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纪 文景之治：只在知识分子梦中的“轻徭薄赋”

一

之前的文章里，三解已经勾稽了“田租”和“力役”，算是由浅入深，讨论了“轻徭薄赋”，为了方便理解，先把秦汉人观念中，百姓对国家的义务罗列一下，包括“田租税”、“戍役”、“徭使”和“头会箕敛”、“訾税”、“户赋”等几个大类：

1，田租税出自田亩，却不是单一税种。

其中包括田租，秦朝约为十税一、十二税一，另包括刍藁税，即以田亩为单位征收的干草、秸秆和以户为单位征收的干草、秸秆，而在官府够用实物之后，这些秸秆要折算成钱缴纳，所以，刍藁税的一部分也是“货币化税收”。

2，戍役为无偿力役的一种，包含了“更戍”和“外徭”，广义上也属于“徭”。上篇文章三解重点讨论了“戍役”，即远地更戍和近地屯戍等“兵役”，以及“徭使”关中咸阳等义务劳动，其最重要的标识特点就是，役使的对象是“卒”。

而“卒”只是一地已傅男性的称呼，在西汉的人口资源编制中，“卒”是一个较小范围的特指概念，如对照《南郡卒更簿》和同墓出土的第53号简《南郡事复口算簿》的数据可知，南郡各县的“卒”占“使大男”的比例为20.8%—59.9%，平均为36.1%。

“卒更”的存在，恰恰对应了“更赋”，也就是30天300钱的一笔“代役钱”。

3，徭使为地方根据需要役使百姓从事的无偿劳役，属于狭义的“徭”。

“使大男”的概念范畴，应为年十五岁以上未免老的所有男性，对应的还有“大女”，年龄段与“使大男”一致，他们是地方一般“徭役”的承担者，这部分人可以用另一个字标识，即“算”，即符合这个年龄标准的人，要缴纳“算赋”，同时承担对应强度的徭役，也称“算事”，无论男女。

4，头会箕敛不是秦汉税种名称，而是一种征收方式，即“人头税”。

按照过往的通论，秦的人头税应即针对成年人的算赋，根据是《汉书·高帝纪》“八月，初为算赋”条下注释：

如淳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

时间、标准、数目、用途，一清二楚，结合《汉书·惠帝纪》中谈及的“军赋”，似乎可以视为定论，进而引申至《史记·秦本纪》记载的：

十四年，初为赋。

加上《史记·商君列传》里所提及的变法措施：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所以学术界也曾认为此即为西汉算赋的制度渊源，就此认为，秦制当与汉制雷同，均为一人一算120钱。

但是，我们从秦简、汉简的情况来看，这种似乎只是一种整齐划一的制度想象，事实并非如此。且按下不表，下文详述。

5，訾税，訾通赀，就是财产税。

过往学术界的讨论中，往往认为赀税开征自汉武帝，秦代与汉初均无此税种。

然而，《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3期刊载的朱德贵、庄小霞所著《岳麓秦简所见“訾税”问题新证》一文，依据《岳麓书院藏秦简》公布的简牍内容，论证了秦代已然存在这一税种。

文中指出，秦的"訾税"征收大略分为四个步骤：

一是确定征收对象；

二是规定征收范围；

三是以户为单位，按訾产折价之多寡计征訾税；

四是设立专门机构，极力追缴拖欠官府的钱财。

在《岳麓书院藏秦简》中记录的“识劫案”案卷，则全面展示了“匿訾”案件的审理过程及相应法律规定，而“匿訾”即我们熟悉的藏匿财产不申报，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秦朝法律规定家庭财产应自行申报登记。

6，户赋，最容易理解，即以户为单位征收的税种。

在史书上并没有这个税种出现，但是在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出现了“户赋”之名：

可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匿户不繇、使，弗令出户赋之谓殹。

翻译一下，就是问，法律概念下的“匿户”和“敖童弗傅”指什么？回答：“匿户”就是隐藏人户，令其不服广义的徭役，也不命缴纳户赋的人。

在《岳麓书院藏秦简》中，才收录了一条完整的律文：

金布律曰：出户赋者，自泰庶长以下，十月户出刍一石十五斤；五月户出十六钱，其欲出布者，许之。十月户赋，以十二月朔日入之，五月户赋，以六月望日入之，岁输泰守。十月户赋不入刍而入钱者，入十六钱。 吏先为印敛，毋令典、老挟户赋钱。

泰庶长就是二十等爵制中的“大庶长”，自其以下，每户农历十月份出刍1石零15斤，农历五月出16个半两钱，有想用布顶替的，允许。

十月的户赋，十二月初一为缴纳时间底线，五月的户赋，六月十五日为缴纳底线，每年送给郡太守，十月户赋想不出干草的，也可以换成16个半两钱缴纳。

这些钱物，须有官吏盖印收储，不许里典、里父老保存。之所以有这条规定，应该与户赋分为一年两次缴纳有关，其每年最终的接受地是郡守，就必然涉及到集中发运前，收储的问题，所以禁止基层里吏保存。

