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 王力关锋戚本禹：“文革”三大干将的人生结局

这篇社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愤怒。8月初，毛泽东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后，在这篇社论旁边写道:“大毒草！”“把长城还给我！”显然，毛泽东不能容忍动摇人民军队。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小组的“四大文人”从左开始: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

摘自《党史》

王力、关锋、戚本禹曾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著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了谬误，理性最终战胜了狂热，而在“红色风暴”之后，他们的生命是如何结束的却鲜为人知。

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王力

进入中央文革前，王力以撰写一系列重要文章而闻名，其中包括参与撰写《九评》。中央文革成立时，关锋、戚本禹、姚在中央文革中的地位比王力低。所以，当时说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也不为过。

王力，原名王广彬，1921年8月生于江苏淮安县。14岁加入共青团，1939年3月由顾牧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任中共山东支部党刊《奋斗人生》主编。在此期间，他写了一部小说《阳光灿烂的日子》，以笔名“王力”开头。抗战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渤海区华东局土改工作负责人、党委书记，土改干部培训班主任。后来，他担任国际联络部副主任。

王力调至国际联络部后，特别是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被委派参加中共与苏共的谈判。他去过莫斯科十次，受到了中央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器重。王力不仅擅长实际工作，而且笔力硬朗，曾参与撰写过一些大文章。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出版《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王力参与了这篇文章的起草。1966年，毛泽东下定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并在政治局常委下重新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王力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进入中央文革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中尉。江、康是他眼中唯一的人，但他们远离、等人的思想和行动，根本无视、王等老干部的话语，这是他最终“翻船”的重要因素。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的著名的“七·二零事件”就是王立彤造成的一个大“漏洞”。当时，毛泽东已经对他非常不满了。然而，王力不知进退，向更多的中央部门伸手，造成了全国各条战线的“混乱”局面。

8月7日，周恩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认定王力是坏人。但周恩来知道，毛泽东赏识王力，知道江青、康生、陈伯达与王力的关系，知道中央文革在“文革”中的地位。同时，周恩来也不知道毛泽东对王力指使红卫兵冲击外交部的态度。因此，周恩来并不着急。8月22日，在王力的鼓动下，外交部造反派放火焚烧英国驻华代表处，这加强了周恩来对王力的了解。8月25日，周恩来单独与杨成武谈了话。在与杨成武谈话时，谈到了他对最近国内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特别谈到了王力8月7日与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到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理论中提出的“军队里拉一小撮人”的问题。他对杨成武说:“我们怎么能这样下去？”我担心连锁反应。现在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后来说，他已经认定王、关、齐是坏人。这些“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周恩来还把王力8月7日讲话的文字稿交给杨成武，请他拿给毛泽东看。

王力鼓动起义军攻打北京外交部，鼓动红卫兵放火焚烧英国驻华代表处，上海的毛泽东也知道。这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王丽的动机是可疑的。

8月25日上午，周恩来与杨成武会谈后，杨成武飞往上海，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意见，并向毛泽东出示了王力8月7日讲话的文字记录。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后，眉头紧锁。他让杨成武休息一下，说他会考虑一下，看看材料，有什么需要打电话给你。8月26日上午，毛泽东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去找杨成武，对他说:“你马上准备飞回北京，准备再来。”杨成武安排好飞机后，回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口茶，说:“我想过了，我说你记得。”杨成武准备好纸笔后，说:“王、关、齐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报告，逮捕他们，请总理处理。”毛泽东讲完后，拿着杨成武的笔录说:“这样，你回去叫丞相马上做。”当杨成武走出客厅时，毛泽东把他叫了回来，说:“你能考虑一下吗？暂时不动，叫他做个检讨，争取一个？”这是照顾关公、齐王的重要决定。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飞抵北京。当天到达北京后，他立即赶到钓鱼台，将毛泽东的决定单独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听后说:没时间耽误会议了。当时认为王、关、齐还是中央文革成员，逮捕他们不是小事。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先为陈伯达而战，将姜、康、陈三人合而为一，这样对付王、关、齐就比较顺利了。

