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的历史原型是谁？电视剧《风筝》中的郑耀先真的有历史原型吗?

近日，在荧屏上热播的谍战剧《风筝》聚焦代号为“风筝”的郑耀先，被勒令打入军统，隐瞒身份数十年，为党的秘密战线奋斗终生。观众最感兴趣的是历史上是否有“风筝”的雏形。

不，完全比得上人数，不过也有一些类似的经历。

程1907年生于广东中山。1924年在上海工作，积极参加工人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骨干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也就是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工人武装起义的领袖、赵世炎和顾。

“四·一二”政变后，被国民党追击，于是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党组织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中有、杨、、等人。据说程在苏联期间还接受过克格勃的特殊训练。1930年，秋成·益铭从苏联回来，担任上海五金机械工会党委书记。

改变程命运的是，中共派领导人顾于1931年4月在武汉被捕，随即叛逃。于是，白区的地下党组织和“科特”遭到极大破坏，特别是“科特”派往国民党的人员全部暴露，有的被迫撤离，有的被逮捕杀害，地下党辛辛苦苦多年的情报网被清理干净。因此，当时领导地下工作和敌情的周恩来，迫切需要重建渗透到国民党内部的情报网。

于是在1931年5月，顾谋反一个月后，与原党组织失去了一切联系。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显然是程接受了的秘密指示，开始成为潜入国民党的卧底。在《风筝》中，郑耀先也是1932年被中央苏区安全局秘密分配进入军事系统的，很符合。毫无疑问，程是亲自安排的。"

半年后，在中山大学的同学来拉他转投国民党。吴敬中早年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大革命失败后，加入军制前身复兴社特勤部。抗战胜利后，他成了天津火车站军事系统的站长——没错，就是吴站长在另一部谍战剧《水月》中的原型。大革命时期，国共破裂后，留学苏联脱离共产党，投靠国民党的人不在少数，所以程的经历并不太值得怀疑。不久，表示愿意加入国民党的程·接受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冲的接见，还领到了一张新证，完全是“粉饰太平”。

程随后通过了孙中山大学同学的推荐，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调查部军事组主要成员。这个南昌行营调查科是国民党的情报单位，科长是邓文仪，不久并入戴笠的复兴社特勤。程由此进入军事系统，担任华南和华东的科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程在戴笠的指挥下潜入上海，担任复兴社上海区委书记，负责抗日情报和反强奸工作。

1938年9月，复兴社特勤部扩大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就是著名的军事系统。不久，为了培养特勤人员以适应扩编的需要，军统在湖南临澧开设了专门的培训班。临澧特训班被誉为军事系统的“黄埔军校”，是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特训班，为军事系统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临澧特训班由戴笠兼任组长，、乔为副组长，为团长教导员。后来，还担任过许多军事特训班的教官或总教官，因此他在军事系统内积累了无数的网络资源。

1939年11月，程被关押在贵州省西丰监狱，后被转移到重庆白公馆继续关押，直至1940年4月。这次之所以被拘留，很可能是因为他被怀疑是中国共产党的卧底，并接受了军队系统的内部审查。在《风筝》中，郑耀先也被军队系统怀疑、审查。最终他顺利通过了考试，所以出狱后更被戴笠重用。他随即担任兰州特训班总教官，不久升任西北军区系统大队长、第八战区司令部监察室少将主任。军事人员的军衔都比较低，少将是最高的，就连戴笠也不过如此。

1945年7月，调任军事系统最重要的部门——作战部少将处长，抗战胜利后调任军事系统上海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组长。他的公开身份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巡视员少将。戴笠是军统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是军统负责接收上海的单位，权力极大。程担任此职，可见他受到戴笠的高度信任和重视。

1946年3月，戴笠死于飞机失事，郑介民接替他担任军事指挥官。程和是广东老乡，在苏联留学。他们绝对是广东帮在郑介民的亲信，上一层楼完全可以依靠郑介民在军方的关系。然而，随着军事系统内部的权力斗争，的最高宝座很快被戴笠的同乡毛仁丰抢走，程也被挤出军事系统的核心中心，调任交通部粤汉铁路管理局局长。1948年，干脆辞职赴港--“风筝”。郑耀先面临着军制和中统的共同排斥。