这一税种，相比前述的负担要幸运，在汉初的《二年律令》里也有类似的律文记录，展示了秦汉制度的延续性，不需要瞎猜了。

二

非常有趣的是，上文提到的第6条“户赋”和第1条“刍藁税”，征收的实物相同，也是已知的秦汉律法延续性最清晰的。

而且，作为当时喂养牛马的“战略物资”，刍藁的缴纳和收储是与粮食同等重要的大事，在《汉书·主父偃传》中谈及蒙恬北逐匈奴，特意提到：

使天下飞刍挽粟。

在睡虎地秦简《仓律》中则明确规定：

入禾稼、刍?，辄为廥籍，上内史。刍?各万石一积，咸阳二万一积，其出入、增积及效如禾。

刍藁与粮食一样，要造册上内史，管理制度与粮食完全等同，所以，其缴纳在秦和汉初均为军国大事，制度更是一脉相承。

在睡虎地秦简《田律》中有这样的规定：

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稾二石。

在《二年律令·田律》中则是这样：

入顷刍稾，顷入刍三石，上郡地恶，顷入二石； 稾皆二石。

两代的法条，用词都类似，征收额也差不多，均为每顷缴刍三石，稾二石，只是汉代上郡田地不好，特别规定只入二石刍。

而秦律则强调了“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翻译过来就是，按照接受国家授田的亩数，不管你究竟是否实际开垦，都必须缴这么多，汉律去处了这个，意味着是以实际拥有田亩数征收。

之所以出现这个区别，一般认为以秦始皇三十一年为界线，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一年”条下《集解》注释：

徐广曰：使黔首自实田也。

翻译一下，即在这一年，秦始皇下令天下黔首自行申报所有土地。

这是一条曾引起广泛争议的记录，有人认为“自实”是自行申报，有人则认为“实”是“自由占有”，不过随着秦简、汉简的陆续出土，基本可以确认为前者，一般认为这是秦朝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发端，战国时代国家普遍授田制的终结。

但是，我们看《里耶秦简》中的规定，秦民的“垦草田”并不是随意的，而是需要提交“爰书”，由田部或乡部上报县廷，县廷批准后，才允许开垦并入田籍，而这份“爰书”中还要写明所垦“草田”的方位、亩数和用途。

可见，这种“私有制”也实在太“前提”了点，当然，更重要的是，在秦始皇三十五年的洞庭郡迁陵县，应税总垦田数为5295亩，户数为152户，户均占有土地只有34.84亩左右，距离授田的基本门槛还挺远。

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是秦始皇不想“授田”，不如说是国家手里的公田不够授予，有的地方是开发度太低，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垦荒效率太低，而更多的六国故地，则是人多地狭，无田可授，类似的情况，在唐代均田制实施的过程中也有出现，并不奇怪。

相比千差万别的土地占有，户口，反倒是最容易统计的，所以，户赋在秦汉两代也比较确定，上文中我们已经引用了《岳麓书院藏秦简》的记载，下面来看看《二年律令·田律》中的相关规定变化：

卿以下，五月户出赋十六钱，十月户出刍一石， 足其县用，余以入顷刍律入钱。

秦汉两代户赋缴纳时间都一样，甚至连五月出的钱数都是16钱，只是十月出的刍，秦朝为一石十五斤，汉朝为一石，折钱也略有不同，秦朝的规定为16钱，而汉朝则规定为“以入顷刍律入钱”，这个律文也在《二年律令·田律》中：

收入刍稾，县各度一岁用刍稾，足其县用，其余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刍稾。刍一石当十五钱， 稾一石当五钱。

翻译过来就是，县里收入干草秸秆之后，计算够使用后，多余部分就不要实物了，改要钱了，每顷折算为55钱，刍一石顶15钱，稾一石顶5钱，还记得田刍的规定吗，每顷三石、稾二石，正好是55钱。

秦朝的官府文书中刍、稾折钱只有上文中所引的《岳麓书院藏秦简》中《金布律》规定的十月当纳户刍一石十五斤，入钱则为十六钱的记载。

万幸在《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算数书”里有两道应用题提到了这一问题：

刍一石十六钱，稾一石六钱，今刍稾各一升，为钱几可？得曰：五十分钱十一，述曰：刍一升百钱十六，稾一升百分钱。

稾石六钱，一升得百分钱六□，刍石十六钱，一升得百分□。

可见，秦朝的计数，刍一石值十六钱，稾一石值六钱。

咱们整理整理这些数字，假设1户有田100亩，则在秦朝的户赋数目为：

田刍：16*3+6*2=60钱

户刍：16+16=32钱

另据《里耶秦简》，秦始皇三十五年五月、六月均见以“茧六两”缴纳户赋的情况，即可以“茧六两”抵五月一次的户赋。

在汉朝的户赋数目为：

田刍：55钱

户刍：16+15=31钱

则秦朝该户总刍藁负担为92钱，汉朝为86钱，减少了6钱，减幅为6.52%。

秦到汉，刍藁、户赋明显在减负，不过更大的变化来自于征收范围，《二年律令》中写得很清楚，“卿以下”需出户赋，而秦律则为“泰庶长”以下，这两个坎儿都是军功爵位，汉代的卿爵包括从“左庶长”至“大庶长”之间的爵位，以下，则为“五大夫”。

也就是从秦到汉，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这八等爵的人都不再需要缴纳户赋了。

不仅如此，《二年律令·户律》还规定：

卿以上所自田户田，不租，不出顷刍槀。

我们要回忆一下《汉书·高帝纪》中收录的《高帝五年诏》，其中说道：

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

翻译下，高帝五年在刘邦军中的所有军吏卒，最低都授爵“大夫”，而此后的10年间，高帝十二年、惠帝元年、惠帝五年、高后元年，大汉朝4次赐爵“户一级”，这段时间户主没变的情况下，刘邦军中哪怕是普通士兵的爵位最差也已经是“五大夫”，距离卿爵一步之遥。

