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逸：追忆70年前参与护送宋庆龄北上参加开国大典 杨逸：追忆70年前参与护送宋庆龄北上参加开国大典

杨毅:回忆70年前，我参加护送宋庆龄北上参加开国大典。以下文字资料是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的。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杨逸近照 宋庆龄写给杨逸的信 宋庆龄写给杨逸的信 杨逸手迹 杨逸(1923— ），原名杨福妹。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地下抗日工作。1945年北撤到山东解放区。1949年5月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任秘书科副科长兼宋庆龄同志的秘书工作。1950年调南京军区队列处任参谋，后任华东局妇委办公室主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处长。1982年任市科协副秘书长。1983年离休。 我1923年3月出生于上海市宝山区淞南镇三瞿宅后场祖宅，父亲杨桂林在吴淞镇做泥水工，母亲沈小妹带着哥哥和我在祖宅生活。 1929年秋至1932年春，我们全家四口迁居宝山区城西的泗塘桥西首，在国立劳动大学农学院的后门，我父亲搭了一间草屋，供全家居住。父亲承包了「 ”劳大”学生宿舍、大礼堂的建筑工程；母亲在学校边上摆了个学生用品小杂货摊；我则进入「 ”劳大”学生办的顾村小学读书。「 ”九一八”日军侵华战争爆发后，「 ”劳大”进步学生常常进行抗日救国教育。从此，我家两代人就种下了要跟共产党走的革命种子。 1938年4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党的任务，在宝山投身地下抗日斗争。1945年10月，北撤到山东解放区。 到宋庆龄身边工作 1949年5月中旬，当时我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山东分局办公厅工作。一天，山东分局组织部部长找我谈话，说：「 ”我们虽然也需要你在这里工作，但华东局魏秘书长几次来电报，要你回去，你看怎么样？”我表示由组织决定。 1949年5月27日傍晚，我们进入华东局办公地。这样，我又重新回到了华东局办公厅秘书处工作，任秘书科副科长。当时，华东局接收了一家印刷厂，厂址在雁荡路107号。组织上要我去兼印刷厂政委，负责专印华东局的各种文件。 一天，魏文伯同志把我叫去，对我说：「 ”杨逸，组织上决定要你再兼一个重要工作，到一位民主人士身边当秘书。”我笑着问：「 ”谁啊？”他回答：「 ”宋庆龄。”并明确我的任务是：负责关心和了解她想办的事和要求，及时向组织反映，很好地为她服务。 对于宋庆龄，我当时只知道她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我在小学念书时大家都尊称她为「 ”国母”。当时组织上要我去她身边工作，我担心自己不一定能完成好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魏文伯同志从我脸上的表情已知道我的顾虑，笑着对我说：「 ”组织上相信你会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已经把你的情况告诉宋庆龄了，她欢迎你去！”组织上信任我，我就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圆满完成第一个任务 宋庆龄是一位可亲可敬的人物，当我在她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就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我第一次到她身边的情景，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在淮海中路她寓所的客厅里，我带着紧张的心情站在那里等着她。她微笑着从楼梯上走下来，穿着一件圆摆上衣和一条长裙，漂亮、庄重、可亲，顿时使我的眼前一亮。 「 ”夫人，您好！”我迎上前去。「 ”您好！欢迎您！”她伸出两只手握住我的两只手，让我和她一同坐在长沙发上，亲切地和我聊了起来，就像接待一个早已熟悉的朋友一样。她和蔼且真诚，使我原本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 我在宋庆龄身边工作，一般每周去两到三天。除了谈工作，还陪她散散步、聊聊天，把她的意见和要求带给组织。有一天，我陪她在屋外花园中散步，看见她默默地好像在想什么，我笑着轻声地问她：「 ”夫人，您有事需要我办吗？”宋庆龄看了我一眼，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道：「 ”中山陵上的草……”仅仅从她半句话中，我猜测宋庆龄是在想着南京中山陵的整修问题。她觉得现在是新中国了，中山陵也应该重新整修一下。我感到这是件值得注意的事，于是返回机关向魏文伯同志作了汇报。他及时通知有关方面把中山陵修了一修。同时，我从这件事情上得到启发，赶到香山路中山故居仔细地查看了一番。觉得房屋也有点破旧了，应该好好地整修一下，我也向魏文伯同志作了汇报。 两个地方：一个南京的中山陵，一个香山路的中山故居，在我向领导汇报后，有关方面都及时进行了整修，这是我在宋庆龄身边工作后完成的第一个任务，由此获得了她的信任。 