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杨天石：国民党为什麽丢掉了中国大陆

历史学家杨天石:国民党为什么会失去中国大陆？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整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出版社:“在大陆上，蒋介石从鬼到人；在台湾，蒋介石从神变成鬼，再变成人。”历史学家杨天石这样看待海峡两岸对蒋介石评价的变化。

杨天石被称为“蒋介石研究的权威”，他对蒋介石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作为一名文学专业的学生，他被任命撰写和编辑一卷《民国史》。借此机会，他从一个业余研究员走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殿堂。在研究北伐战争和北洋军阀灭亡的过程中，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以及国共合作分裂，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转敌这一伟大事件，成为他的研究对象。杨天石到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看到了蒋介石的日记手稿、仿手稿、电报、信件、手稿等。第一次，他立刻被吸引住了。在此之前和之后，他对蒋介石在mainland China的日记做了一些专题研究。到2002年，杨天石根据大量未发表的日记和珍贵的原始档案，出版了近50万字的《蒋介石的秘密档案》和《蒋介石的真相》。

从2006年开始，蒋介石在美国胡佛档案馆的日记分四批开放。杨天石在四年中浏览了四次，花了10个半月的时间阅读了蒋介石从1918年到1972年53年的全部日记，提取了一尺多的资料。在这些生前从未公开的日记的基础上，他查阅了海峡两岸、美、日、英、俄等国保存的文献，进行了100余次专题研究，先后出版了三卷本《寻找真正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杨天石看出，对蒋介石的正确评价关系到两岸关系的未来，但对蒋介石的评价一度呈现两极分化。在，陈伯达曾写过一本《公敌蒋介石》，并把蒋贴上“公敌”、“头号战犯”、“民族败类”等标签；另一方面，过去国民党吹捧他为“国家救星”、“世界救星”，但民进党上台以来，台湾也对蒋介石有了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评价，民进党称蒋介石为“罪魁祸首、第一恶”。

由于对历史人物的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杨天石作为研究者也遭到了海峡两岸的攻击。《蒋介石的秘密档案和蒋介石的真相》一书出版时，mainland China互联网上对他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有网友认为蒋介石是“千古罪人”，杨天石对他的评价“将造成历史的根本逆转，带来极其严重的混乱”。2014年，台湾出版了一本名为《最后的侮辱》的书，批评杨天石“使用、阉割和歪曲蒋介石的日记，甚至创造了一种符合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的理论”，并“再次侮辱和否定蒋介石”。面对这些言论，杨天石指出，历史已经发生，无法改变。我们无权以现实利益来改变或歪曲历史。后人只有正确全面地记录和评论，才能知道变化，知道得失，总结和借鉴历史。

近日，《寻找真正的蒋介石》系列第四辑《寻找真正的蒋介石4:蒋介石在台湾》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节选了《国民党为什么会输给大陆》？，为的是揭开抗战后国民党和蒋介石威望鼎盛时失去大陆的秘密。同时，他们通过解读蒋介石的日记，感受到学者杨天石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和评价。

国民党为什么会失去大陆？》

文本|杨天石

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威望最高的时期。如果用一个中国成语来说，就是“如火如荼”。当时国民党和蒋介石好像是中午/[/k0/】。但时隔不到四年，蒋介石和国民党就败给了台湾。为什么会这样？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的威望在空之前上升。罗嘉伦写过一首诗《胜利》:“胜利！胜利！日本跪下投降。朱杰的枪响如雷。街上到处是鞭炮和烟花。山川平原上人山人海，笑得大声，哭得疯了！向东看，看我们百万英雄，配合英雄盟友，扫除敌人残余，如猛虎驱羊。踏遍小扶桑，重修河山，让日月重现光芒。胜利的旗帜包围了蒋委员长。我们一起去进贡，国父就在紫金山旁边。八年的血战，成千上万忠诚的灵魂，奏响了康庄的开国大典。这实在不耐我们的民族抗战，不耐我们的血染战场。”罗嘉伦的诗写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是中国人民为抗日战争胜利欢呼的一幕。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蒋介石当时的威望，蒋介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赞扬。