这也就意味着“田刍”和“户赋”，从秦朝时候的几乎“全民税种”变成了一个“选择性征税的税种”，坑的就是贫民，大汉朝的既得利益阶层用不着受这个。

当然，对照凤凰山10号墓中的税赋账目，到了该墓断限的汉景帝三年，基层征税已经没有了户赋的名目，或许已经随着《田租税律》一起被汉文帝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了吧。

三

说完了容易理解的，就要进入“深水区”了。

这个“深水区”其实很搞笑，恰恰是存世文献最多的部分，即算赋，也就是人头税——头会箕敛，在史书中，算赋也会写为“军赋”。

上文中我们已经列出了这一税种的史书记载，在长达2000年的秦汉赋税史研究中，这几句话曾经是一切讨论的基石。

然而，随着众多秦简、汉简的出土，原本整齐划一的定论逐渐碎裂，完全不能自圆其说了。

一条正好可以承接上面户赋话题与算赋问题的史料是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的一条法律名词解释：

可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匿户不繇、使，弗令出户赋之谓殹。

这条法律解释展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即，法定户籍人口的义务，只提及了“徭”、“使”和“出户赋”，在史书中言之凿凿的每人每算120钱的算赋，并不在秦律述及之列。

结合在《汉书·惠帝纪》中有这样的诏书记载：

又曰：“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甞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

一个对于六百石以上官吏家庭都不予优免的基础性“税种”，为什么在秦律和汉律中都没有见到明确的征收规定和税额、税率？

实际上，这个问题可以拆成两个，即：

1，秦朝到底有没有汉代意义上的“算赋”，哪怕不是一样的名字，比如部分前辈学者认为的“口赋”、“口钱”、“算钱”？

2，汉代意义上的“算赋”，到底是不是一直按照每人每算120钱的税额征收？

解答了这两个问题，也就解释了上述记载的矛盾。

首先我们来讨论第一个问题。

学界一般认可秦代存在汉代意义上的“算赋”的根据是两条史料：

其一，《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筭，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

其二，《汉书·晁错传》：

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筭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

“筭”字通“算”，“十妻不筭”和“一筭之复”被前辈学人视为秦行“算赋”的证据，但是，臧知非教授在《“算赋”生成与汉代徭役货币化》一文中，详细讨论了这两条材料，指出这里的“算”，应不特指算赋，而是秦汉行政中的一种统计行为。

如《后汉书·皇后纪》记载汉有“八月算人”之制：

汉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 纳，详求淑哲。

这整个过程，已经深入“乡”中，明显是挑人，而与征税无关，不过这还属于孤证，所以，臧教授引述了《二年律令·户律》中律条：

恒以八月令乡部啬夫、吏、令史相襍案户籍，副臧 其廷。

翻译过来就是每年八月，由乡部主官啬夫与县吏、令史一同登记、修订户籍，一式两份，一份存乡，一份存县。根据律文，他们修订的户籍包括五个子表，即：

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

换言之，所谓“八月算人”，与女孩子直接相关的就是“年细籍”，即各乡“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的“良家童女”，于该月进行年龄登记，正好一并挑选了。

事实上，秦汉文书中“算”的对象非常多，除了“算赋”之外，还有“算车船”、“算赀”、“算人”、“算缗”等等，并不是见到“算”字，就代表120钱的“算赋”。

当我们辨别了这两条史料，并确定了认识基础之后，就可以非常痛苦地理解，为什么秦律中提到“匿户”，只提及了“徭”、“使”和“户赋”，而完全不涉及“算赋”或“军赋”、“口赋”。

因为在秦的法律意义上，并不存在“算赋”这一“税种”。

不存在，自然也就找不到。

这个结论，也与《汉书·高帝纪》中所说的相吻合：

八月，初为筭赋。

初，恰恰说明是刚刚开始，之前所无。

上文中所提及的臧知非教授论文中并不这么认为，他指出，汉高帝此时正处于与项羽决战的前夕，应该忙着招来人口、兵源，而非着急开征“算赋”，否则只能加速民众的逃亡，所以，并非立即开征，而是进行户口登记、统计和核实。

三解认为，这里面说对了一半，即算赋征收确实与新的户口登记、编订有直接关系，但决不能就此认为当时就没有征收“算赋”，这恰恰是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旧论所困，事实上，汉政权此时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正是重新恢复秦制统治，并通过货币化或劳役化调动力量，对项羽最后一击的时刻，关津、邑里的防范机制重建后，编户民反倒会被固定在汉政权的统治下。

一个最直接的旁证就是，“初为算赋”紧跟着的记载就是：

汉王下令：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四方归心焉。

假设汉王国此时还未建立起有效的编户民组织，通过“兴徭”令郡县百姓“传送”棺木，这条命令完全就是具文，而“四方归心”的结果也表明，这一命令被有效地执行，也就意味着汉王国至少已经恢复了故秦的郡县管理秩序。

在这个大前提下，“民”已经没什么别的选择，只能为他所“用”，被他随意摆弄了。

四

真正与“算”的登记、统计概念相关的，其实是对“徭使”的身份和与之对应的货币化义务、劳役化义务的重新确认。

一定有人感到疑惑，运输棺材难道还和征人头税有什么关系？

在今天的税收逻辑上，当然一点关系都没有，可在2200年前的西汉初年，这俩问题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常识。