戴笠死后接任军委主席的郑介民，与程·关系密切

1949年，面对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失败，蒋介石对军统局和毛仁丰改组的保密局的工作十分不满。1949年1月，他把程叫到奉化溪口，要求他负责保密局的全面整顿。然而，程益铭知道毛仁峰在保密局的权力盘根错节，他很难干预，所以他没有接受蒋介石的安排，而是返回了香港。

1949年3月，薛岳出任广东省主席，程受薛岳邀请外出担任广东省保安司令部视导室主任；8月，被任命为广州警备区总司令部保卫处处长。

一九四九年十月，广州解放前夕，逃往香港。1951年11月，出任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兼大陆工作办公室主任，并重新任命程为领导的中共十六路救世军大陆工作办公室主任。1953年，国防部内地事务办公室被撤销，郑介民被调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主任，负责情报和向内地派遣特工。程调任第二中学澳门派遣组组长。1955年3月，保密局改为情报局后，成担任情报局澳门站站长。

在此期间，1955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万隆会议。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经缅甸仰光秘密飞往雅加达；另一方面，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在起飞后空5小时内发生爆炸，机上11名中国代表团成员全部遇难。

克什米尔公主事件后，中国向香港提供了台湾情报局特工的详细线索，对香港情报局的情报网造成沉重打击。1963年刘少奇访柬时，台湾情报局策划实施暗杀，完全被中方掌握，彻底失败。

一般认为，作为情报局澳门站站长，在这两件事上肯定起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他也被国民党怀疑，这也是他起义并于1963年12月回到大陆的重要原因。

据新华社报道，1963年12月13日，程从澳门来到广州，带着一个电台、一批密码、一批文件、五支无声手枪、四支各种手枪、214发子弹、四枚手榴弹、七个钟表定时引信、十三个电子钟引信、一个磁雷、三十磅炸药、三十六个雷管和两个暗杀用毒针。虽然程的举动被宣布为“起义”，此后他一直被当作起义将领对待，但应该是“归队”。后来，周恩来接见他时，批评他未能阻止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特别是广州解放前夕广州海珠大桥的破坏。

这样的批评显然不适合一个起义的将军，但对于一个归来的风筝来说太正常了。

程回到内地与郭广东省公安厅主管情报的副厅长

当然，程在“回队”后的待遇要比《风筝》里的郑耀先好得多。曾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主任，当选广东省政协委员、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程回忆录》于1979年7月由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出版，但因内容特殊敏感，只能在内部发行。他于1986年6月去世。他的追悼会是由广东省政协和广东省国家安全部联合举办的。CPPCC主办是合理的，广东省公安厅也参与了，从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在《风筝》中，即使是解放后，郑耀先为了抓敌特还在继续潜伏。现实中，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

颜佑文，1914年出生，山西省容河县人。1934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在大学期间，他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杜任之和张友渔主持的进步团体“中外语言学会”。1938年，晋绥部队傅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秘密将严有为培养成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阎友文赴延安参加陕甘宁边区保安部创办的延安七里铺情报侦察干部培训班二期学习。七里铺培训班实际上是中央情报安全部开设的一个专门培训班，主要训练潜入敌方内部的卧底人员。前后共举办七届，为中共培养了大批情报侦察干部，被誉为中共情报系统的“黄埔军校”。1939年11月从七里铺训练班毕业后，阎幼文被中共西北局社会部分配到国民党西北军阀马宏奎的部队，不久转入金绥军傅部。阎又文和傅是山西融和的老乡。此外，他的文采也使傅对他的文章非常满意，逐渐得到傅的信任，并在傅身边担任文秘。

当时是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傅与中共关系融洽。他要求中国共产党派遣政治工作者帮助他的军队建立政治工作组织和制度，并按照八路军的三项纪律和八项通知制定了十项纪律。因此，的部队被国民党认为是红得很厉害的，被称为“七条半路”。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严令傅出兵清党，傅只能派中共党员出境。当时，严有为的党员身份没有暴露，所以他留在了傅的军队里。但由于情况紧急，党组织来不及作出安排，使严有为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颜佑文

党组织虽然与严有为失去了联系，但始终认为严有为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并积极试图与他恢复联系。1945年8月，陕甘宁边区保安部干部王虞受党组织委派，前往傅寻找并与阎友文重新建立联系。

