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传 关于邓广铭的评价是怎样的 他是怎么一个人

从学术态度入手。学术态度的严肃性是学者的基本素养。建国前那一代的大部分历史学家都经过了实证史的严格训练，严谨的学风成为了他们的职业习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学术界的政治干预，实证史学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史料受到轻视，考证受到嘲讽，史学家自称“以理论带历史”。即使在这种学术氛围下，邓光明也始终坚持实证史学的优良传统。1956年，他在北大课堂上公开提出，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应该是官、地理、目录、年龄。两年后，“四键”理论在双反转运动中遭到批判。有人问:“你为什么就这样失去了最根本的关键——马列主义？”并说“四把钥匙的本质是取代和排斥马列主义作为金钥匙”。他为此压力很大，也是过了几年，郭沫若和胡乔木才为“四把钥匙”扯平。

忠于学术是邓光明一贯的原则，虽然有时候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不容易。20世纪50年代末，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要求李新主持编写中小学历史地理图教材。为此，李信召集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和一些历史学家，对法规的编纂进行了讨论。该条例的指导原则是由吴晗起草并经周恩来批准的“八条”。“八条”的基本原则是按照新中国的疆域来解释历史，把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看作国内民族矛盾。会上，邓光明坚决反对这个原则，主张尊重历史，不要根据现实曲解历史。因为“八条”是总理批的，他的意见看起来很孤立，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会议就这样白结束了。后来有人向它反映，邓光明把会议搞砸了。

稍微了解邓广明的人都知道，他生活中的很多作品都经过了修改、更新，甚至完全重写。中国史学界似乎没有第二种情况。其中，《辛稼轩年谱》重写一次，《岳飞传》重写两次，《王安石》修订重写三次，《贾年谱注释》也修订更新两次─ ─而就在1993年最后一次更新版出版后，他开始进行新的修订，我把他订的修订版放在手边。这部写于1937年的《稼轩词年谱注》，到1997年仍在修订补充中。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长达60年！

按照邓光明的计划，他准备在有生之年把宋人的四部传记全部重写一遍。去年新版王安石只是这个计划的第一步。他有一次在病床上和女儿谈自己的设想:“岳飞传第一部重写，后面的部分可以从书中抽出来单独写；《陈亮传》写起来不难，有一个能干的助手，半年就能搞出来；《辛弃疾传》基础太差，需要更多的准备。”去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准备为他出版全集，他坚持要等他重写几本传记才能收录进全集。1997年10月7日，他致信河北教育出版社编辑张惠芝说:“岳飞传、陈亮传、辛稼轩传，我都想做新的改动。我认为贵公司照原样转载几份是不可行的。我一生治学，没有现代圣贤的高深造诣，20年代的作品能在90年代再版。每次有新的见解，就写新书，推翻旧的。”这就是他始终不渝的学术理想:追求真善美的境界。

从邓光明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生中所有官方发表的文字，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从不苟同的。甚至他80后写的文章，往往句子结构复杂，逻辑严密，显然是反复推敲的结果。由于他的文章写得如此认真，他不能容忍别人修改他的手稿。他经常向出版社或报纸的编辑提出这样的要求:“可以提出修改意见，也可以弃整稿；但我希望我不会在字里行间添加或删除一个字。”更不能让他容忍的，是由于某种“违规”而删除的文字。1996年，邓光明为《台大历史学刊》写了一篇文章《怀念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他在文章中说，傅斯年去了台湾省后，曾让人给他发信息，要把北平留下的书都给他。文章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这是因为傅先生对大陆的情况一无所知。那时，他已经成为一个被谴责的人物，他的遗体只应该被公众没收。他本人无权提出处理意见。去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在《邓广明学术文化论文集》一书中收录这篇文章时，曾提议删除这段文字。邓光明马上说:“你要是删了这一段，我的书就出不来了！"

邓光明执着的学术精神是一个令人敬畏的话题。一个90多岁的老人，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学术立场，每天坚持读书写字，直到生病。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为了修改讨论《反强奸歧视》真实性的论文，他多次要求人们从医院带回笔记，并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躺在病床上，脸上插着氧气管和引流管，胳膊上还插着输液，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坚持要看王安石的证明，女儿只好拿着放大镜抱着证明给他看。支撑他虚弱的身体是多么顽强的精神啊。

章学诚最佩服这两种学术造诣:“才华横溢者学得更武断，沉潜者仍在尽力。”邓光明在1994年北京大学出版的《邓光明治史手稿》序言中用这两句话概括了他一生的学术追求。他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有独特的见解，必须有做研究的能力”。我以为“教条主义的学问，考索的功过”这八个字，不可能比邓光明的学风更准确。

