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立宪 晚清预备立宪失败的六大原因：没有形成广泛共识

100多年前，庚子民族变更后，几乎灭亡的清朝开始从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清末开始新政，后来成为“预备立宪运动”。清廷试图通过预备立宪运动建立现代政权，实现国家现代化。然而，1911年，武昌起义突然爆发，掀起了全国各省的独立风潮。终于在1912年，预备立宪运动戛然而止，长达数千年的大清帝国和帝制终于载入史册。

清政府预备立宪失败的原因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但是清朝为了避免推翻皇族而进行的改革是如何导致皇族被推翻的，值得后世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探讨。笔者认为，清帝国政府在六个方面的疏忽和失误导致了预备立宪运动的失败，也使得近代君主立宪制在中国没有建立起来。

第一，改革是在没有中央控制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央政府对改革的控制力不足。虽然清末帝国时代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被扑灭，但地方实力派却借此机会纷纷增强实力，形成了民国后期军阀的渊源。自太平天国覆灭后，地方实力派开始在清朝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而中央政权实际上已经衰落。而庚子国变期间在东南几省发生的《东南互保宪章》，说明地方实力派其实可以拒绝接受中央的派遣。事实上，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已经被严重削弱。此外，从军事上看，清廷虽然开启了军事现代化进程，编练了新军，但大量新军仍掌握在地方实力派手中，成为对抗中央的重要筹码。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仓促启动预备立宪，一旦中间出现麻烦，中央政府很难控制。1911年革命期间的最后几件事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在改革问题上没有广泛共识，在制宪问题上没有统一战线。在清廷倡导的改革过程中，严重缺乏共识，这也是预备立宪失败的重要原因。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缺乏改革共识。比如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中央和很多满清诸侯之间就有矛盾。前者要求集权，后者要求分权。这样的内耗明显削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政府和社会之间也缺乏共识。德国和日本政府主张建立二元君主立宪制，英国社会精英则主张建立议会君主立宪制。从改革一开始，双方就没有就未来的发展方向达成共识，为后来的分道扬镳铺平了道路。

第三，当局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者，旧体制的人员没有得到妥善安置。从改革的力度和速度来看，清末预备立宪运动并不迅速。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清政府忽视了对旧制度人员的安抚，导致旧制度人员在政局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未能为政府挺身而出。在中国千年官僚集权政治中，士大夫阶层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集团是一个重要的上升通道。士大夫阶层就这样成为了科举制度的重要支撑因素。但是，在准备立宪的过程中，科举制度的彻底废除导致了入寺可能性的完全丧失。但是清廷并没有对这个阶层进行适当的安抚和补偿。所以，革命一旦爆发，作为前朝末年江山的死亡节的士大夫阶层，是不会站出来的。

第四，它忽视了中国多民族的特殊国情。20世纪初，酒精王子载沣代表皇帝和清帝国前往德国，为清军杀害德国驻华公使克莱恩德尔(Cleander)一事道歉。在此期间，酒精王子载沣和中国代表团考察了德国的政治和工业形势。后来，以甄国公宰泽为首的五大臣代表团出国游历各国，还考察了日本、德国等二元君主立宪制国家。这些事件都对清代宪政的政治走向产生了影响。德国和日本都是“权力凌驾于君主之上”的宪政国家。所以清朝在立宪的时候，也选择了把权力集中到皇帝和亲戚身上。然而，改革的实践者们忘记了，当时中国虽然征服了满洲进行统治，但全国大多数人还是汉人。这样，以皇族为中心的宪政改革，就会被汉人视为满洲亲贵族阶级通过宪政加强统治的行动。这造成了汉人的反弹，尤其是汉族官僚的异化。这些无视中国国情的改革措施，成了革命的催化剂。

第五，改革领导者的政治素质不符合改革的要求。起初，清廷的预备宪法是慈禧太后、清亲王、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的意见。但掌握改革主导权的是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死后，改革的领导权移交给了皇帝的生父摄政王淳。年轻的亲友虽然懂点政治，但对保证大清国的统治和皇权的尊严不是很感兴趣。面对国会请愿运动，他多次代表政府做出让步，承诺更大的政治权利，推进政治改革日程。面对汹涌的革命浪潮，他未能在各种压力下有效地团结皇室和亲皇室势力，没有与袁世凯集团保持坚定的斗争，而是辞去了海军和陆军大元帅的职务，退居旧金山府，淡出政治舞台。种种迹象表明，载沣是一个才子，但他不是一个有能力的当权者，他不能承担改革的重任。相比之下，日本明治天皇面对日本的自由和民权运动，用铁血手段施压，按照既定的意志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排除一切干扰，这才是一个强大的改革家应该做的。

第六，革命者的斗争。当然，大清帝国预备立宪的最终失败，爱新觉罗家族对中国统治的崩溃，都离不开革命者的努力和斗争。兴中会成立以来，革命者为推翻清朝统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是促成清朝解体的外部因素。然而，作者认为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以上五点是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