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之乱不仅是对清朝社会的再调整 三藩之乱不仅是对清朝社会的再调整 而且是康熙不信任汉臣的根源
文史佳话三藩之乱不仅是清朝社会的重新调整，也是康熙不信任汉臣的根源。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一下它们。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着名的帝王之一，他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盛世的开创者，一方面他德才兼备、勤勉治国，在他的盛世时期，清朝达到了王朝生命周期内的极盛；另一方面，他厚德载物，包容并施，满汉文明在民族融合方面得到了较大的进步。 但是盛世的背后并不能隐藏康熙的功过，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康熙这位后世看来如此「 ”开明”的帝王一朝，发生的文字狱事件竟然多达13宗，仅次于雍正一朝。但即使像雍正一朝，尚且还有张廷玉、李卫这样让雍正极为信赖以至于寸步不离的汉臣。而康熙一朝，虽然汉大臣参与其中，却远没有达到雍正那样给予汉臣的信任程度。即使像施琅这位康熙所谓「 ”极为信任”并全权授予征台的大将军，康熙对其一举一动都保持时刻的警惕。 任何事都是事出有因，任何人的思想观念定然有其根源所在，或是出于后天教育，或是出于环境的影响，但绝不会无中生有。凡人常是，帝王也是如此。 康熙对于汉臣的警惕并非一朝一夕所形成，其根源正是来源于三藩之乱，这场康熙刚刚亲政不久就爆发的叛乱。所谓旁观者清，很多人把三藩之乱仅仅看作一个政治现象或政治事件，但其对于康熙的影响，尤其对于其性格的塑造以及对于汉臣的看法却是硕大无朋。康熙后来对于汉人官员的不信任态度，正是来源于三藩之乱在他早期执政时期造成的深刻影响。 三藩之乱爆发于康熙亲政四年之后，距离康熙三年清廷完成对大茅山农民军的围剿尚不过十年，大规模的武装对抗虽然已经结束，但并不意味着民族矛盾已经缓和。 康熙八年以前鳌拜集团执政，清廷的大政方针及各项政策，其宗旨在于巩固满族的统治民族地位，政治体制以恢复关外旧制为准则。这一时期的社会弊端，广大民众的沉重负担，较之顺治一朝并无改善，民族征服政策的延续，必然使清政权中的满汉对立进一步加深。 康熙逮治鳌拜后辅政体制结束，终止了四辅臣时代在民族关系上的倒行逆施。但是康熙在宣扬所谓的「 ”朕满汉一视”、「 ”满汉内外无异”时，仍然不忘武备，谨遵开创之初的「 ”重骑射”，即恪守满族马上治天下的传统。 可见，亲政后的康熙对于汉族的习俗还是十分有芥蒂的。 在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曾感叹道：「 ”幸上天眷佑，祖宗福庇，踏平逆贼。倘复再延数年，将若之何？” 可以分析得出，「 ”将若之何”暴露出康熙当初对战争生父并无把握，若清廷一方失败，康熙将不得不为自己的轻率撤藩承担全部责任。康熙此话不仅公开承认吴三桂叛乱出乎自己的意料，尤可注意的是，他在无意中流露出，清廷赢得战争是出于侥幸。 康熙死后被尊为圣祖，以平定三藩和歼灭噶尔丹为其开创盛世的两大功绩。其实，就对康熙的思想心理冲击而论，其他任何事件都远不能与三藩之乱相比。 清廷之所以如此艰难，根本原因在于未曾料到人心向背具有那么巨大的力量。清廷定鼎北京三十年之后爆发的三藩主乱，迅速扩展成一场全国规模的反清斗争，完全出于满族统治者的意外。 明末镇将在社会动荡中逐渐形成为各地的军事集团，是社会的赘瘤，又是不安定的根源。他们无确定的政治目标，投靠满洲贵族，甘为其效命疆场，不过是换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大的利益。而清廷正好借他们来弥补八旗兵力的不足，彼此利用而已。 换言之，三藩势力的膨胀，既是满族征服者征服全国的产物，也是清廷自己培植的逆种。当全国财政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时，满族统治者决定断然抛弃三藩，以保证其征服者地位的巩固。 因此在我看来，康熙撤藩仍含有民族歧视和民族征服的目的。三藩本身的兵力，远不足与八旗和绿营抗衡，康熙贸然撤藩，很可能就因只看到了这种表面的兵力对比，而忽视了各地官吏将士以及广大民众的政治倾向。也就是说，从康熙亲政后的种种表现看出，康熙的内心对于汉族和汉文化从根本上就有一定的隔阂，而这种隔阂经过三藩之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放大，并影响其一生。 而吴三桂进军之速，也出乎清廷意料之外。起兵不到一年，八省俱陷。如果考虑到河南和安徽等地的叛乱，最为严重的时候，叛乱竟蔓延十五省，半壁河山非清廷所有。西起陕西，经湖北、湖南，东至浙江，皆为双方反复争夺、僵持数年的前沿阵地。形势之严峻，在清朝建国历史以来前所未有。 最为康熙所担心的，是各地民众重新蓄发易服，以反清复明相号召武装起义，与三藩遥相呼应。清军处处举步维艰，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各地民众武装的掣肘。康熙即使城府再深，面对如此声势浩大的反叛、各地民众的反清及大量官员附逆，也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 在这场三藩叛乱中，各省布政使以下，与叛贼有联络的有783名，其中从逆的官员522名，近70%。其比例之大，令人瞠目结舌。如果考虑到叛军未曾进入到的各省，则从逆官员的比例将更大。 在地方官首鼠两端，甚至大批叛清附逆的形势下，如何笼络控制朝中汉官，使之与清廷休戚与共，便成为康熙面临的首要任务。 因此在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每汉大臣有丧，康熙则派满大臣赐茶祭奠。每汉大臣有疾，则派满大臣到私宅问候。后来甚至破例允许汉人官员入宴乾清宫。 而康熙最富象征意义的举动，还是每日坚持经筵日讲，显示崇尚儒道，以满足汉族士大夫的理想追求，实现所谓的「 ”君德成就在经筵”，竭力将自己打扮成中原王朝正朔的继承者。 然而在这表象的背后，康熙处于对于三藩主乱的后怕始终未曾消除对于汉官的猜忌，心中始终记着汉官「 ”背主”和「 ”叛国”两大罪。后来康熙甚至怀疑朝中汉官为叛逆暗通机密，不惜又加「 ”通敌”一罪就是有力代表。 尤其在三藩结束之后，康熙秘密派遣身边侍卫秘密监视朝中大臣，无论在官在家，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康熙如此神经过敏，其对汉官的处处防范和监视，不仅仅是对于自身统治的不自信，更是三藩主乱对其一生留下的后遗症。 三藩之乱后对汉人官员外表的亲昵与内在的猜忌之间的额矛盾冲突，造成了康熙心理上极大的紧张，而且正因有表象的缘饰，其内在的真实倾向才愈加顽固和隐蔽，更加难以消除。 因此，从这一点可以分析看出，三藩之乱与康熙不信任汉官有着十分紧密的因果关系，对于康熙以及整个康乾盛世都有着不可小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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