把这些事情做好之后，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他，中央要开一个小型会议，中央文革的所有成员都要参加。然后，让秘书安排中央警卫局的十几名警卫在会场外面等候，准备执行带走王和关的任务。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

26日晚，中央小会议在钓鱼台准时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参加了会见。虽然不久前在《红旗》杂志上批评“抓一小撮人在部队”，但王、关、齐并没有感到太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把责任推到林杰身上，他们觉得没有问题，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们仍然怂恿叛军制造动乱，没有表现出收敛的迹象。他们不知道这一天是他们政治生命的终结。

会议开始时，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重要决定。然后周恩来按照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一字不差地读了一遍。后来周恩来一字一句宣布隔离王力、关锋，要求“请假审查”，戚本禹被停职写检查。“请假审查”是周恩来考虑后发明的一个词。考虑了这种关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王、关、齐的特殊地位。用这个词代替“隔离审查”或“拘留”更合适。听了的话，王、关、齐的脸色都变了。江青和康生的脸色也大变，他们都无语了好半天。然而，自从周恩来宣布了毛泽东的指示后，没有人敢反对。这时，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士兵走进房间，把王力和关锋带到他们“请假审查”的地方。

王力被请假审查后，首先被软禁在钓鱼台2号楼。生活条件还是很好的。在那里，每天都有专门的人为他清洗，医生定期检查他的身体。他没有劳动任务，只有“写检讨”的任务，所以在2号楼过着悠闲的生活。令他懊恼的是，他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与外界通话和交流。

1967年10月16日，中央派陈伯达、张春桥去找王力谈话。除了要求他继续“加深了解”、“继续写检讨”之外，他还告诉他，中央决定把他交给北京警备区。同一天，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的一栋别墅，在那里他继续被软禁。在西山的这座别墅里，王丽的生活条件没有改变。他也被允许带一些书去那里阅读，但他也不被允许与外界接触。

1968年1月26日，春节前夕，根据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在那里不准看报看书。他的房间只是两张木凳上的一块木板，他吃得很糟糕。有一点就是他和别人不一样。毛泽东说:“王力不准提审。”因此，他在秦城期间，没有被提审，也没有被判任何罪名。但是他的党员身份被开除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重新审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案件，也审理了王力的问题。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释放。刚出来的时候被安排住在北京万寿路部长楼。但住了一段时间后，他感到不满意:门口有人站岗。于是王丽提议搬家。1984年，组织把他安排在一个安静的居民区，给他两栋宽敞的房子。王丽和妻子以及一个保姆住在一起。每个月，组织也给他足够的生活费。通常，王莉喜欢阅读和写一篇小文章。

从1982年开始，王莉一直以普通公民的身份生活。他经常出现在北京的一些书店。一些研究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来拜访他，他总是客观地介绍情况。他的口才还是很好的，头脑清晰，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引用了王力口述的许多史料。

1996年5月，王丽感觉身体不适。体检后，他发现自己得了胰腺癌，已经扩散了。虽然他接受了许多医生的治疗，但他没有保住性命。1996年10月21日，王莉在北京肿瘤医院去世，享年75岁。

红卫兵口中的“中央首长”关锋

关峰，原名周玉凤，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东省与河北省交界的庆云县。1933年，14岁的关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年仅19岁的关锋出任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因为需要做党的地下工作，20岁时改名为关锋。从那以后，“关风”一直沿用到现在。

1944年，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得到发展和扩大。后方建设急需一批高学历、有能力的干部做好各项工作。那一年，关锋调任中共山东支部渤海教育科长。直到解放战争，他一直在我党山东根据地做教育工作者。