1945年12月，蒋介石前往北京，受到热烈欢迎。当时，蒋介石的肖像挂在天安门门，他在故宫太和殿前发表了演说。那年12月16日，蒋介石的日记记载:“北风冷，今天下午很不好。到太和殿，给北平中学生以上学校的学生讲课。大概过了20分钟，我先巡视了一下场地。起初，学生们秩序井然。和几个人握手后，其他同学都离开队伍围住，无法前进。于还是走到神坛前回话，当他踏出西台的时候，学生们挤上来之后没有走下台，圈子就很紧，他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卫兵们心慌，拥着余向外走，走不出去，余想站也站不起来。就这样挤来挤去，围成一个圈，一个小时。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味道。如果年轻人中有这样的狂热，那就不能激动了！”根据这篇日记，蒋介石在太和殿前和学生们讲话后，被他们包围了，他几乎上气不接下气。在警卫的帮助下，他挣扎了一个小时才离开人群。

以下是1945年12月18日蒋介石离开北平时的日记。那时他住在十字路口附近。他说:“他回到住处时是11点30分。一路上看到小学生站在路边，心里很忐忑。我开始的很早。从安定门到正阳门前的天桥，街道两旁人山人海，迭声欢送，热情不减于前天的太和殿。还有谁，这么受人民爱戴，还能不自我满足地感谢上帝？”蒋介石当时受到北平人民如此热烈的爱戴，他非常感动。

以上两篇日记反映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受到人民的欢迎和支持。那么，蒋介石和国民党为什么会失去大陆，退守台湾呢？

国民党很快就失去了大陆，三四年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分析。在这里，我们从国民党的角度做一点调查。

首先，我们失去了农民。中国农民处于社会底层，他们有两个愿望:一个是温饱，一个是得到土地。蒋介石和国民党都想过解决这两个问题，减租和土改。“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是孙中山提出的，“减租25年”是1925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和各省、自治区代表联席会议决定的。1927年国共分裂后，国民政府颁布了《房客保护法》，规定房客付给房东的房租不得超过总数的40%。1930年6月，国民党政府在《土地法》中规定，地租不得超过375‰，历史上通常称之为“375减租”。

从1927年底到1928年底，浙江省计划实施“二十五年减租”政策。然而，城市和农村的地主提出了反对意见，省政府主席张静江也提议取消这项计划。国民党中央派戴去调停，结果失败。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5年10月发布通令，减免佃农应缴租金的四分之一，但只有江苏省吴县等少数县实际执行。国民党也设计了各种土改方案。例如，蒋介石曾设想在全国各地建立土地银行，通过“抵押”的方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一切都只能停留在策划和谈论空的领域。

我想向共产党学习，把土地分给农民，但遭到地主反对，于是我就走了。1948年8月，蒋介石思考了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为什么英勇作战，不怕死，每战必胜？蒋介石读过毛泽东的书《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蒋介石说，他明白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英勇作战，不怕死，因为共产党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而英勇作战。蒋介石觉得国民党可以借鉴，于是蒋介石提出实行“耕者有其田”，借鉴共产党在收复地区的做法，承认共产党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承认共产党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成果，为农民而奋斗。蒋介石不仅下了命令，还选择苏北几个县做实验，表彰共产党土地改革的成果。但是，试验区一建立，地主们就群起反对，试验区很快就不存在了。

