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高岗权力何以能迅速超越周恩来与刘少奇

“高岗敢这样站出来，老人也有责任。解放初期，老人对刘少奇同志和总理有意见，但他把高岗提得更高，组织了“经济内阁”，即计划委员会。几个地区的首脑都是议员，权力很大，他拿出了特别政府委员会的权力来管理经济。高刚也探究了毛主席的消息，触动了风气。看来老人重用他，有四个地区的支持，所以晕。”——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与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高岗1953

随着朝鲜战争的稳定和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初步完成，中共中央决定从1953年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1952年8月至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局第一书记高刚、中南局代理书记饶漱石、西北局第二书记Xi中勋先后赴京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其中，高刚是国家计委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直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与国务院平行。所以高岗的地位就更特殊了。所以也有“五马入京，先声夺人”的说法。

这次转会北京，对于47岁的高刚来说，的确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高刚的人生经历并不复杂。从黄土地到黑土地，从西北到东北，偶尔经过华北，高岗在中国境内的活动轨迹几乎从未离开过“三北”。虽然高刚在新中国成立时担任过中国国家副主席的高级职务，但高刚是六位副主席中唯一没有留在北京、在地区工作的特别副主席。

1952年12月初，高岗结束了在东北的工作，来到北京担任国家计委主任。1953年1月，国家计委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

这时候计委已经是一个庞大的机构，1225人，16个司局，一个直属部门，确实是一个强军，一个强马壮。

高岗住的东交民巷8号一度成为北京人的重要去处。

新税制风暴

新税制引发的一场风波进一步增加了高岗的威信。

新中国的税制是在1950年初按照“暂时保留旧税法”的政策制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税制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因此，1952年12月31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改及实施日期和商品流转税试行办法的通知》。当时的中国财政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将新税制阐述为:“公私企业同等纳税。”

毛泽东严厉批评新税制:“公私平分税款的口号违反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改后的税制没有提前上报中央，而是咨询资本家，认为比党中央重；这种新的税制受到资本家的欢迎，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不仅严厉批评了新税制的实施，而且将批评矛头指向了负责周恩来的特别政府委员会，认为特别政府委员会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在组织上改组了中央政府。重要内容之一是将国务院20个部门中的8个，即重工业、第一机械、第二机械、燃料工业、建筑工程、地质、轻工、纺织工业，移交给国家计委主任高岗领导。

因此，当时由高岗负责的国家计委被称为“经济内阁”。虽然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仍然负责政府的整体工作，但他只能负责几个涉外部门，其他部门直接向中央政府负责。

为什么毛泽东会做出如此大的调整？仅仅是对新税制的不满吗？

如果回到1953年我们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想到高岗和刘少奇入京前的几次争论，以及毛泽东对争论双方的态度，就会发现毛泽东的一个基本观点没有变，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私有财产要有所触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要逐步进行。

1953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急躁冒进，但着重批评了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的右倾错误。他说:民主革命成功后，有些人仍然留在原地。他们不理解革命性质的变化，继续追求他们的“新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翼错误了。

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在过渡时期贯彻党的总路线的过程中对人民不忠。至少在1953年初，新税制处于动荡之中，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一些言行不满意，但对高岗表示赞赏，高岗基本上能跟上自己的思路。

相反，高岗不认人。他认为在最高指挥官毛泽东的赏识下，其他人都不在话下。

事实上，为了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毛泽东重视高岗突击队的作用，不能抛弃刘少奇和周恩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高岗的提拔和重用不仅是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批评，也是对他们的激励。

然而，刚入京的高岗并没有准确理解毛泽东的深刻思想。

1234

刘少奇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他想回延安种地

1979年，为了肃清“四人帮”的毒害，停止了《毛主席语录》

舒云:“五一工程”的真相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不再是“我党我军的领袖”

庐山会议前，毛泽东突然感叹“天下大乱”

陈云的反侵略性得到了距离右侧仅50米的毛泽东的认可

毛泽东评价罗瑞卿跳楼:绿脸没出息

周恩来晚年在美国游客面前批评毛泽东

滴水洞里的毛泽东:没有冷空气从长沙运冰

毛泽东五次选择接班人:从刘少奇到华国锋

TAG: 高岗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