比如秦朝的《徭律》规定，详见于《岳麓书院藏秦简》：

繇律曰：发繇，兴有爵以下到人弟子、复子，必先请属所执法，郡各请其守，皆言所为及用积徒数，勿敢擅兴，及毋敢擅使敖童、私属、弩及不从车牛，凡免老及敖童未傅者，县勿敢使。即载粟，乃发敖童年十五岁以上、史子未傅先学学室，令与粟事。敖童当行粟而寡子独与老父老母，居老如免老，若独与癃病母居者，皆勿行。

敖童，旧时学术界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有限信息，往往解为地位特殊的奴仆，而随着秦简的认识深入，这个词汇应解为“成童”或“大童”，即17岁以下具备劳动能力的青少年，之所以不称“大童”，是因为秦律中“大”、“小”的标准是以身高区分的。

哪怕是这个“秦人17岁傅籍成年”的说法，其实也只是以云梦秦简《编年记》主人喜的年龄反推得知，秦律并无汉律中明确的“傅籍”年龄规定，故学界有观点认为秦人“傅”的标准主要看身高。

详细标准见《秦律十八种·仓律》：

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

男官奴身高6.5尺以下，女官奴6.2尺以下，都算“小”，反之则为“大”，不过无论男女，只要身高达到5.2尺就必须干活。当然，由于身高、年龄标准不同，秦律规定的“作”的劳动强度也不同。

同样的标准，也适用于平民，并将身高推而广之到“行为能力”判定上，见《法律答问》：

案例一：甲盗牛，盗牛时高六尺，系一岁，复丈，高六尺七寸，问甲何论？当完城旦。

案例二：甲小未盈六尺，有马一匹自牧之，今马为人败，食人稼一石，问当论不当？不当论及偿稼。

案例一是有个“甲”偷牛，作案时身高6尺，关押1年后再量，高6.7尺，问该当何罪？答，应完为城旦。

案例二是有个“甲”身高不到6尺，有一匹自己牧养的马，被人惊吓逃走，吃掉了别人的一石庄稼，问该不该论罪？答，不应该论罪，且不必赔偿庄稼。

从上述史料可知，秦人男性身高6.5尺就算“小”，6.7尺则为“大”，所以张金光教授推测秦人男性的“傅籍”标准应为身高满6.6尺，可备一说。

不过无论如何，秦人的赋役身份属于“身高”、“年龄”混合标准，则是无疑的。

具体来说，即黔首分“小”、“大”、“老”三个类别，其中，小分又小男、小女，大分大男、大女，老分睆老、免老。

“老”的标准是年龄自无疑义，在“小”的中间，又以5.2尺为界限，分为“作者”和“未能作”，再往下则以年龄定为“婴儿”。

在《秦律十八种·仓律》中对于刑徒的廪食供给，提供了细致的诠释：

隶臣妾其从事公，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半；其不从事，勿禀。小城旦、隶臣作者，月禾一石半石；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小妾、舂作者，月禾一石二斗半斗；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婴儿之毋母者各半石；虽有母而与其母冗居公者，亦禀之，禾月半石。

隶臣为男奴，隶妾为女奴，城旦为男刑徒，舂为女刑徒，所以加了“小”字，即代表着“小男”、“小女”，而“未能作者”则不分男女，其实这也是秦汉律的通例，往往提到“子”，今天我们以为是男子，其实如果律文未特别强调性别，则同时包括子和女。

在这一点上，是没什么女权主义、性别照顾可言的。

正是由于这种统一，所以，秦朝的“大男”基本等于“已傅者”，即承担“徭戍”，又要服兴发范围更大的“徭使”，而“大女”则主要供“徭使”，而不担前者，这种大而化之的分工，在《汉书·严安传》中追述秦朝统治时，总结得很到位：

丁男披甲，丁女转输。

丁男披甲的负担，三解在《2000年的“善政”童话：汉初休养生息的真相》一文中已经做了详尽的考证，下面就得说说从丁女转输到“算赋”的演变过程。

上文中所引《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徭律》条文显示，秦朝绝对禁止“徭使”敖童未傅和免老，也就意味着这两个身份中间的群体，都是“兴徭”可以“使”的，具体来说，即大男、大女和睆老。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运粮食，可以发“敖童年十五岁以上、史子未傅先学学室”者，也就是说，15岁虽然未成年，但是在秦律逻辑下，也是个特殊的年龄节点，超过它，是可以“使”的。

比如《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

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

当然，“长平之战”是秦国绝对的特殊时期，不过，这也表明，除了身高之外，秦律中一样存在年龄与“徭使”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将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年龄标识更多，比如《岳麓书院藏秦简》中记载：

其小年未盈十四岁者，槫作事之，如隶臣妾然。

道徼中蛮夷来诱者，黥为城旦舂。其从诱者，年自十四岁以上耐为隶臣妾，奴婢黥頯，畀其主。

行书律曰：毋敢令年未盈十四岁者行县官恒书，不从令者，赀一甲。

行书律曰：有令女子、小童行制书者，赀二甲。

这里的年龄断限就降到了14岁，至于其他的简文，还有涉及其他年龄“坎儿”的，这也就说明，在秦朝，年龄断限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是依据不同业务的行政和司法惯例而统合而成的。

