伦的名字在一些历史书、教科书和博物馆中被取消。”潘继兴被批评为“在学术界造成很大混乱”。报道还援引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报道称，“潘石屹现在已经在国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这纯粹是谣言！”潘继兴还在担心作者谈这件事。“我在宣扬日本西汉时期就有纸的思想。我什么时候承认自己错了？”

看到这个消息的当天，潘继兴约了日本《每日新闻》的记者。第二天，潘指责轻工业部不尊重事实，并将其刊登在《每日新闻》的显著位置。

接下来的一周，潘继兴在日本化学史学会和东京纸博物馆两次宣讲蔡伦。前来观看战争的日本观众挤满了会议室。

争论是如何开始的

20世纪50年代以前，各界人士对蔡伦是造纸术发明者的说法没有异议。1933年，考古学家黄文璧在新疆罗布泊尔发现了一张比蔡伦更早的西汉纸，但它被视为孤立的证据而被忽视。

直到20世纪50年代，化学史学家袁汉卿才首次对这一“历史结论”提出质疑。

1953年初，袁汉卿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时，被北京师范大学聘请为学生讲授中国化学史。袁汉卿在研究和思考造纸的历史记载后，认为一项原料多、工艺多、品种多的技术，就像造纸一样，是一个人发明的，似乎不符合事实。尤其是蔡伦作为一个宦官，在知识上有局限性。根据《后汉书》的说法，很难解释他是纸的发明者。

后来，袁汉卿把他的讲座改成了一篇课文，题目是《中国造纸术的起源和发展》，发表在1954年第12期《科学通报》上。文章首次提出“蔡伦是造纸术的改进者，而不是发明者。”

次年，当时在中国科学院第一历史研究所工作的张德俊在1955年《科学通报》第十期上撰文，驳斥了文渊的观点。根据张德俊的说法，无论是文献调查还是实物询问，都没有证据表明蔡伦以前有植物纤维纸，所以文渊“蔡伦以前有植物纤维纸”的说法不能成立。

这场争论始于袁和张在杂志上发表文章。

此后，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考古学家在中国的甘肃和陕西出土了一些西汉时期的纸张。蔡伦旧论文的每一次发现都会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别人看别人，智者看智慧。

论文史研究的权限

1979年，争论开始微妙地变化。

那一年，轻工业部主管造纸局的副部长王一之率领中国科技代表团访问日本和东京纸博物馆。他发现展览描述说纸是蔡伦之前的西汉人做的，非常生气。他立即向日方提出抗议，称这与中国的历史结论不同，要求撤销这一描述。

当时东京纸博物馆馆长野口一郎拒绝了中方的要求，称如何安排展览是他们的内部事务，对造纸起源的解释是基于中国考古新发现和中国学者对古代纸张的研究成果，并无不妥。

代表团回国后，正好赶上国内媒体报道，蔡伦之前的西汉麻纸是陕西扶风发现的。从此，轻工业部正式介入蔡伦是否是造纸术发明者的争论。

1.确定主管造纸行业的造纸局对全国造纸史研究有管辖权，相关著作自1979年起须报造纸局审批，取得正式批准后方可出版。

二、认定轻工业部造纸局是“全国唯一权威合法”的检测出土古纸的技术中心，而对其他所有单位和个人的检测，如果他们与造纸局有不同的判断，“在法律面前是无效的”。

几乎与此同时，潘继兴的《中国造纸技术史稿》于1979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介绍了考古学家黄文璧在新疆发掘的罗布淖尔纸，以及化学史学家袁汉卿提出的西汉时期就有纸的观点。

《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的出版，立即引起了轻工业部的巨大反弹。轻工业部分别向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和文物出版社提出抗议，质问为何未经轻工业部造纸局批准就贸然出版此类作品。

当时，响应轻工业部抗议号召的科学史研究所的黄伟和《文物出版社》一书的责任编辑胡，事后都向潘继兴谈及此事。他们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轻工业部要干涉文物系统出版一本科学史的书。

潘继兴还告诉笔者，此后，他被造纸局拒之门外，造纸局不再接受他送来的分析测试样品。无奈之下，潘把古纸样本带到日本，请日本当局帮忙检测并取显微照片。后来，纸史委员会副主任陈启新说，他的做法是“走私文物”。

