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时间 广州起义未举先败，清军本可轻易抓到孙先生，为何没有及时动手？
历史谜底揭秘者1895年1月，也即清光绪二十一年，孙中山从檀香山返回香港，与后来被清政府称为“四大寇”之一的陈少白等商议设立机关，联络防营、绿林、乡团，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孙中山是一位有勇有谋的革命家，对清朝政治、军事的腐败有着深入透彻地了解，他清醒地认识到，对于这么一个专制腐败的政府，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予以改造，必须采取武装起义的手段来建立一种新制度。
同年2月21日，孙中山等人在香港成立兴中会。3月13日，兴中会决定发动广州起义，届时，孙中山拟亲赴广州，专司军务。
起义计划，一是采用青天白日旗作标志，并起草宣言等文件；二是组织三千精兵，分东中西三路攻占广州，起义时以红带为标志，口号为“除暴安良”；三是孙中山亲自出面，争取日本驻港领事支持；四是与香港《德臣西报》记者托·哈·黎德合作，做好宣传。
起义经费为孙中山长兄孙眉等侨商及兴中会诸成员的损款，计有数万美元。
关于起义时间。兴中会高层决定，是年10月25日会党乘夜轮到广州，埋伏在水上及城郊的会党分路响应，10月26日正式起事。是日为阴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按照民俗，重阳节是拜山祭祖之日，来来往往的人多，便于运送人员军械。
然而，就在举义日的10月26日清晨，孙中山却突然接到兴中会会员、负责财务及购置枪械事宜的重要人物杨衢云从香港发来的电报，说枪械人员不能如期抵达广州，建议推迟两日起义。孙中山坚决不同意，立催杨衢云想方设法将枪械人员船运广州。杨衢云只得将凑成的7箱军械装箱起运，并派朱贵全、丘四率队搭乘“保安”轮赶赴广州。
可就在这时，兴中会会员朱淇负责起草的讨满檄文，被其兄朱湘发现。朱湘害怕事败招灾，急忙以弟弟的名义向广州当局缉捕委员李家焯告密。起义计划由此泄露。
李家焯获此消息后，万分震惊，立即派出兵丁将孙中山等一干嫌疑者监视起来，以便上报后，立即将孙先生抓捕。
当时，若孙先生真被抓捕，其命运只有一途：必死无疑。
10月27日，当时的两广总督谭钟麟急调兵勇数千人驰赴广州防卫。一时间，广州全城戒严，开始大肆搜捕革命党人。这时，杨衢云运来的枪械物资已在驶往广州的船上，无法撤回香港。
然而，当李家焯把已对孙中山实施监视的举措报告给两广总督谭钟麟时，谭总督却不以为然，他压根就不相信孙中山会造反，不同意逮捕孙中山。
其实，在当时和此后一个时期，清朝高官，包括两广总督谭钟麟在内，并不知道这次起事完全不同于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事。这些高官们对兴中会在广州起义，仍然以传统的造反事件视之。
在其后的好几年里，清朝都只是把孙中山视为海盗一类普通的造反者，并没有予以特别重视。即便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对康、梁一派的防范和敌视都远远超过孙中山和革命党。这是后话。
现在，把话再说回来。孙中山未被即时抓捕，就有了一个稍纵即逝的逃生时机。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并不支持孙中山。而此时香港当局也站在清政府一边，将获得的兴中会要在广州起义的消息通知了两广总督衙门。
10月28日，南海县令李征庸与李家焯一早在码头布下重兵，运送军械的轮船刚抵达广州码头，就遭遇到了守株待兔的清兵。朱贵全、丘四以及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等70余人立时被捕。此前，革命党人在广州的起事机关多被破坏，兴中会重要成员陆皓东等已被捕。
孙中山与广州起义的另一位指挥者郑士良一道，换上苦力的衣服，专走人多的地方，经顺德乘小船至香山的唐家湾。孙中山在通知家人尽速逃离后，又再转赴澳门、香港。此时，两广总督已知孙中山是广州起事的头，一路派兵追捕，所幸未能抓到孙先生。
孙中山逃亡后的当年11月1日，香港《华字日报》的“羊城新闻”中刊出了广东南海、番禺两县联署发布的一则告示，以四字一句的浅显行文，昭告一场刚刚被政府镇压下去的“叛乱”。
这则告示登报时，距离广州起义事败、大批革命党人被捕不过四天，而设计了“青天白日旗”、被孙中山称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第一人”的陆皓东，在上述消息刊出六天后英勇就义。
12月7日，广东当局悬赏通缉首要人物孙中山，赏格为1000元，所幸为时已晚。
关于广州起义，孙中山曾说，这是他“第一次革命之失败”。此后，他被迫流亡海外从事革命，直至1911年12月，武昌起义两个月后，才回到国内。
伟人之所以伟大，从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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