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 张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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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

轮廓

张岱年，字季同，别部同宇。1909年5月生于北京，祖籍河北省献县。父亲张廉，光绪进士，任翰林院编辑。大哥张松年是中国现代哲学家，这直接影响了张岱年对学术道路的选择。1928年，张岱年考入清华大学，随即退学，报考了北师大教育系。1933年大学毕业后，因发表多篇学术论文，被清华大学哲学系聘为助教。“七七事变”后，清华南迁，他留在北京，闭门读书。1943年，他在一所私立中国大学任教，并被聘为哲学讲师。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于1946年复学，回到清华大学哲学系工作，1951年晋升为教授。1952年，国立高等学校重新调整，转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一直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

中学时期，张岱年就立下了学术救国的志向，深入研究古代哲学经典。大学期间，在张松年的指导下，学习了英国哲学家罗素、摩尔和怀特海的大量哲学著作，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理论成为张岱年方法和思想的重要来源；同时，张岱年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其他唯物主义哲学的译本，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当代最有价值的理论”。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张岱年先生先后撰写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李岩之学》、《中国形而上学的基本倾向》、《中国思想源流》、《关于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人生哲学》等重要哲学论文，谭力受张松年“列宁、罗素、孔子三流合一”思想的影响，张岱年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的思想:未来哲学的新路子应该是唯物主义、理想主义和分析主义的融合。在方法上，融合了唯物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在理论上，它将现代唯物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相结合。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华民族处于生存的边缘。“要应对这种危机，就要有一种勇于和大胆应对危机的哲学。这种哲学决不能效仿西方哲学，而是复活中国固有的坚决而宏大的积极思想，但决不能采用新儒学或新墨家的形式，而是一种新的创造。”从1935年到1936年，张岱年撰写了50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聚焦哲学问题，分别描述其起源和发展，以展现中国哲学的系统秩序。其极高的学术品位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至今仍是中国哲学专业的必读书目。1942年至1944年，他以民族精神为己任，撰写了《哲学思维论》《知识与现实论》《物质论》《品德论》等多篇手稿，分别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形式逻辑规律、唯物主义和人生观，初步形成了自己完整的哲学结构。

新中国成立后，他除了教授马克思列宁主义，还继续教授中国哲学史。任教后，著有《张载——11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中国唯物主义简史》。粉碎“四人帮”后，王先生改教鞭学，开设了“中国哲学史史料”课程。20世纪80年代，除重印部分旧作外，还先后出版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论》、《宣儒论林》、《文化与哲学》、《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等著作。，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化，无论是在数字上还是在话题上。

张岱年一直对文化问题很感兴趣，特别是1984年以来，他在文化内涵、文化的民族性和普遍性、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比较、新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他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文化研究，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保守主义，主张融合中西文化之长，开创中国文化的新类型。认为只有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才能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才有文化进步的基础。同时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在近代已经落后，必须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尤其是民主和科学。建设新文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没有它，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张岱年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载道”，即弘扬意识、坚持进取精神、重视和谐、宽容大度。这是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核心。张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近80年来，他一直活跃在中国哲学领域。在哲学理论方面，他力图“唯物、理想、分析、综合”于一体，即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和主导，将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与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相结合，创造出符合现代中国需要的新的综合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他特别重视中国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传统，开创了宋明哲学的理学、心学、气论；他将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中国哲学问题和概念范畴的研究，为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中国哲学中的人生理想和人的价值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批判地继承中国伦理思想的精髓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文化建设问题上，他早年运用唯物辩证法提出了“创造性综合”和“文化创造论”的命题，80年代提出了“文化全面创新”的理论，为汉语语法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现实的道路，成为当今中国形象最大、认可度最广的一种文化中心。

研究方法

张岱年的学术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二是哲学问题的探索；第三，文化问题的讨论。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

张岱年频繁的学术创新和卓越的成就，离不开他对科学研究方法的坚持。张岱年把他的研究方法总结如下:

学术类别很多。简而言之，有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分为许多学科。学术的一般目的是追求真理和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正确理解。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方法，各不相同。然而，有一些基本方法在不同的学科中是相同的。基本的学术方法有三种，一是思与学的统一，二是知与行的统一，三是述与行的统一。

孔子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至今仍然正确。学习是接受已有的知识，而思考是独立思考。学而不思，接受已有知识而不独立思考，会迷茫，一无所获。思考而不学习，不接受已有的知识，就会陷入荒谬。一方面要继承前人已经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要进行独立思考，发现前人没有取得的成就，获得新的成就。学习是基础，而思考是在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独立思考，从而达到前人没有达到的更高境界。到目前为止，前人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然而，宇宙是无穷无尽的，人们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认识有待提高。因此，思考和学习永无止境。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曾说:“知即知，行即行”。知行合一就是知行合一。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基础，也是判断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王阳明“心外无物”的唯心主义是错误的，但“知行合一”仍然是正确的。应该承认，“知行合一”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学习知识，要从实际出发，最后用实践检验。自然科学是以实验室实验为基础的，而社会科学实验要复杂得多。叙事与写作的统一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孔子自称“说而不做”，墨子则主张说而行。在这个问题上，墨子是正确的。文化和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前人发现的真理必须继承。不知道前人取得了什么成就，也是一种盲目。学习也叫学习，“q”字意义重大。只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学习才能称为真正的学习。

如果我们能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就会创新。创新就是提出新的想法，做出新的发现。宇宙复杂而繁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无限的，所以新的现象经常出现。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是学术创新之路。创新是学术发展的关键。

以上三种方法是学习知识的基本方法。遵循这三种方法进行学术研究，才有可能取得成果；如果我们违反这三种方法，我们肯定不会取得结果。学习任何知识都必须遵循这三种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