“很难想象‘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么多年，大家还在用这样的语言和方式为一个学术问题争吵。”甘肃省考古队何双全说。何双全后来是马滩上的纸和悬泉上的纸的挖掘者。他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当他刚刚在马滩上发掘出纸质地图时，就被警告“制造了一场大灾难”。

灞桥纸“假”？

1987年9月11日，中国造纸学会在北京科技馆召开大会，纪念蔡伦发明造纸术1882周年。发表在1987年第4期《造纸》上的会议通讯描述了会议的盛况。

“来自首都等地的科技、文化、新闻、出版、教育、造纸等方面的领导和代表有200多人。”

“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协名誉主席、CPPCC市副主席周培源和中国造纸学会理事长王一之作了重要讲话”。

会上，周培源说:“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公元105年，东汉蔡伦造纸术的发明，为推动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在国际文化界也是如此”，“绝不能轻视蔡伦，轻改历史”。

最后，大会宣布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者，长达30年的造纸史之争从此结束。

第二天，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等各大媒体相继报道了这篇论文历史争议的“官方结论”。

《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消息，“专家证实，西汉蔡伦发明的灞桥纸为废麻纤维”。文章称，“近年来，中国造纸研究院的专家经过认真调查分析，认为‘灞桥纸’没有经过切纸、打浆、造纸等造纸基本工序，不是植物纤维纸，而是一些废麻。”"蔡伦是造纸术之父."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灞桥麻纸冒充30年》的文章，称“轻工业部造纸工业局和中国造纸学会造纸史委员会对1957年发现的‘灞桥纸’进行了详细调查，结论是:灞桥西汉墓根本没有发现”；“所谓的岩桥‘西汉纸’只是山体滑坡和推土机推土中发现的一组纤维，经过人工处理。”

《科技日报》简单点名了灞桥和陕西省博物馆的挖纸工程，称“程等人用水喷洒纤维，熨烫平整，再用玻璃夹住，做成一片。”“为彻底查清‘灞桥西汉纸’的真相，近年来，轻工业部造纸工业局、中国造纸学会纸史委员会先后组织调查组赴Xi、北京进行深入调查，走访了‘灞桥纸’的发现者、现场工作者、监督者、现场负责人以及陕西文化、科技、考古、文物等相关专家。结果显示:“文章最后说，“轻工业部有关领导指出，国内外因假‘灞桥纸’引发的各种乱象，需要尽快澄清，拨乱反正，让中华民族造纸的晦暗历史重新焕发光彩。"

陕西省博物馆的程如今已经去世多年，但他当时的反应，从他专门为轻工业部大会撰写的《西汉灞桥纸相关问题补充论证与说明》一文就可以看出来。

这本17页的笔记写于1988年10月15日，由程签名盖章。

在《解释》中，程详细解释了灞桥纸的发现过程、埋藏地点、年代依据和旁证。在提出这些专业问题后，程用了一半的时间“揭露了轻工业部和中国造纸学会对灞桥纸业所谓深入调查的真相”。

程三次记录了他在轻工业部造纸局和中国造纸学会前后的接触过程。

第一次是在1979年的秋天。当时，程已经完成了秦兵马俑坑的钻探和试掘，并转移到秦始皇陵进行调查和钻探。两位女同志来自北京，一位是王菊华，另一位是李玉华。程向两位北京客人介绍了灞桥造纸发掘的详细情况。

当时，王是造纸局的一名实验室技术员，李是一名党务工作者。日前，王菊华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她是一个谦逊的白发老人，而李玉华拒绝了作者的采访。两人后来多次联名署名写文章，坚称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者。王和李成为这一观点最重要的代表。

第二次是1983年5月24日。这一次，我是来调查轻工业部造纸局的一位局长王兴和《农业工作室》的一位编辑的。“王导演跟我说他是上下级，他让我改变原来的说法，让我去科教片的镜头，真的让我很反感。”。程在报告中写道。

第三次调查是在1987年4月和5月。纸史研究委员会委员段继刚受轻工业部造纸局和中国造纸学会的委托，两次赴陕西考察。4月21日，段祥成提出改变看法。5月23日，段再次找到程，拿出一份书面谈话记录，请程签字。"在这方面，我反驳他们无原则的做法."程在《解释》中写道:“这是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件怪事”。