一个读书人学一点不难，学很多不难，但难得有见识。“任意性的研究”要求学者不仅要博学，而且要博学而卓越。邓光明以历史知识著称，作品中体现的个性化特征非常明显。原因是他从不跟随别人，总能独树一帜，独树一帜。比如关于金军掳马的解释，关于岳飞《满江红》的真伪，关于宋江是否为方腊招兵买马等等，他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邓光明的作品中，从来没有模棱两可的观点，他的观点也一直是旗帜鲜明的。

当然，历史知识也不是没有它的依靠，它来源于深厚的教育。然而，史学的方式，“任意性研究”必须依赖于“审查的功过”，否则，“任意性”必然会变成“任意性”。对于邓光明这一代人来说，考证的能力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优势，他擅长考证，甚至与同时代人相比也是出类拔萃的。“考索贡献”的前提是充分掌握史料。从重视史料的角度来看，邓广明的历史观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很大。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傅斯年关于“史学是对史料的研究”的观点一直受到批评。邓光明近年来公开表明了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我认为“史学就是研究史料”的提法基本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命题本身并不包含接受或拒绝某个理论或某个观点的意图，而只要求每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都能够完成史料的收集，分析史料，鉴别史料。真实性，考考作者和他写的时间，对比其与其他记录的异同，以及一些类似这样的基础工作。”邓光明一直主张研究历史要穷尽史料，这和傅斯年的“上搜青空，下搜黄泉”是一个意思。对于宋史研究者来说，“穷尽史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邓广明在研究中做到了。

在邓光明非常个性化的学术特色中，有一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论战风格。他一生都在从事学术辩论，用陈志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写了60年，为更好的生活辩护”。事实上，邓光明的学术争论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他在1935年写的第一篇学术文章《评中国文学第一辑珍本》是一篇论辩文，而在1997年写的最后一篇论文《再论反奸论，非苏洵所作──兼答王水照教授》仍是一篇论辩文。病重住院时，他把自己的辩论风格告诉女儿:“我为了自己的进步批评别人。我已经90岁了，还在写文章和别人辩论。不管文章写得好不好，都是杀气腾腾。”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战斗”精神并不是在他成名之后才产生的。上述批评《中国文学珍本》的文章发表时，他还在大学四年级。这种论战风格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他的“耿介性格执拗而不随和”，以及他的“不左顾右盼，直来直去的生活方式”。在阐述他的学术主张时，他说:“至于‘选择以赏天下为故乡之愿’的风格，我深恶痛绝，一直在极力回避。”写字像个男人，这句话对他来说再合适不过了。至于邓光明的文笔，杨讷先生有另一种解释:“邓先生批评别人时用词犀利，甚至使人难堪....一部分是因为他的个性，一部分是受到上一代风格的影响。看看30年代的文学大师。喜欢用犀利的文字写作或辩论的人也不少。他们对别人犀利，也能忍受别人对自己犀利。邓先生的工作始于30年代，自然会受到当时文风的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段话隐含着当代学者的一种价值倾向:老一辈学者犀利的文笔是可以理解的，但不是赞赏的。

顾严武曾提出一个理想的学者标准:“愚者谓圣人之道是什么？”向文学学习是可耻的。”邓光明以“博学多闻，耻于己”八个字为座右铭，以此来规范自己的道德文章。关于他的学识我们说的太多了，这里只想在一件小事上说说他的性格风格。去年春天，河北教育出版社资助出版了庆祝邓光明教授90岁生日的散文集。在这个条件下，同意出版他的全部作品。但他与人民出版社约定出版王安石修订稿，影响了全集的出版。他当时的第一个想法是，如果全集不能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就欠出版社一笔债，“这让我感到压力很大，如何还清这件事成了我心中的一场大病”。在去年10月写给河北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张惠芝的一封信中，他提出全集仍希望由社会出版，但必须等他完成全部四部传记；如果出版社不同意这个方案，“我这辈子一定要报答贵公司出版了我的《九十大寿论文集》，所以请告诉我印刷这本集子的费用清单，我会在半年内分两期全额偿还贵公司。我已经91岁了，我的人生观是，我死的时候永远不会留下任何遗憾，无论是欠下的书，欠下的论文，欠下的债务，让我放弃，让我在这个世界上不留遗憾。看了这封信，对邓光明的道德文章有了更深的理解。在我看来，这是对“学文学，以自己为耻”这句话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