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的病因 义和团的病因 在庙堂不在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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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失衡的基层权力 义和团的前身，是各种名目的民间拳会，比如大刀会、梅花拳、义和拳等等。它们集中出现在1890年代，与庙堂的失职直接相关。 因「 ”教案”问题屡栽跟头，清廷在1890年代下发了大量文件，要求地方官严防死守，绝不可让辖区内发生教案，且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 若无力消弭引爆教案，地方官至少降一级；若对传教士保护不力引发外交冲突，地方官至少降两级，甚至有可能直接丢乌纱。 只向地方官员施压，而不力图从文明司法、条约外交等方面解决问题，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地方治理层面的权力失衡。 这种失衡的发生逻辑是这样的： 地方官员希望保住自己的仕途。遇到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诉讼，他们往往倾向于袒护教民，不要与传教士发生冲突。至于究竟是教民占理，还是非教民占理，并不重要。 传教士希望收获更多的教徒，也多见识过清廷司法的黑暗。在诉讼中，他们因无法信任清廷的地方官员，往往选择支持自己的教民。 底层民众至少可以区分为三类人： 第一类，不堪忍受清廷粗暴的基层治理，而选择投入传教士的怀抱。 第二类，游民、地痞之类人物，见识了教民所享有的诉讼特权后，为谋利而入教。 第三类，自身利益与传统乡村秩序捆绑在一起的乡绅、富户、平民，选择入教对他们而言有困难、但又不愿忍受来自第二类人的敲诈勒索，于是组织拳会、刀会之类团体相对抗。 也就是说： 在列强与传教士进入之前，清廷是一个典型的秦制国家，其基层治理虽无公正可言，却有一种奇特的「 ”公平”——所有民众，无论贫富，若无体制内背景，无一例外是秦制汲取和压榨的对象，官僚系统无司法文明可言，但在裁断纷争方面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威。这种「 ”公平”，为基层权力的运作带来了稳定。 传教士进入底层社会，对清廷的司法文明提出了挑战，酿成种种冲突。这些冲突，给了列强将司法问题上升为外交问题的机会。清廷力不能敌，一再以赔款道歉、开放口岸了结。为回避教案，以往那种「 ”无公正可言的公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教民在诉讼中拥有了针对非教民的优势。 一个社会的理想状态，是教民与非教民，俱接受相同的法律约束，俱受司法文明的庇护。 可惜的是，清廷既无司法文明，又为了自身利益而在司法操作中将教民与非教民归入两个不同的阶层。 其结果，便是社会失序，利益受到损害的民众选择投入江湖的怀抱。 二、考验人性的畸形司法 这种社会失序，非是传教士对教民做慎重考察就可以化解。因为它实际上是在考验人性——面对可以轻松获取的利益，一个人即便从无作奸犯科的历史，也有可能突破底线。 西方学者并不讳言梅花拳、大刀会这类组织起源于「 ”教民与非教民的冲突”，但很多人夸大了传教士吸纳「 ”不守法分子”入教的程度。 比如，德国学者狄德满认为： 「 ”天主教传教士倾向采取更有效的策略：代表一方干预词讼，以该方皈依为代价。……这种富有争议的皈依策略被证明在传统冲突盛行的区域取得了成功。” 再如，七次考察中国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对方济各会在山东传教，是这样描述的： 「 ”中国教民多数主要是为了获得外国的保护而受洗入教的，就连马天恩神父也承认这些人大半不是好基督徒。” 美国学者、义和团研究专家柯文认为： 「 ”通过这种方法入教的中国人往往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 他们忽略了社会失序——畸形的司法制度，对教民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人性考验。没有经受住考验的教民，并不一定在入教时就已经是「 ”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不能从他们入教后的行为，去反推他们入教前的状况。 相蓝欣利用西方史料，着有《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跨国研究》一书。书中对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冲突，有颇多考据勾勒。比如，书中提及： 「 ”有的时候，教士或教徒有意寻衅，无事生非。19世纪90年代中，鲁南的很多民、教冲突发生在人流量很大的集市上，所以教案的消息和谣言流传甚广。1890年在某县集市上，一位屠夫在卖肉时将一羊头挂在摊上，有教民看见，告诉洋教士，谓此乃有意诋毁洋教，只因为‘羊’‘洋’谐音。一场混战之后，该屠夫被教士报官，在公堂上这位屠夫自然输掉了官司，吃尽了苦头。” 从1860年代开始，教案中常可见到以「 ”羊叫”喻「 ”洋教”的内容。 