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毛主席收到他的来信 立刻从稿费取出300寄出

智能化青年下乡:毛主席收到他的信后，立即从稿费中拿出300元，将以下书面材料送去，由边肖为大家收集整理。让我们快速看一下！

1968年12月21日晚，中国国家广播电台播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有必要到农村去，接受贫穷中农的再教育。”于是，知青下乡运动掀起了全国热潮。

知识青年下乡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一场引起强烈震动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渊源。这场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广阔的世界，伟大的成就”

知青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下乡。当时党和国家号召和鼓励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目的是解决城市青年学生就业问题，加强农业生产。

1955年9月，毛泽东“广阔的世界，伟大的成就”的最高指示标志着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始。1956年，近20万城市青年自愿或被动员加入垦荒队。

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央政府没有一个专门机构来统筹管理。当时城市知青下乡，基本上由地方安排组织。1962年，农垦部成立了安置办公室，随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

数据显示，“文化大革命”前，有196.9万城市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下乡。其中，知青人数达129.28万人，占下乡总人数的65.6%。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初，在返乡下乡的知青中，影响最大的是河北的邢延子、侯娟和江苏的董加耕。1964年12月26日，董加耕和邢雁子应邀参加了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小型生日宴会。他们的座位靠近毛的左右两侧。席间，毛泽东询问他们的教育水平，并多次给他们食物和建议。侯娟的发展也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他们是下乡知青中的幸运儿。

1969年，在河南蔚县神后人民公社，洛阳矿的知青们每天插队读《毛泽东思想》。

“知识青年下乡接受贫农的再教育”

“文化大革命”后，学校因闹革命停课，工人因夺权停产，高校不招生，工厂不生产。1966年、1967年、1968年，三位中学毕业生无路可走。“老三班”学生约1100万人，其中具有城市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约400万人。大量青年学生留在家中，游走于社会，既带来沉重的就业压力，也存在不稳定隐患。

1968年12月21日晚，中国国家广播电台播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有必要到农村去，接受贫穷中农的再教育。”随后几天，全国各大新闻媒体连续报道了全国各地踊跃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知识青年下乡的大量情况。知识青年下乡和文化大革命相结合，逐渐演变为知识青年“改造思想”、“再教育贫农中农”、“反对和防止修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从城市涌向农村，掀起了青年知识分子下乡的高潮。

文革中第一个要求下乡的红卫兵是北京的蔡立坚。

1966年，18岁的蔡立坚在长辛店铁路中学读大二。红卫兵串联的时候，她带着学校的长征队去了延安，途经山西榆次县的贫困山村杜家山。蔡立坚有许多山区，其中大部分尚未开发。农民过着艰苦的生活。她认为这是一个扮演知青角色的好地方，不知道她是否应该留在这里插队。直到长征队伍离开杜家山280多里，她毅然告别同学，独自回到杜家山，告诉村民，她要在杜家山扎根，和他们一起建设山区。经过一系列的手续，1968年3月，她正式成为这里的新成员。

1967年10月9日，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第二十二中学、第八中学、第十一中学的10名毕业生到内蒙古西武朱凤琴旗白音包里格公社插队。出发当天上午，他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前，在毛主席巨幅画像前宣读誓词。这是第一批去首都内蒙古大草原的红卫兵。1968年2月8日，北京市东城区中学红一代会55名红卫兵摘下臂章，来到天安门广场宣誓告别，成为第一批参与首都西双版纳建设的红卫兵。

首都红卫兵率先下乡，掀起了城市知识青年与工农结合的浪潮。这是一股无尽的洪流。其中，不仅有千千万万的大学生、中学生、高中生、初中生、高中生和社会青年，还有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大量的医疗、文教工作者、国家干部和一些受运动影响的“专政对象”，从一望无际的北大荒袁野到骄傲如孔雀的西双版纳， 从天山南北的戈壁绿洲到南疆岛的橡胶林场，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到世界屋脊上的西藏，知青无处不在

1973年，马未都来到京郊插队，被知青选为“司务长”。图为食堂外的马未都。

知青政策的调整不再是统一动员下乡

“文化大革命”期间，知青下乡运动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插队安置费标准太低，疾病没有医疗保障。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干部凭借权力走后门牵线搭桥，导致招录、招录、回城等不正之风。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强奸、迫害女知青。这些问题无处不在，却没有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

