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人们都是如何应对“恐怖分子”的 唐朝“皆斩”宋代杖毙

唐朝没有像现代社会一样的恐怖犯罪和反恐法律制度。但当时也有类似的恐怖犯罪，唐法中也有打击此类犯罪的规定。综上所述，此类犯罪主要有劫持人质、用毒杀人、用车马杀人、向城市射箭、散布恐怖言论、决堤放火等。所有这些行为都从不同角度制造了恐怖气氛，严重危及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全。从这个角度看，唐律以其规定为打击对象，具有“反恐”的意义。

唐法在运用刑罚打击此类犯罪的过程中，根据危害程度的不同，对犯罪的处罚也会有所加重。其中，最重的处罚是唐律中最高的处罚“斩”。《贼贼法》中“规避人质”一条规定，劫持人质者“一律斩首”。绞刑仅次于斩首。根据盗贼法中“毒人以毒”一条，用毒害人者如鸠毒、葛叶、附物等。，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卖毒者都会受到“绞杀”的惩罚。同时，对同一犯罪行为的处罚也会有所不同，即随着其危害的增加，处罚加重，最后被斩首。“烧政府私有房屋”的杂项法律规定，放火烧政府私有房屋或财产的，应当“三年”；如果损失的价值达到五匹马，就“流了两千里”；等等等等。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唐律的制定者已经意识到恐怖主义犯罪对社会和人民的危害程度，以及他们对“反恐”的重视和决心。

为了最大限度地预防和避免恐怖主义犯罪，唐律还采取了一些相关的“反恐”措施。这些措施也以法律的形式得到规范和执行，以确保其实施。不遵守法律的，也要追究刑事责任，以罚代刑。综上所述，这些措施可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实施门禁和宵禁。唐朝设置了门禁，把皇宫作为重点保护对象，任何非法进入皇宫的人都会受到严惩。《魏禁法》中“入宫门，入阁”一条规定，违反门禁规定入宫门者，处“二年”；进入寺庙大门的，只有两岁半；进柜，地面；携带武器给“在家的人，砍。”此外，唐律还规定有宵禁，除紧急、丧葬、疾病等特殊情况外，夜间不准外出，否则将受到处罚。

第二类是禁止拥有或非法制造违禁武器。唐律将盔甲、弩、矛和装备列为违禁武器，这些武器“不属于私人所有”。《私人违禁武器》一文规定，如果私人拥有，则为“一年半”；数量多的话，到了第三领，五弩，就会扭；如果这种违禁武器是私人制造的，惩罚会加重，最高惩罚可以砍头。这项规定可以防止恐怖主义犯罪的犯罪工具，减少恐怖分子获得这种工具的机会。

第三类是举报恐怖犯罪。一旦居住地发生恐怖犯罪，受害者家属和邻居有义务向农村基层组织负责人报告；他们接到报告后，必须向各级政府报告，不得隐瞒；否则，他们将受到惩罚。根据战争法诉讼中“抢劫犯不起诉主人谋杀罪”一文，在谋杀等恐怖犯罪发生后，“受害者的家和同伴是主人；主公司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向上级报告；不起诉的按“工作人员60”判一天延期。这样就可以迅速掌握恐怖活动的动向，及时组织力量，对其进行控制和打击。

第四类涉及“反恐”行动。唐朝发生劫持人质、杀人放火等恐怖犯罪时，身边的相关人员应参与“反恐”行动，开展“反恐”斗争。否则会被刑法追究。《贼贼法》中“避免劫持人质”一条规定，一旦发现劫持人质犯罪，村级以上人员及其邻居应立即逮捕劫持者，否则将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死罪逮捕法》中“邻里不被劫匪解救”一条规定，如果知道邻居被杀等恐怖行为，应采取举报和解救措施。那些“不帮忙就说”或“不帮忙就闻”的人将分别被处以100或90英镑的罚款。

唐律的这些内容除了总结立法经验、借鉴前人的立法成果外，还与初唐高层的“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有关。他们认为，发展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要重视人民的作用，因为人民可以扛船，也可以推翻船。《贞观政要》多次提到“以人为本”，唐太宗下大力气治理。“皇上旨在忧民，凌厉脱俗，崇尚节日，大有作为。”恐怖犯罪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构成巨大威胁。为了维护人民的安全和社会稳定，必须用法律来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法中“反恐怖主义”的出现有其社会必然性。

《唐律》颁布后，初唐适用情况理想，恐怖犯罪得到有效遏制。它的重要标志是整个社会治安良好，很少有人受到严惩。比如唐太宗贞观初年，国家已经是“民渐知耻，官民服法，贼少。”此后，情况进一步改善。“商旅野，无贼，常被囚禁空，牛马野，洋户不闭。”到贞观四年的时候，“死刑破了，天下二十九人，罚了几个。”所以历史称之为“贞观之治”，名副其实。

唐律中“反恐怖”的内容一直为后世封建王朝的立法者所重视，其演变也在继续。宋朝的刑事制度完全接受了唐律关于“反恐”的规定，并作了调整和补充，主要涉及这几个方面。首先，将唐律的内容调整为“门”的内容。唐朝没有“门”，但法律下有条。宋刑律下有213门，门下另设一门。其次，将唐律中的部分法律内容合并为一门。在杂法中，宋代刑事制度将唐律中的行车马杀人、箭矢杀人、射伤等内容归类为“行车马杀人”，而唐律中将其分为两法。最后附上“一”、“请求”等内容。宋朝开元二年至剑龙三年的诏令和一些“入会请求”附在法律上，包括“反恐”的规定，但唐朝没有。这种敕令和“请柬”是依附于“火”门的杂法。法令规定，如果因为报复等原因放火，“情况巨大，询问属实”，就要判死刑，也就是“判死刑”。《请求》进一步规定，今后如有焚烧房屋或财物聚集场所，“先执行死刑，追随者判二十。”这样，宋代刑事制度中“反恐”的内容就比唐代更加丰富。

《大明法》继承了唐法的反恐内容，但也有所变化，主要是刑罚较重。比如同样是故意破，唐律规定是“三年”；《大明法》在《刑法》的“河防海盗”条款中增加了处罚，规定“一百棒三年徒刑。”清朝法律的法典结构与唐朝、宋刑律、大明律不同，主要是法律有附则。它一方面吸收了明朝法律中大量的“反恐怖主义”内容，另一方面又利用条文补充了法律的内容。刑法中“车马杀人”一条，引用法律后附有规定。该条规定，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还必须将“骑马”给被打者；如果被打的人死了，那么“他的马入官”。

可以看出，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但唐朝法律中的“反恐”内容仍然被唐朝以后的封建王朝的立法所吸收，从而使中国古代长期存在成熟的“反恐”条款，以应对恐怖主义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