这种因屠夫在摊上挂羊头而将之告上衙门的做法，显然是自以往的教案中得到的「 ”启发”。 三、追求物质利益的拳会 整个1890年代，山东的地方官员都在颤颤巍巍地走钢丝。 他们既想维持对地方的有效「 ”治理”，又想保住个人的仕途，不愿与教民和传教士发生冲突。 所以，他们对「 ”大刀会”、「 ”梅花拳”这类民间组织，采取了两手策略。 一手是鼓励。希望「 ”大刀会”等能展示实力，让传教士们从自己的辖区知难而退。 一手是杀戮。在冲突激化时，就把「 ”大刀会”等组织的领袖抓起来，给传教士一个交待，以消弭教案。 曹县大刀会领袖刘士端，就遭遇了这样的命运。刘士端曾协助地方政府捉拿土匪岳二米子，获得官方表彰。但当1896年4、5月间大刀会与教民冲突激化时，曹县地方官选择以宴会的形式对刘士端进行诱捕，然后将之杀死。 1899年春，清廷出台《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清廷的本意在于甩锅，想把处理教案的权力和义务，全都甩给地方官。如此，就可以避免列强动辄把教案上升为外交事件。 为方便传教士与地方官员对接，该文件规定： 传教士中，总主教、主教相当于督抚级别，可就教民问题随时面见督抚；其他依次递减，与中国地方官员的级别分别对应。 这相当于承认传教士介入诉讼名正言顺。将传教士的级别与地方官员的级别一一对应，则相当于再次削弱了地方官员的权威。 整个1890年代，所有的山东巡抚，都在奏折中强调，教民和非教民之间的冲突，是山东动荡不安的根源。不过，没有人敢更进一步指出，这种动荡的源头，是自中央而下各级政府的失职。 尽管所有的山东巡抚都对冲突中的非教民持同情态度，但考虑到那些躲避官府盘剥的平民也很有可能选择入教寻求保护，在一桩具体的冲突中，要评判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是非曲直，其实并不容易。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189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梅花拳、大刀会这些「 ”义和团早期组织”，他们与教民发生冲突时，所争的几乎全部是具体的物质利益。 比如，1896年，江苏砀山县地主庞三杰，与刘荩臣争夺一块名叫「 ”东湍”的土地的所有权，刘荩臣入了教，庞三杰就选择从山东单县请来大刀会与之对抗。 再如，1897年，家有400亩地的梅花拳领袖赵三多，介入到山东冠县梨园屯的教民与非教民冲突之中，其目的是为了从教民手里夺回当地的玉皇庙。 四、庙堂有病，江湖吃药 1899~1900年北方大旱。 饥饿刺激了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冲突。教民恶意制造与非教民的官司变多了，非教民组成的拳会抢掠教民财产之事也日趋常见。 梅花拳、大刀会等组织的领导者成分，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有家有业的士绅富户，渐渐失去了对拳会的控制权——他们不愿意离乡，不乐抢掠，加入拳会寻求救济的受灾者增多，也使这些士绅感觉负担过重。 姚文起、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曹福田、张德成这样的无业游民，渐渐成了拳会的新领袖。 姚文起四处流浪为生。他一再鼓动赵三多举旗，赵因为介入梨园屯事件，感觉进退皆不得解脱，倾向于举旗，但梅花拳其他有家有业的领袖人物，俱不赞同，要求赵另立名号，不许使用梅花拳名义，赵遂改用「 ”义和拳”。朱红灯「 ”家无亲属，只身游荡”。 心诚和尚自幼因贫出家，四处游方。 于清水家中仅二亩半地，以给人扛活为生。 曹福田「 ”本游勇，嗜鸦片，无以自存”。 张德成以操舟为生。 组织的性质也开始发生变化。 朱红灯、曹福田这类人并不爱大清。他们喊出「 ”兴清灭洋”这类口号，只是一种避免被清军剿灭的策略。他们也不是真的「 ”排外”。柯文的研究发现： 「 ”到5月中旬为止，义和团的暴力活动几乎完全是针对教民、教堂和教民住宅的，只有一个外国人丧了命，义和团的矛头还未指向铁路和电报。” 显然，这些人很清楚，若打杀了真洋人，官府必然找上门来；铁路、电报无法拿来吃喝，也没必要去破坏。 团民们的这种「 ”理性”确实有效，1899年底，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准备以武力镇压团民，朝廷接连给他去了三封电报，要求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可一味进剿，慎防酿成民变。 不过，袁世凯率军上任，公开指责义和团的组织源头是反朝廷秘密组织，还是起到了震慑作用，1900年春，山东的游民们扛着「 ”兴清灭洋”的旗帜，陆续转移到了政策更为宽松的直隶。 不久，他们进入了慈禧太后的视野，获允涌入京城，开始了排外暴民式的打砸抢。 清廷之所以看中他们，是因为慈禧想利用他们来对抗列强。 戊戌政变后，慈禧希望废黜光绪帝，但朝中不少重臣「 ”挟洋自重”，希望拿列强的立场来阻止慈禧，而列强也确实对光绪抱持着好感，不希望中国发生政治动荡。慈禧的反西方情绪被严重激化，却又不敢与列强公开决裂，遂决定利用义和团的所谓「 ”民心”火中取栗。 末了，为与列强议和，慈禧又抛弃了义和团。为避免被清廷逮捕清算，很多团民选择了入教。 略言之，反思义和团的关键，在于根除产生义和团的土壤。这土壤，在清廷而不在民间，在庙堂而不在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