此时，严有为已经是国民党十二战区政治部上校副主任，兼任十二战区机关报《斗争日报》社长。同时，他还是傅的机要秘书，深得傅的赏识和信任。时隔六年，会有什么变数，没有联合码字。重建关系绝对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

1946年初，王虞想尽办法，终于在包头找到了颜佑文。他们见面后，王宇甚至问了三个问题:“你的名字是严有为吗？你是山西融和人吗？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严有为起初很不解，但马上点头答应了。王雨马上开门见山:“阎有文同志，我是延安人，党组织派我来找你的。"

严有为立刻兴奋地握住王雨的手说:“我一直盼着这一天！”——在残酷的地下斗争中，这种联合方式是绝对不允许的，但在特殊情况下只能采取这样的特殊方式。《风筝》中，郑耀先因为在线路上牺牲了吕汉卿，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得到国民党破坏山城的情报后，只能营救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剑丙”，把情报交给剑丙带给组织。这与王玉河和颜佑文的联合具有同样的效果。

重新建立关系后，由于严有为在傅军中的地位相当重要，党组织要求严有为了解和掌握重要的战略政治军事情报，傅与蒋介石的关系，“不搞其他情报”，以免增加暴露的风险。同时，王宇只负责与严有为的保密单线联系，不允许与其他任何地方组织或个人发生横向关系。考虑到严有为情报线的价值极其重要，只通报了少数边区保安部和中央社会事务部的高层领导。

后来严有为的关系调到中央社会事务部。除了知道严有为卧底身份的网上联系人王宇外，就只有中央社会事务部第一室主管情报工作的罗、中央社会事务部部长李克农以及最高级别的、等。

后来，严有为被提拔为华北“剿匪”总指挥部新闻处处长、政治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在解放战争特别是战役中为北平、傅、的和平起义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解放后，严有为仍未公开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继续在农业部与傅共事，担任“国民党起义将军”，任傅办公室主任。

1958年，他再次以民主党员的身份公开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次，他是以新党员的身份入党，不是以新党员的身份，也不是以公开党员的身份入党。这一切都瞒着他的家人，以至于他的孩子早就认为自己是统一战线的后代。

1949年北平和平起义后，严有为陪同傅到西柏坡，为左三

1962年，严有为因病去世，享年48岁。在农业部对他的悼词中，仍然没有披露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地下情报官员的历史。

他墓碑上的碑文是这样写的:“严有为同志，山西省万荣县人，1914年7月6日出生。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中国共产党党员...严有为同志，他过去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既然是共产党员，就没有指定参加革命和入党的时间。对于建国前的经历，只有一句模糊的话“我过去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因为严有为的秘密身份一直没有被曝光，所以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入党和升官时的政审都会因为严有为是“反动军官”而受到影响。而且政审结论一般不向当事人透露，所以严家不知道内幕。直到严有为的小儿子申请参军，军队多次致信农业部调政审，得到的答复是“严有为同志历史问题不明”。

阎的子女只找到了统战部，而在统战部的国民党起义将领档案中却没有关于阎友文的信息——阎友文的身份成了一个不为人知的谜。

直到1993年北京公安系统举办老同志春节联谊会时，王雨偶然认识了他50年代初的老同事、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刘是严有为二女儿的领导，解放前在北平地下工作时，公开自称是日报记者，严有为是华北“剿总”新闻办公室主任。他们在工作中有很多联系，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王羽和刘在闲聊中谈到了颜右文的后代。王宇突然激动起来，先是叹了口气，然后说:“都40多年了，颜佑文应该能解密。你一定要帮我联系一下颜佑文的孩子。”

就这样，颜友文的家人终于知道了颜友文的真实情况，终于明白了颜友文1956年写的一句诗:“与凌云之独处，非比寻常，做高枝会大有作为。三月之春，花似锦，木棉花在英雄树下夸。”书中包含的深刻含义。

1997年7月10日，《京华日报》刊登了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撰写的《心照后人——缅怀阎友文同志》一书，首次将阎友文的历史功绩公之于众。

很多人都知道地下斗争有“藏而有能力，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机会”的十六字方针，但周恩来也有另一条隐藏在敌人心中的卧底十六字方针——“不要说苦，生气就不要打电话；顾全大局，努力工作”。《风筝》里的郑耀先是这样，现实中的程、颜佑文也是这样。他们不怕艰难险阻，不顾个人荣辱，真正为自己的信仰和理想贡献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