而汉高帝的“初为算赋”，恰恰完成了这一步。

五

《二年律令·金布律》规定：

诸内作县官及徒隶，大男，冬稟布袍表里七丈、络絮四斤，绔二丈、絮二斤；大女及使小男，冬袍五丈六尺、絮三斤，绔丈八尺、絮二斤；未使小男及使小女，冬袍二丈八尺、絮一斤半斤；未使小女，冬袍二丈、絮一斤。夏皆稟褝，各半其丈数，而勿稟绔。夏以四月尽六月，冬以九月尽十一月稟之。布皆八稯、七稯。以裘皮绔当袍绔，可。

这是在给在官府服役的徒隶发放衣物的制度标准，其中涉及了：

大男、大女、使小男、使小女、未使小男、未使小女。

分类与秦朝的类似，但是内涵却完全不同，根据《居延汉简》的户籍研究结论，西汉的上述身份已经用年龄严格断限，即：

大男、大女，15岁以上；

使小男、使小女，7—14岁；

未使小男、未使小女，7岁以下。

比较毁三观的就是，7岁，已经可以“使”了！

这是一个与“傅籍”完全不同的系统，因为《二年律令·傅律》中详细规定：

当傅，高不盈六尺二寸以下，及天乌者，以为罢*。

不更以下子年廿岁，大夫以上至五大夫子及小爵不更以下至上造年廿二岁，卿以上子及小爵大夫以上年廿四岁，皆傅之。

罢癃是残疾，履行全部义务，有这么一个身高的规定，这也是《二年律令》中唯一可见的身高规定，“傅”的标准，全部按照爵位等级进行年龄规定，最低的也是20岁“傅”。

也就是说，在《二年律令》的时代，也就是汉高帝、惠帝、吕后统治的时代，汉王朝的“徭戍”身份和“徭使”身份，走向了同一标尺下的两套系统。

结合上文中所述及的秦制概况，可以理解为这也是秦制基础上的发展与变化， 而其变化的原因，极有可能是“为政之道”的变化，在秦人的《为吏之道》中，“度稼得租”这种实地勘察和细节控制是被颂扬的美德。

而《史记》中西汉人司马迁对惠帝、吕后时代的赞扬却包含着“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汉初人贾谊对“士风”的批判，也包含了对公卿只关心行政程序和公文规范的不满，这都说明，汉初的政治风气与秦朝并不相同。

汉初“重文书”自然会对年龄这种稳定的数字有偏爱，而非身高这种本身不稳定，且需反复现场核查的数据。

而“算赋”征收与“徭使”之间的关系，即汉简中屡屡出现的“事算”或“算事”之间最直观得共同点，就是年龄段。

如，上文所引如淳注释《汉书·高帝纪》：

《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

另见《汉书·昭帝纪》“毋收四年、五年口赋”条下，如淳曰：

《汉仪注》：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

《汉仪注》成书于东汉初年，主要来源为西汉律法制度，则我们可知，至少到西汉末年，15岁—56岁的百姓需要出120钱的“算赋”，7—14岁的百姓则要出23钱的“口赋”。

在许慎《说文》中引《汉律》称：

民不徭，赀钱二十二。

即说明，当时14岁以下民不必“徭使”，这也可作为赋钱与徭使之间关系的旁证。

当然，200年后的制度记载，代表不了200年前的事实。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早在汉高帝四年，已经以15岁为断限“算人”，却完全可以确认他的子孙们确确实实将这个制度体系“掰”到了这个方向，即造就了制度的结果。

那么，在有更新的、更有说服力的材料出土之前，我们完全可以合理猜测，在汉高帝四年已经施行了这个以15岁为断限的体系，毕竟这种年龄分段的制度架构，如无太大的必要，并不需要像税额、税率一样频繁修改。

而且，这个体系无论从行政便利的角度，还是扩大人力资源范围的角度，对于正在准备与项羽决战的刘邦都是非常有利的。

而与汉军“运棺材”直接相关的“徭使”类目“传送委输”在秦汉之际的变迁，无疑更能解释汉高帝“初为算赋”的制度逻辑。

在《二年律令·徭律》中有一条关于传送委输的规定：

发传送，县官车牛不足，令大夫以下有訾者，以赀共出车牛及益，令其毋訾者与共由牛食、约、载具。吏及宦皇帝者不与给传送。事委输，传送重车重负日行五十里，空车七十里，徒行八十里。免老、小未傅者、女子及诸有除者，县道勿敢繇使。节载粟，乃发公大夫以下子、未傅年十五以上者。

发传送、事委输，就是为官府运东西，前者轻些，比如文书投递，后者重些，比如粮食、兵甲，这段律文说的就是，从事这项义务劳动，如果官方的车辆、牛不够，命令大夫爵以下的百姓有资产者，按照财产出车、牛，没钱的百姓则出饲料、载具等等。

并重点说明，吏与宦皇帝者不用干这个义务劳动。

对于“吏”，大家能理解，宦皇帝者，阎步克教授有精当的解释，即中大夫、中郎、外郎、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太子御骖乘、太子舍人等皇帝“侍臣”，这些职位汉初无“秩”，也就是编制外，后来陆续才通过“比吏食俸”增加了“比***石”的“比秩”系统。可见，这部分免役者，都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官”，但在当时确实属于两个法律概念，也可见汉代制度之精细。

而“事委输”又有明确的行程要求，重车重负每天走50里，空车走70里，徒步行进80里，属于典型的“重体力活儿”，所以优免对象为，免老者，小未傅者，女子及所有国家特许免徭使人群。

