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人、浙江人 江苏人、浙江人 究竟有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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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两国都是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古国，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中华文明史和东亚文化界也有着独特的地位。人们习惯于把长江以南江浙一带的辽阔土地称为“吴越”，把这里的文化称为“吴越文化”是有其道理的。因为这两个地方的文化是相当普遍的，但如果仔细考察，并不完全一致。

到了汉朝，他们没有分开

越文化的基础是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文化阶段以会稽为中心的历史文化，沿沿海南北延伸，沿长江向西南、西北发展；在中越文化阶段，以大禹建立“夏后国”为标志，建立在会稽教会王公和最优秀部落的基础上。后越南文化阶段，也就是春秋时期的越南文化。

吴文化是江南本土文明与中原文明交融的产物。河姆渡文化直到良渚文化时期才传到太湖流域。三千多年来，环太湖地区以渔猎为主，农耕为辅。泰伯带来了中原的农耕文明，“转一方，与中国同风”，使吴从后面来。在吴越的争霸中，吴也拥有了更多的文化和战略优势，但夫差的失误最终改变了这一格局。然而，尽管吴越的政治和军事对立，文化已经相互渗透和互动，共同成为江南文化的基础。

到了汉代，“五岳”已难分伯仲。三国时期，吴栋被分为江东，卫舒城处于强大的权力状态，乐帝是其稳定的后方。五代十国时期，建立了以刘谦为王的吴越国，进一步实现了吴越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从东晋到南宋，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南北人口流动，既为吴越文化输入了资本和技术，又融合了北方文化。宋代韩濂的《记》中有一句诗:“太湖侵苏台，云开青天。莫道吴中不是天堂，南方人多为北方人。”南宋时期，吴越文化彻底抛弃了“尚武”的传统，转向崇文，重视教育。宋元时期的吴越文化优势已经非常明显，在文学、艺术、科学、制造等方面都远超北方。明朝中叶以后，与海外国家的交流越来越多，吴越带头。资本主义在两个地方几乎同时在中国萌芽。明清时期，江南经济文化繁荣，康熙的《东南福地，江左人道》是江南的真实写照。

近代以来，吴越文化在上海与北方的京津、南通的港台、东亚、欧美的新思潮有着深刻的交汇。他们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并以包容的方式走向现代性。随着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的长江三角洲的迅速崛起，吴越文化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激活和复兴。

吴越共有“水文化”

吴越文化的共性源于地理环境、气候和生活习惯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衣食住行、伦理道德、宗教信仰、民俗风情等等。吴越人爱以米为主食，住在枕河边。他们还擅长养蚕和纺织，善用船船，这与人的本性相似。“吴钩简悦”自古以来就闻名遐迩，精美绝伦。优秀的青铜铸造，发达的造船业，多彩的陶瓷工艺品，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纺织加工，都是吴越所共有的。早期，吴越与尊龙和伯德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即使是自成一体的语言体系也大相径庭，但交流不受阻碍，有助于区域内文化的融合。

五岳水资源丰富，水网密布，交通便利。人们善用船只，有丰富的水上生活和工作经验。吴越文化具有“水文化”的共同特征。这种文化聪明、聪明、开放、易接近、包容、善于审时度势、敢于探索、对转折敏感，具有鲜明的“智者文化”特征。总之，水的许多特性早就融入了吴越人的血液，变成了群体人格和禀赋。

吴越地的江湖海水环境也孕育着开拓进取的文化精神。吴的运河开凿、强兵的利器、四面扩边，岳的服务、隐忍、团结，都表现出进取、上进的精神特质。江湖也使吴越文化开放、兼收并蓄、兼容并蓄，善于吸收和融合异质文化元素，能够包容一切生机勃勃的文化因素，不断更新和扬弃自己。自晋唐以来，这种开放善良的精神日益增强，在文化中心南移和引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自唐代以来，吴越土地以其稳定的社会、贵族家庭和财富，大多来自长江以南。中唐韩愈曾说“赐天下，江南居十九”。《全唐诗》的描述是“机耕庄稼，养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三吴之会，有燕京铜山，有巨大甲，利聚。”

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崇文的民俗和重视教育。吴越有许多古代文人，吴越有许多书院和图书馆。到了明代，大部分的书都是从江浙一带收集来的，江浙一带也有很多画家和画师。《四库全书》修订时，江浙提供的图书数量也排在全国一二名。