当时，我在华东局办公厅还参与陈毅同志等几位领导的生活服务工作，同时还担任华东印刷厂的政委工作。所以，宋庆龄有事找我，一般都是打电话给我，或者由她的司机来接我或带信给我。 有一次，宋庆龄打电话给我说有事找我，我马上赶到她的寓所，等待她交待任务。她笑着对我说：「 ”我的钢笔坏了，你陪我去修一修。”我笑着回答说：「 ”夫人，请您把钢笔交给我，我一定负责修好！至于陪您一道出去，可能不行。”我心想，万一出了事，不好办。 在这之前不久，宋庆龄就曾要我陪她去南京路百货公司看看。她说：「 ”解放了，我要去看看市容的变化。”她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不过，我当时没有同意陪她出去。我告诉她，马路上、百货公司人很多，我们两个人出去，如果事先不安排好，万一出了什么事，那是无法挽回的呀！她听我这么一说，笑笑没再说什么。 护送宋庆龄北上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6月至7月间，中共中央派邓颖超同志来沪，接宋庆龄去北平参加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 宋庆龄动身去北平是在1949年8月下旬。她是从上海出发的，乘坐火车专列，由邓颖超同志、廖梦醒同志、华东局办公厅交际处长管易文同志和我四人全程陪同、护送，并随车配有警卫队。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邓大姐的。 专列抵达天津后，我们在天津停了一两天，主要是等北平方面的安排。期间，我们在警卫的安排下一起出去吃了「 ”狗不理”包子。8月28日下午到达北平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到北平火车站月台上来迎接。邓大姐陪宋庆龄下了火车，我们其他人都留在车上，这也是我最近距离地见到毛主席。 宋庆龄被接走后，邓大姐把我们介绍给了周总理，并安排我们到六国饭店住下，这样我也就认识了周总理。在北平时，邓大姐还叫我们到她家里去玩了一次。1950年，我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时候，又去了好几次，邓大姐还送了我一张她的个人照片给我留念，我至今保存着。 三封亲笔信、两件纪念品 宋庆龄是个随和与慈爱的人，她很关照周围的人，包括身边的工作人员，很多人都收到过她的信以及各种礼物，这也是她心中感情的真实反映。 在我和宋庆龄的交往过程中，她曾赠予我两样很有意义的纪念品：两件衣服、两支派克钢笔。钢笔我回到单位就送人了，衣服一直珍藏着。 我是1949年7月1日在上海四川路崇业里6号举行婚宴的，当时并未告诉宋庆龄。我结婚以后，送了一张我们夫妇俩的合影照片给她。她知道后，一定要补送一份结婚礼物给我：两件皮领蓝色茄克衫和一对美国派克钢笔。衣服是她让驾驶员送来给我的。她还特地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书信给我，这封信我至今保存着，成为我们家里的一件「 ”传家宝”。信是这样写的： 杨同志： 您送给我的水果与可爱的相片一张已经收到了，感谢您的厚意！ 因为我日来胃病复发，所以没有时间与您会谈，抱歉之至。俟春节假期，我们将约叙会。 送上的衣服两件，我希望您能合作。 此致 敬礼 宋庆龄 一月廿八日 信中提到的相片，就是我和爱人姜万真的结婚照。宋庆龄知道我平时不肯收礼物，怕这次我又不收，因此，在信上特地写清楚要我「 ”合作”。所以，我把礼物收下了。 她还要我爱人也到她那边走一走，为此，她以朋友的身份专门给我写了这样一封邀请信。 亲爱的杨逸同志： 我回来一周很忙，但时时想法要找您。现在您来信给我，我非常高兴。请您有暇带姜同志来敝寓一叙为望。专此。 祝您 愉快 您的朋友 宋庆龄 那个时候与宋庆龄接触要通过领导批准，所以，我爱人一直没有去，但这封信，我至今一直珍藏着。 我文化水平较低，那时候只有小学程度，邓大姐知道后，把我介绍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在党校学习的时候，我和同学一起去过邓大姐家里几次，向她汇报学习情况。她向我们指明学习应该怎么学，回学校后，我们就按照她教的方法学习，发现效果相当好。我解放前生过「 ”痨病”，那时身体本来不太好，党校学习一紧张，过去的病又复发了，后来医生叫我回上海养病。 我病养好了以后，宋庆龄还专门托人带信来要我去她身边工作。1950年春，她到北京开会时，给我来了这样一封信。 杨逸同志： 您近况谅胜佳，念念！我因临时接到促来京开会的电报，匆匆动身，来不及通知您，真是抱歉！途中有数位同伴，故不虞枯寂，精神身体均如常，请舒锦念！俟会后即行返申不知您有什么东西要买的吗？请来函告知，以便带回。我返申后当约晤谈，即祝健康！ 宋庆龄 四月七日 宋庆龄有事，一般总是打电话给我，或者托司机带信给我。那一次她去北京开会，走得匆忙，事先不告诉我是完全正常的。然而，她特地从北京写封信给我，使我深深地感受到她在待人接物中是多么可亲、多么真诚，深深地感受到伟人的魅力。 再后来，宋庆龄调到北京工作了，还是想要我去，她还提出叫我爱人也一起调到北京。当时，我爱人在华东军区作战处工作。作战处那时候很忙，部队没有放人，我也就没有去成。 我在宋庆龄身边工作，是70年前的事了。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尽管岁月流逝，但她的音容笑貌和言传身教，她的崇高精神和人格魅力，至今记忆犹新。每当我在报纸杂志上、电视中、广播里看到、听到她的名字和身影时，爱戴和怀念之情一次次地萦绕在我的心头，永不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