1973年4月初，在中南海游泳池里读了毛身边翻译的王海容的《人民来信》。当他读到这些悲伤的话时，毛泽东放声大哭。作者是福建省莆田县的一名小学教师李庆林。他在2000字的信中，陈述了农村知青的困境，揭露了一些地方干部利用职权为长期不在农村的孩子招兵买马、参军上大学的不正之风。作为知青的父母，他诉说着一个父亲的困惑和辛酸。信的最后，他哭着说:“毛主席，我知道您老人家很忙，处理不了我说的话。但是，在每天打不到电话的艰难困境中，我不得不大胆地给北京写一封信，冒昧地告诉你皇家的地位。它真的不应该来！”

毛泽东读了这封信，考虑了很久。直到4月25日，他才决定亲自给李庆林回信。信的原文是:“李庆林同志，给我寄300块钱，弥补一个没有饭吃的厨子。国内这种事情很多，要统筹解决。”后来，周恩来说，毛泽东把书面回信给了汪东兴，让他从稿费中拿出300元给他，和信一起直接寄到邮局。事实上，毛泽东早就听说了下乡运动的弊端，李庆林的信引起了他对知青的关注。

1973年4月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高级会议，研究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会议对知青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明确了城市中学毕业生中，患病、残疾不能参加劳动的独生子女，以及中国籍外国人的子女等。，不会被动员去农村。保护农村知青权益，要通过建设知青点、青年队、集体农林场等方式，改进插队方式；改善知青生活，保障知青享有征兵、入学、征兵、晋升等权益；纠正知青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坚决将伤害女知青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1973年8月4日，经毛泽东审阅，中央转发国务院《全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会议报告》。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有1402.66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此外，“文化大革命”后，260.04万人陆续下乡，共计1662.7万人。与1980年全国1.91亿城市人口相比，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几乎所有的城市家庭都与“知青”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1975年，在浙江，人民公社社员欢迎青年知识分子插队落户。古老的大门上贴着革命对联: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

“不下乡也行，下不去。”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后，中央下定决心要从根本上解决知青下乡问题。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立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的劳动力。现在去农村，这种方法不受普通人欢迎。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全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知识青年下乡工作面临重大转折。

农场知青上访、罢工、集体上访，特别是1979年初出现了强烈的“回城”风潮，震惊全国。

农家知青的“风波”始于云南西双版纳垦区。1978年10月下旬，景洪总场学校教师、上海下乡知青丁慧敏起草了《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反映了农场知青的困境，要求回城。然后，他北上北京请愿。云南垦区的风暴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1978年12月以来，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农村知识青年和边境地区青年回城集会和请愿活动。第二年年初，一股强劲的“返城风”形成。这股风很猛，涉及的领域很广，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越轨行为，比如:四处联系、散发传单、上访游行。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中央政府及时作出决策，采取了旗帜鲜明的态度。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细致工作，1979年3月中旬以后有所缓和，5、6月份大部分地区趋于平静。

20世纪70年代，知青濮存昕在种马班与“阿尔登”合影。

1980年，国务院知青办提出了《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明确宣布“不下乡也行，下不去”。也就是说，城市知识青年将不再被动员去农村。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信号，宣布下乡即将结束。

1981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效仿。至此，时隔20多年，城市知青已经走到了尽头。

下乡政策改变后，知青们陆续回城就业，但仍有很多遗留问题需要解决。问题之一是如何安排20万知青嫁给当地农民。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81年，大多数已婚知青都安排了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安置条件差异较大。根据对插队的4万多名已婚知青的调查，到1982年仍有3600多人没有得到安置。

此外，已经在外地工作的老知青子女回原城市读书入户的问题也相当突出。可以说，下乡政策不仅给知青一代烙上了历史的印记，也深深影响了他们的下一代。

农村知识青年经过艰苦的训练，已经成为一个不同于前人和后人的特殊群体。“知青”一词所包含的含义，可能只有经历过那些年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人们一直在不断探索和反思如何评价这场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运动，相信历史最终会得出一个公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