1987年6月，中国造纸学会造纸史委员会调查组完成了《灞桥纸业考察报告》，同年9月对外公布，以纪念1882年蔡伦的造纸发明。

陕西省博物馆未受邀参加纪念会。随后，陕西省博物馆馆长吴伯伦代表陕西博在与一位论文专家的通信中宣读了《调查报告》，并发表了两个观点:

一、我馆不承认轻工业部纸史委员会新公布的“打假”决定。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证伪”的反应，“证伪”是没有依据的。我们从未怀疑过我们图书馆的研究成果。

第二，在没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我馆不改变灞桥纸的年代和收藏水平，但仍破入西汉，仍按一等品收藏。在陈列上，也是按照西汉纸张陈列的。

1987年12月24日由陕西省博物馆签署，加盖公章。

在灞桥纸的问题上，两派争斗激烈，双方的争执变得白热化。

“事关民族尊严的大问题”

1987年蔡伦发明造纸术1882周年发表的《灞桥纸考察报告》明确写了灞桥纸在国内外造成的混乱和影响，包括中国历史教科书、大学历史教科书、许多工具书和全国中小学其他书刊中使用的“灞桥西汉纸”字样。蔡伦已被国内外部分博物馆除名。

根据《调查报告》，大会指出，蔡伦发明造纸术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所谓灞桥纸所造成的各种混乱应当予以确认和澄清”。

很多人认为，西汉的纸论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造纸术的鼻祖。全国各地乃至日本的手工造纸厂至今仍祭拜“蔡伦始祖”，工匠们仍保留着每年农历三月十七祭祀蔡伦的习俗。

对蔡伦发明纸的想法的挑战，让一些有传统观点的老人很难接受。

2007年10月，《河南商报》发表题为《河南博物院“四大发明展”造纸引发的争议》的新闻文章。报道称，河南博物院十年展览中，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只有三项展出。中国造纸学会的李玉华在郑州开会时，偶然发现了这个破绽。她给河南省有关领导写信。在她奔跑的过程中，造纸术终于在河南省博物馆见到了观众。

在坚持蔡伦发明造纸术的人眼里，这是关系到民族尊严的大问题。论文史委员会委员安家林在1987年第7期《论文史研究》上，以笔名“宗实”写了一篇题为《治乱与行政干预》的文章。文章指出，蔡伦的造纸术理论是一个“历史结论”，关系到祖国的尊严和荣誉，神圣不可侵犯。挑战这一理论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爱国主义和维护国家尊严的政治问题。

“西汉纸的发现，与贬低‘四大发明’无关。”潘继兴说，中国发明造纸术的时间已经向前推进了近300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应该是好事。

日本学者、东京大学教授撰写的《公民的功利科学观》于1984年由东京社会评论社出版。中山茂说:“自西汉中国发表了一篇论文论以来，有人毫无根据地驳斥了这一理论，只是为了维护蔡伦是论文的发明者。这就是蔡伦中有宗教情怀的信徒所做的。”“因为感情问题，我反对纸的西汉起源，不得不说‘灞桥纸不能由纸决定’。”

虽然一个事件已经结束，但影响仍然存在

随着甘肃方马潭纸和宣泉纸的发现，关于蔡伦是否是纸的发明者的争论逐渐平息。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的初中教材《中国历史》第一卷，介绍了1986年在甘肃天水发现的方马潭纸，正式使用“蔡伦改良造纸术的说法”。此后教材多次印刷，数次修改也没有改变这个结论。

然而，潘继兴1979年出版的《中国造纸技术史稿》却被多次修改。每当有新的考古发现，潘继兴都会在书中加入新的证据。在最新版的《中国造纸史》中，潘说:“他最满意这一版。”潘的著作被翻译成了英语和日语，以潘为代表的西汉时期就有了论文理论，这也为国际学术界所接受。

新的发现和学术著作没有说服反对者。

2005年10月，蔡伦故里岳麓书社出版《纸祖钱球》。这本近55万字的文集收录了100多篇文章，都是坚持蔡伦发明造纸术思想的人写的。书的封底写着:我把这本书献给蔡伦发明造纸术1900周年。

2008年10月，北京奥运会后不久，有人提议将蔡伦的家乡湖南“耒阳市”改为“蔡伦市”，以做好蔡伦，用好蔡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