明清时期，吴越文化成熟醇厚，回馈中原。苏杭地位很高，人才济济，俊男靓女云集，文化艺术繁荣。江南子弟一直是科学领域的主角，尤其是明清时期。在一千多年的科举历史中，诞生了596位文学冠军，江浙冠军的数量占总数的35%以上；清代状元114人，江苏49人，浙江19人。截至2016年底，江浙沪两院院士909人，占新中国两院院士1629人的56%。

从粗到细，软硬结合

春秋时期，吴越争霸，吴王爱美，轻敌，亡国；勾践早期的传说似乎为吴越文化烙上了不同的历史胎记。楚灭后，楚向东扩张。楚文化对吴国经济文化的影响比越南更大，因为楚文化在春天申请君封吴国，统治吴凡十四年。

无棣气候环境条件优越，人民生活舒适。人们喜欢吃新鲜的鱼和虾，味道清淡；而且越出海，渔季大量海鲜上岸，所以你很会做咸肉。越南人捕鱼的风险不比浅水太湖大，所以他们的性格更大胆、更粗糙；艺术上也是如此，吴的艺术比较古雅，柔和细腻，如昆曲评弹；另一方面，越地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古代的古朴、刚劲、苍凉，比如绍兴高腔，一喊起来就有西北秦腔的味道。

南宋时，有学者提出“石悦是法”来抵制黄金的复兴。绍兴二十七年，王的《惠记·风俗赋》将越国的文化特征概括为“宽严相济”。“隐忍成仁”是古代越人报仇雪恨、积蓄力量的一种方式，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勾践的服役。强调隐忍和毅力，这在今天浙江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中，尤其是温州人的奋斗历程中，仍然可以看到。

越地源文化中的“舍命”、“报仇雪恨、忍气吞声”的性格在历代越人尤其是“有骨气的文人”中尤为突出。秋瑾、徐锡麟、邹容、鲁迅等人作为近代越南“文人”的代表，既有文人的一面，也有“斗士”的一面。毛泽东曾经有一句诗说:“鉴湖穿越台湾著名的乡镇，伤害了国家。剑南歌遇秋风，一案破诗袋。”

吴与越南文化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环境的差异，吴越的原始文化与历史渊源也不同。吴国的统治者是周族血统，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越南的统治者则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即所谓的“文野差异”。自守蒙以来，古代吴国与周金鲁等中原诸侯往来频繁，在接受外来文明方面得天独厚。远山临海，与中原联系少，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小。它离两国的前国家吴楚越近。为了保持独立性，它不得不采取封闭的策略，从而保留了更古老的简单、大胆和大胆，具有野性的文化特征。

在习俗方面，越文化也比较原始。先秦典籍记载了岳的“剪头发纹身，把牙齿剪成锥形发髻，坐在你面前”，“喜生食，擅狂音”，重视巫鬼信仰等民俗。，明显不同于中原地区鄂赣博白的礼乐文明。“越人为了躲避龙的伤害而不断去纹身”的原始习俗也反映了越人生存的艰辛。古代吴文化虽然也带有古代越人的烙印，但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

相对恶劣的环境造就了勇敢、豪迈、淳朴的越文化。然而，在后来吴越融合、原住民迁徙、北方人南迁的历史背景下，越文化随着文化传承人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越文化是在诸侯争霸的历史形势下形成的。后来，越地不仅远离中原争夺的战场，而且成为中原流民避乱之地。大量贵族士绅文人的涌入，使越文化的内涵不断变化，文风越来越盛，最终成为名人云集、人才辈出的地方。生活环境的逐步改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促进了文化从“俗”到“雅”，从“粗”到“精”的转变。

吴越文化差异只是相对而言。在历史的演变中，两条河流交汇，你已经混了我，我也混了你。但是，早期吴人的“武”与“轻死易发生”并不意味着智慧的匮乏，越人的刚毅与坚韧也不排除精致与优雅。吴越文化是简单与美丽的融合，是雅俗共赏、刚柔相济的产物，就像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象牙雕刻、良渚文化时期的玉雕、吴越争霸时期的精美“吴钩简悦”，以及后来的华丽与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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