不过有个例外，就是着急运粮食，可以兴发公大夫爵位以下家庭的儿子中年满15虚岁而没有傅籍的。

通过这条律文，我们完全可以确认的是，西汉法律规定的发徭人群，包括15岁以上的未傅人群，也就是说，在“傅”这个年龄断限并不决定传送委输的参与范围，15岁，才是徭使的一个重要节点。

看完了汉初的规定，再《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同类的律条：

繇律曰：委输传送，重车负日行六十里，空车八十里，徒行百里。其有□□□□而□傅于计，令徒善攻间车。食牛，牛訾，将牛者不得券繇。尽兴隶臣妾、司寇、居赀赎责，县官□之□传输之，其急事，不可留殹。乃为兴繇。

这段律文与《里耶秦简》中洞庭郡传送甲兵公文中引述的“秦令”完全一致：

令曰：传送委输，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债，急事不可留，乃兴繇。

在秦朝，传送委输，优先使用各类官奴、刑徒、债务奴，除非是间不容发的紧急事件，才对普通百姓兴徭，如果到了这个“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兴徭的对象，只有“免老”和“敖童未傅”这两个群体是绝对禁止的，哪怕是“委输”重车这样的苦役，一样会兴发“大女”、“免老”，相对而言，汉初对于“委输”重车的优免，就要多得多。

再来看秦、汉“徭使”中重要的一项，“为邑中之功”，《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记载是：

繇律曰：补缮邑院、除田道桥、穿汲池、渐奴苑，皆县黔首利殹，自不更以下及都官及诸除有为殹，及八更，其皖老而皆不直更者，皆为之，冗宦及冗官者，勿与。除邮道、桥、鸵道，行外者，令从户□□徒为之，勿以为繇。

《二年律令·徭律》中的记载则是：

补缮邑□，除道桥，穿波池，治沟渠，堑奴苑；自公大夫以下，勿以为繇。市垣道桥，命市人不敬者为之。

同样的劳作对象，汉初比秦朝提升了参与的爵位标准，由不更以下拉到了公大夫以下，比较有意思的是“勿以为繇”四个字，即作为公共事务，上述劳作不属于官府计算征发的“兴徭”范围，但是也是百姓的义务……当然也需被政府统一记录管理。

非要评判一下哪个时代的“徭使”负担更重，还真的很难权衡，但我们可以就此理解汉高帝为什么要“多此一举”进行赋役制度改造了。

归根结底就是新兴的汉王朝面临着没有刑徒，奴隶太少的问题，该怎么办才好？

各种需要人力的活儿还放在那里，政府总需要找人来干，要么出人，要么出钱，“算赋”由此应运而生。

六

在经过漫长的铺垫之后，我们终于要回答文章最初提出的问题：

汉代意义上的“算赋”，到底是不是一直按照每人每算120钱的税额征收？

在1973年出土的凤凰山10号墓中出土的汉简，断代为汉文帝晚期至汉景帝四年的简牍，其中包含了墓主人作为征税经手人保留下的系列账簿，其中的4号、5号木牍记录了墓主人所在的西乡所辖市阳、当利、郑里等三个里的“算簿”：