看看蒋介石1949年2月3日的日记。这一天，蒋介石从南京退休，回到浙江奉化老家。在他的日记中，他几乎走遍了城市和农村。可以说40多年前农村的一切都没有改革。他哀叹党和政府执政20年守旧腐败自私，没有启动社会转型和公益事业。这是因为党政军事教育只注重当官，不注重三民主义的贯彻。以后所有的教育都要以民生为本，还不如先补上再开始。也就是说，风华村从20年前就没有改变。这时，蒋介石并没有反省自己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因为老套腐败的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重视并满足了农村地区农民的需求。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提出“打土豪分田”的口号，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继续进行土地改革。因为共产党采取了这些政策方针，农民就参军支援前线，保卫胜利果实，翻身。

第二，我们失去了民族资产阶级。抗战胜利后，民族资产阶级在外资和官僚资本的挤压下艰难发展。战后中国总资本约142亿元，国家包括官僚资本占54%。在工业资本中，官僚资本占64.13%，国家资本占24.66%。就在刚才，在战后的资本中，有一种属于官僚私人资本，我们可以称之为巨资本。比如宋家的福中公司，孔家的扬子公司。还有就是州府。比如产量方面，电力占50%，石油占100%，钢铁占80%，中国纺织总公司下属的85家企业占全国棉花产量的74%。从这些数字来看，抗战胜利后，一种外来资本和另一种官僚资本发展起来，中国民族企业处于一个狭隘和受挤压的世界。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曾说:“中国的国有资本差得多，效率这个词不能再多谈了。推理，各种恶势力主导，巨头把持，所以一般是无序、荒诞、冰冻、腐败。”国民党官方报纸《中央日报》也说:“要查党内有多少官僚资本家？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这种情况下，民间资本自然很难。当时有两句话:“生产不如投机，投机不如囤积。”到1948年，上海的工业已经处于长期衰退之中。

当时国民党有一个政策——限期兑换金银和全民所有的外币。国民党政府规定，包括资本家在内的普通人不能储存金银，也不能储存外币。所有储存的金银和外币必须出售给国家。这项政策首先打击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例如，陈光甫和陈光甫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两个著名的企业:一个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另一个是中国旅行社。这两个民族企业是陈光甫创立的。我们也可以读陈光甫的日记。1949年4月21日，国民党大员顾正刚受蒋介石委派到上海召集上海资本家座谈会。当时国民党政权已经动荡，顾正刚提出“保命、破产、保生产”——要求资本家给钱支援国民党，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覆灭。陈光甫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的争端不仅仅是国共之间的争端，而是一场社会革命。共产党的政策是翻穷，改造土地，努力生产，清算少数——所以有号召，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另一方面，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有为农民做任何事，也不利于工商业。”陈光甫总结说，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认为它没有为民族资产阶级做好事。会议非常安静，没有很多人发言。这是第二个原因。国民党也失去了民族资产阶级。

第三，内战，经济恶化，全民丧失。第一，乱花钱，由于内战，送了一大笔钱来支持军费。如果说1947年军费占国家预算的60%的话，1948年上升到68.5%。这还是个假数字，实际军费占80%。所以到1947年，国民党发行的法币数量是战前的3430倍。第二，物价飞涨。上海店铺需要每2-3小时更换一次标签和价格。上海市议长潘公展表示:“经过十天的会议，上海房价波动很大。与过去的三个月相比，十天的时间增长惊人。比如米价这三个月涨了四倍，这十天涨了三分之一。”上海解放前夕，物价比1948年上涨了11万倍。1949年6月，5亿元金圆券可兑换一大洋。第三，增加税收。有人说:“物质生活中，没有什么可以捐的，没有什么可以交税的。现在大家都说民国一万税。我觉得就算没有一万税，也有几千税。”所以，经济的恶化，抛掉了整个社会，抛掉了整个人民。我们读了一段蒋经国的日记，蒋经国说:“一般的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愤愤不平，而工农则因为配菜和蔬菜价格上涨而表示不满。现在说到四面受敌，如果不能坚定，很快就会崩溃。”《中央日报》社论说:“国家变成这样了，人民还装着生闷气，人民很崩溃。他们怎么能得到它！”