市阳二月百一十二筭筭卅五钱三千九百廿正偃付西乡偃佐缠吏奉 受正□二百卌八

市阳二月百一十二筭筭十钱千一百廿正偃付西乡佐赐口钱

市阳二月百一十二筭筭八钱八百九十六正偃付西乡偃佐缠传送

市阳三月百九筭筭九钱九百八十一正偃付西乡偃佐赐

市阳三月百九筭筭廿六钱二千八百卅四正偃付西乡偃佐赐

市阳三月百九筭筭八钱八百七十二正偃付西乡偃佐赐

市阳四月百九筭筭廿六钱二千八百卅四正偃付西乡偃佐赐

市阳四月百九筭筭八钱八百七十二正偃付西乡偃佐赐

市阳四月百九筭筭九钱九百八十一正偃付西乡偃佐赐

市阳四月百九筭筭九钱九百八十一正偃付西乡偃佐赐

四月五千六百六十八

市阳五月百九筭筭九钱九百八十一正偃付西乡佐

市阳五月百九筭筭廿六钱二千八百卅四正偃付西乡佐

市阳五月百九筭筭八钱八百七十二正偃付西乡佐偃

五月四千六百八十七

市阳六月百廿筭筭卅六钱四千三百廿付□得奴

郑里二月七十二筭筭卅五钱二千五百廿正偃付西乡偃佐缠吏奉

郑里二月七十二筭筭八钱五百七十六正偃付西乡佐佐缠传送

郑里二月七十二筭筭十钱七百廿正偃付西乡佐赐口钱

当利正月定筭百一十五

正月筭卌二给转费

正月筭十四吏奉

正月筭十三吏奉

正月筭□传送部

正月筭□□□□

当利二月定筭百

二月筭十四吏奉

二月筭十三吏奉

二月筭廿□□□缮兵

三月筭十四吏奉

三月筭十三吏奉

三月筭六传送

简单统计下：

市阳里2月至6月共收钱14次，每算合计收227钱；

郑里2月收钱3次，每算合计收53钱；

当利里1月至3月收钱11次，每算合计收149钱；

算钱用于“吏奉”，即“吏俸”、官吏工资，8次；“口钱”2次；“传送”4次；“转费”1次；“缮兵”，即制造、修理兵器，1次；用途不明12次。

这里的“算”，可谓让学术界伤透了脑筋，仅仅5个月的时间，就收了227钱，这个数字与“每人每算120钱”，无论如何也对不上号。

更恐怖的是，上述三个里的收“算钱”的次数，完全没有时间规律可循，一点都不像卫宏、如淳等人描述的那样整齐划一。

所以，对这一问题的解读，出现了全年“算赋”120钱、400钱、227钱的诸多派别观点，可谓莫衷一是。

其实，有个声音并不大的观点，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最合理的解释，那就是：

汉初算赋无定额。

这个说法看似无厘头，却有《史记·平准书》的文献佐证：

孝惠、高后时……量吏禄，度官用，以赋於民。

量和度，都说明了预算支出的概念，以赋于民，则代表着此时的汉朝公共财政采取的是“量出为入”的财政理念。

那么，上述三里的“算钱”交付“吏奉”8次，也就可以解释了，这种方式在《居延汉简》中也有体现，当然，这也与西汉制度成熟后，算赋的基本用途相合，见《太平御览》卷六二七引桓谭《新论》：

汉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

赋敛即算赋、口赋，一年收入40亿，其中一半用于吏俸。

除此之外，上述三里的“算钱”的用途包括“口钱”，且为每“算”所出，说明与向“小男、女”征收的口赋并非同一税种。

因为该墓中出土的《郑里廪簿》还记录了“郑里”内百姓户口、田亩与贷粮的情况，其基本格式为：

户人击牛，能田二人，口四人，田十二亩，贷一石二斗。

另有一份与服役相关的简牍：

邓得二任甲二宋则二野人四 凡十算遣一男一女 男野人女惠

寄三□一□一张母三夏幸一 遣一男一女 男毋邛女□□

□□一姚□三□□三□三凡十算遣一男一女 男孝女掾

晨一说一不害二□□三□三 凡十算遣一男一女 男□女辩

?□四伥伯三翁□一杨□二　凡十算遣一男一女 男庆女□

□期三黑一婢一宋上一 二除二 凡十算遣一男一女 男□期女方

□涓二□多一毋寇三壮□四 凡十算 遣一男一女 男□女□

……二□则一 遣一男一女 男……

基本格式很清晰，就是“凡十算遣一男一女”，对照《郑里廪簿》可知，“一算”即等于“一能田”，顾名思义也就是能够种地的人，或即为汉律中所说的“使大男”、“大女”。

也就是说，“算”实际上是一个赋、徭的身份概念，而不是等于120钱，更不可能包含不够服役的“使小男”、“使小女”，而他们才是缴纳口赋的角色。

那么，口钱就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并应于“算赋”相关，那么，符合条件的，要么是“户赋”，要么就是“头会箕敛”，两者都曾出现在文献之中，而前者我们已经根据简牍律令考证过额度和缴纳方式，完全不同。

则只剩下“头会箕敛”了，其记载有二。

《淮南子·泛论训》：

头会箕赋，输于少府。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头会箕敛，以供军费。

一个东西，两个去处，不正是上面“算钱”的写照吗？

细分一下，传送、转费、缮兵，前两个都属于“徭使”的内容，后一个则是“治库兵车马”的内容，但是归结起来，全部都是“军费”。

而在《汉仪注》的记录中，“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这段记载是可以拆解的。

口赋钱中的20钱“以食天子”，武帝另加3钱补车骑马，也就意味着汉武帝之前已有口赋钱，但在凤凰山汉墓断限的汉景帝三年，明显三里没有对“使小男”、“使小女”征赋，那么，是不是口赋钱的名字早已存在，但实际所指与《汉仪注》的时代并不相同呢？

《汉书·食货志》中记载董仲舒谴责秦朝说：

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此处口赋当然不可能是“民七岁到十四岁”出的，秦朝还没这么细分税源人口，再结合上文中《淮南子》的说法，“输于少府”，就是进入天子私库，正好与“以食天子”相合，可见，口钱才是渊远流长，自秦至汉，只是到了汉武帝之后，被敲定了征收群体。

七

结合上文中的“十算遣一男一女”，与“算钱”的种种“徭使”用途，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徭使”派发，已经不可能是秦律中规定的“以次发”，也就是编名册排队了，而应该是以小部分劳力+大部分货币化的方式来解决频繁而来的“兴徭”。

正是由于汉初刑徒、官奴婢的减少，乃至于汉文帝初年彻底放免官奴婢，造成了县道常规“徭使”的“平民化”。

在《二年律令》编订的时代，“算事”的出现，是为了弥补秦律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刑徒、官奴婢劳动的缺失，不得不对劳动力进行更细致的身份划分，以备国家使用。

然而，“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的随意性实在太大，在有刑徒、奴隶国有经济保底的情况下，秦朝尚且面临百姓怨声载道的反对，汉朝初年平摊到平民百姓头上绝不轻松。

《汉书·贾捐之传》中写道：

赖圣汉初兴，为百姓请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闵中国未安，偃武行文，则断狱数百，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

此处的民赋40钱，对照上面三里的“算钱”，实在有些令人不可思议，或许是文帝朝特别节制，而刚刚进入景帝朝，即开始“多事”？这些问题，现在很难解答，只能留待更多的资料出土了。