第四个原因是国民党腐败，惩处不力，效果不佳。抗战中后期以来，国民党政权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国民党和蒋介石并不是完全不知道这个问题，他们还提出要打击腐败，甚至惩罚一些贪官污吏。蒋介石在1942年8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我见到了清泉、席生、魏文，批评了林世良、徐兴楚的欺诈判决，并更改了对他们的处罚。仅仅表明我的信任和建立一个国家是不够的。只知道掩盖我的部门，却不知道政法的重要性，真是遗憾。”结果蒋介石枪毙了林诗良。从这件事来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度想打击腐败，惩罚一些腐败的官僚，但当他们两人相遇时，蒋介石却无法打击腐败。一个是孔祥熙。抗战中期，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他发行了一种债券叫美元债券，也就是说你可以用当时通行的货币购买，以后用美元偿还。在发行美元债券的过程中，有人举报孔祥熙存在欺诈行为。蒋介石知道后，下令军方调查，下令国民政府行政院调查，蒋介石本人也做了。调查结果证明孔祥熙存在腐败和欺诈。当时，检察官说，像孔祥熙这样的腐败和欺诈必须受到惩罚。检察官告诉蒋介石:我愿意站出来起诉，并将孔祥熙移交法院审判。在蒋介石日记的最后，他写了这样一段话:“晚上，回顾央行美债案，处置整个案件，即加速，以避免大睡，给人真相，但没有任何法律就失去道德，是不可想象的。”就连蒋介石也无法想象孔祥熙腐败和欺诈的严重局面。最后怎么处理？让孔祥熙辞职吧。他是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和国民党高级官员。蒋介石让他辞职，免除他的一切职务，但他没有把孔祥熙送交检察院审查和审判。也就是说逆来顺受。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接待官员从重庆到南京、上海，搞“五子进大学”，抢了五样东西:房子、汽车、警察、车票、泼妇。当时有一首民谣:“盼中央，思中央，中央更苦。”在这种普遍腐败的情况下，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经国去上海解决经济问题。

当时，孔令侃成立了一家扬子公司，有人向蒋经国抱怨说:“你不能只拍苍蝇不拍老虎。孔令侃是一只大老虎。”在这种情况下，蒋经国派人封锁了孔令侃的仓库。查封的那天，蒋介石在北平接到宋美龄的电话后，就匆匆赶往上海。那天晚上我还写了一篇日记:“对于孔令侃问题，反动派利用了这个问题，强迫它变得困难。不然就叫护国，尤其是宣铁武报。玉笙声讨，命其自动停刊。”宣是的心腹，是当时淞沪警备司令。他支持蒋经国打虎，所以他的报纸也在那里曝光了孔令侃。蒋介石非常生气。他打电话给宣武铁骂他，并关闭了报纸。

孔令侃案曝光后，国民政府监察院派监察委员到上海调查，蒋介石发电报给上海市长吴国桢:“关于扬子公司，听说自成立以来，监察委员要检查所有业务，但中正认为依法不合理，该公司是商业机构而不是政府机构，所以该院不应为商业事业制造麻烦。如果是真的，可以要求菅直人聘请律师依法解决问题。首先你要详细讨论主管的行为是否合法，是否有权利。一方面，律师正式宣布自己的行为违法，拒绝他的检查。这样我们就约好了全国范围内的切商，不至于让任何一个商人无辜受委屈。中间手开始。”也就是说，监察委员会想调查孔令侃囤积居奇的违法案件，但蒋介石打电报给上海市长说不能调查。为什么不能查？因为孔令侃不是公务员或政府官员，公共检查机构没有资格检查。蒋介石的电报实际上是为了抵制监察院的监督，鼓励孔令侃与监察院对抗。