只看《郑里廪簿》中为我们展示的汉景帝初年的王朝底层民众生活，就已经令人齿冷了。

该簿中涉及民户共25户，田数相加为617亩，每户平均田亩数为24.68亩，还不到《二年律令·户律》中规定的司寇、隐官授田数的一半。

按照《汉书·食货志》中晁错所说的“百亩之收不过百石”的说法，则当时亩产约为1亩1石左右，另见杨际平教授计算，西汉东海郡亩产约1汉石。

则，上述郑里总亩产为617石，每户平均收获24.68石，扣除借贷种子1亩1斗，则为22.212石。

《史记·律书》中记载文帝时，“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

假设为1石10余钱，哪怕是19，具体到户人击牛家，能田二人，口四人，田十二亩，比平均占有量还少，却有2算的义务。

12亩*1石=*19钱=205.2钱，郑里2月份每算交53钱*2算=106钱。

205.2-106=99.2钱。

看着还有点口粮是吧？但是账不能这么算，还要扣除三十税一的田租，再扣掉刍藁税，即田刍，再扣除户刍，再扣掉1个丁男的更赋。

这么算完，击牛家确实已经不用吃饭了，因为已经全饿死了。

不过，如果我们假设上述三个里的“算数”是一个资金池，而非分别征收，在“量出为入”的同时还有“衡量贫富”的思路，所以只征收了郑里每算53钱的赋敛，从而给郑里居民一条活路，即整个财政年度，只有2月份的“算钱”一次，那么，郑里的居民还有可能苟延残喘，否则，这部分居民绝无生理。

而这，还是“文景之治”的仁政之下，试问，类似这样的贫穷自耕农，若在更加苛酷的环境下，又该如何存活？

与穷人完全相反，在汉初的几十年间，富人的生活很闲适，唯一一项明确与财产相关的特别税收，就是“訾税”，而这一税种虽然在秦朝即已存在，并要求百姓“自占”财产，也就是自行申报财产，并对“匿赀”有比较重的惩罚，但是具体的税额，我们并不清楚。

《汉书·景帝纪》中“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条下引服虔注释：

訾万钱，算百二十七也。

也就是说，每10000钱的资产缴127钱的訾税，税率为1.27%，比汉武帝算缗时所定的财产税率低一些，整体来说，负担极轻，不过既然汉初以“訾算得官”，訾税自然不会免除，不过富户只要满足基本条件就好，其余的财产当然是能藏则藏，能匿则匿。

而汉文帝废除“连坐之法”的举措，也让汉初的这些富户们的藏匿有了双保险，直到算缗令下，“告缗”的复古邪招重出江湖，才让天下的富户们领教了“雄才大略”的威力，只是此时醒悟已经晚了。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当我们聚焦汉朝初年，就会发现，上述的一切“赋敛”、“徭使”和“赋税”，在汉初从未“主动减轻”哪怕一点半点，即便是在“文景之治”当中，简牍中的信息仍然让人心凉。

当然，有人说，那是因为面临七国之乱的突发情况，但是，随意性、突发性的赋敛、徭使本身对于贫困的自耕农而言，本身就是毁灭性的打击，如果贫民百姓需要祈祷“不出事儿”才能活下去，那么这样的“某某之治”、“某某盛世”实在是不要也罢！

八

在文章的最后，还是为文帝的“仁德”找找亮点吧。

据《汉书·高帝纪》：

二月，诏曰：“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即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

这个“献费”并不包含在“算赋”中，只是征收方式类似，都是计口征收，每人每年缴纳63钱，分别由诸侯王、列侯、汉郡征收之后，献给皇帝。

《汉书·文帝纪》则记载：

六月，令郡国无来献。施惠天下，诸侯四夷远近驩洽。

自此之后，再无献费之名，等于汉文帝废除了自汉兴以来的献费负担，一登基就施行了善政。

这个“善政”绝非小手笔，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

这是说分封的列侯封君，每年每户出钱200奉养之，而汉高帝十一年定“献费”数，以口数计，若用郑里击牛家的情况来算，4口人就是252钱，比交给封君的租税还多，一户人的总负担达到了452钱，25亩地的收成全用来交税都不够。

咱们知道，秦朝是没有“献费”这个名目的，也就是说，这个1口人收的钱比1户户赋还多的税种，是汉高帝刘邦的创造，还是“普惠”于天下各汉郡县、诸侯王、列侯的地盘的，也就是普天之下的百姓都得交……

这要是算“薄赋”，真就见了鬼了！

而汉文帝的“善举”，让汉郡确实去除了这个负担，诸侯王和列侯，却在文帝朝背上了另一个包袱——酎金。

《后汉书·礼仪志》“八月饮酎，上陵，礼亦如之”条下，注释：

丁孚《汉仪》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合诸侯助祭贡金。

汉律《金布令》曰：皇帝宅宿，亲率群臣承祠宗庙，群臣宜分奉请。诸侯、列侯各以民口数，率千口奉金四两，奇不满千口至五百口亦四两，皆会酎，少府受。

换句话说，在文帝之前没有酎金的名目，属于新增项目，针对的则是“诸侯、列侯”，并明确规定了1000口奉金四两，并交给少府，也就是皇帝私库。

那么，四两黄金相当于多少钱？是比之前的献费高还是低？

《汉书·食货志》记载：

黄金重一斤，直钱万。

一斤为十六两，则四两黄金为2500钱，1口需交2.5钱，远比献费的1口63钱来得低，但是，这是专属于诸侯王和列侯的负担，先废一制，再立一制，也是一重约束，最重要的是，“献费”因其为普遍负担，归民怨于皇帝，而酎金并非定制，又有“孝心”的名义在，自然归民怨于领主。

当然，估计汉文帝也没想到，日后在自己孙子汉武帝的手里，成群的列侯竟因酎金成色、重量有问题的罪名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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