一个是孔祥熙，一个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都被蒋介石压制了。当时，《中央日报》发表了尹写的社论《赶快清理人心》，批评“巨人”贪财。社论说:“特权者享有特权，人民却无能为力。靠个人政治关系发家致富的一代巨人，在海外并不是逍遥自在的，就是有多强就有多强。”当时孔祥熙在美国，扬子公司被查封后不久，孔令侃也取道香港去了美国。社论将这些“巨人”认定为“公敌”，并指责国家党和政府“甚至没有用指甲轻弹他们”。社论说:“革命和反革命的试金石是走多数还是少数的路线。如果我们走少数人路线，只关心全体少数人的利益和权力，那么即使我们称之为革命，实际上也是反革命。”《中央日报》是当时国民党的官方报纸。从刚才的社论中，很难看出这些话与当时共产党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有多大不同。也就是说，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和贪污无法制止，特别是有钱有势的人受到庇护和保护，国民党失去了人民的希望和人民最后的希望。当时北平国民党高级将领傅听到这个消息，说了两句话:“蒋介石爱美，不爱江山。我们为他做什么？”为什么孔令侃受到庇护？因为孔令侃是宋美龄非常喜欢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宋美龄打电话把蒋介石从北平调到上海，迅速处理这件事。所以傅很生气，说了上面两句。

第五个原因是一党专政和个人专政。蒋介石早年就开始致力于“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宣传和努力。1926年6月7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说:“俄国革命之所以迅速成功，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从克伦斯基那里获得了政权。”“一切都是他一党决定的，这样的革命才是真正成功的革命。我们中国要革命，也要集中一切力量，学习俄国革命的方法。革命不可能是一党专政和独裁。”因此，蒋介石一生始终坚持一党一主义，一个领袖。

1944年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一位名叫赫尔利的特别代表到延安与共产党谈判。毛泽东和赫尔利签署了一项名为“延安协定”的协议，其中一项是:“将现国民政府改组为一个统一的国民政府，其中包括所有抗日党派的代表和无党派无派别的政治家，并颁布和实施一项新的民主政策，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另一种是“把军事委员会改组为由抗日军队全体代表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为了调动共产党的力量参加抗日战争，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对蒋介石说:你们中国政府肯定不是现代民主政府，你们中国应该改造成联合政府，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这是罗斯福的希望。因此，罗斯福的代表到达延安后签署了一项协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国民政府成为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成为各抗日军队的联合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共起草了五项协议。

档案中“中国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中正”一栏，空留给蒋介石签字。下面一行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我在台北的档案馆里找到了这份英文原件，毛泽东在那里用毛笔写下了“毛泽东”二字，也就是说，毛泽东同意了这份协议。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代表赫尔利也在证人栏上签名。也就是说，建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建立各种抗日军队的联合军事委员会，是美国人和共产党双方都同意的。但当赫尔利离开延安前往重庆，要求蒋介石签字时，蒋介石没有签字。这个空空格一直没填。

蒋介石反思“一党专政”了吗？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长期尖锐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各民主党派也尖锐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是否完全无动于衷？不是，他在1944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现在不死不活的党务只占一党专政的恶名，党和政府都受到坏的停滞的影响，不如尽早开放党禁，让其他党派可以公开成立，让我们党在竞争中进步发展。”根据这篇日记，蒋介石在被骂、被批判为专制、独裁、一党专政之后，受到了影响。他想:为什么不打开党禁，让各方都合法，而不是被别人骂？这样才能共同竞争，才能进步发展。然而，这个想法只是昙花一现。蒋介石终其一生，从未突破一党专政的体制。

失去农民，失去资产阶级，失去全民，失去腐败，失去一党专政，失去个人专政，是国民党失去大陆更重要的原因。我还是引用傅斯年的一段话:“古今中外都有习惯法。每当一个王朝或政权崩溃，不是因为革命力量，而是因为自身的崩溃。”所以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

摘自《寻找真正的蒋介石4:蒋介石在台湾》一书《国民党为什么会失去大陆》？节，比原作删节，由出版社授权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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