1955年，中共中央党校在山东建立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关锋任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当时，关锋能够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第四分校副校长，他的地位和地位非常重要。更难得的是，中共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一职，为关锋进一步崭露头角提供了平台。当时，关锋擅长写作和发表文章。他的文笔活泼，既符合中央政策，又有深厚的文笔。这些文章引起了北京一些理论家和“笔杆子”的注意。1956年，关锋被借调到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设立的一个高层次的研究、咨询和参谋机构，是中央许多“笔”的聚集地。比如陈伯达、艾思奇、胡生、田家英等人，都在那里工作过。关锋能被借调到这么重要的机构工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说明中央政府吸引了关锋，这也预示着关锋未来事业的“光明”。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关锋成了“左派新秀”。关锋很快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和重用。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社，编辑《思想理论动态》供毛泽东参考，后来又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他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当毛泽东计划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关锋作为《中共中央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泽东。

1966年，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决定成立一个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专门组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成为“中央首长”。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这样称呼他，他的讲话也被称为“中央首长指示”。

早在1967年1月10日，受林彪之命主持《解放军报》的关锋，在起草《解放军报》宣传要点时，就提出了“拉一把在部队”的口号。经查，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提出“抓一小撮人在部队”口号的文件。可以说，关锋是“军中拉一小撮人”口号的发明者之一。关锋起草《宣传要点》后，提交给江青。江青指示:“同意。”江青调任林彪，林彪在这份文件中表示赞同:“我完全同意。”就这样，“揪一小撮军中人”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提出来了。这个口号引起了很大的混乱。此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纷纷高喊“拉一小撮在军队里”的口号，直接冲击了毛泽东动用解放军“支援左派”稳定全国局势的部署。成为引发武汉“7·20”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七·二零”事变后，到了上海的毛泽东重新分析了文革的形势。在分析中，他对“左”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并开始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表现出不满。然而，关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继续按照自己对“在军队里抓一小撮人”的理解行事。7月，关锋主持起草《八一社论》，他带来的具体作家是林杰。8月1日，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40周年》的社论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北京高校的造反派从北到南串联起来，联合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拉一小撮在军中”，全国各地的造反派试图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刚刚过了解放军“左”的关，显示出稳定迹象的局面，又乱了。

这篇社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愤怒。8月初，毛泽东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后，在这篇社论旁边写道:“大毒草！”“把长城还给我！”显然，毛泽东不能容忍动摇人民军队。毛泽东的指示，很快就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引起了这帮“左”倾官员的一阵恐慌。原来，在起草新华社通讯时，指示写“拉一小撮人入伍”的康生否认自己说过这句话，而署名并批准这篇“八一社论”的陈伯达，迅速将责任推到了下层。作家林杰当然是难逃一死，而关锋作为主持起草这篇社论的人，也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

如果我推不掉呢？迅速“转身”。这时，中央文革小组也在“转”。关峰和江青一起转身。然而，关锋与众不同。毕竟是他早些时候提出了“拉一小撮人上部队”的口号，他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个时候，改变已经来不及了。把目光投向了王、关、齐三人。

我看“王、关、齐”都是坏人，首先提出要解决“王、关、齐”的问题。

但是，关锋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是更早地提出“拉一小撮人上部队”的口号，主持起草了以“拉一小撮人上部队”为内容的“八一社论”。但就是这个事件毁了他的政治生活。

加强对“王、关、齐”的认识后，找到杨成武谈话。之后，发生了上述事情:在“王、关、齐”问题上作出指示，开会宣布的指示，关锋、王力一起“请假审查”。

关锋“请假审查”后，先被羁押在钓鱼台2号楼。那里的条件很好，他和王丽原来的生活条件没有改变。1967年10月，关锋、王力被押解到北京西山，分别软禁在两栋别墅里，由北京卫戍部队看管。在西山，生活依旧平静。1968年1月，根据中央决定，关锋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不久，关锋的党员身份被开除。

1982年1月，关锋被释放。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情况，中央决定免予起诉关锋，保持原开除党籍决定不变。

被释放后，关峰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社的宿舍里，和妻儿生活在一起。既然关锋还有公民身份，他就有写作、发表文章、写作品的权利。因此，关锋在晚年拿起笔，开始写他一生热爱的东西。

已经步入老年的关峰，每天读书写字，看起来和年轻时一样勤奋。他以“古蒂”为笔名，先后出版了三部关于老子的学术专著，还发表了多篇论文。在接受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采访时，他说自己“对着窗户装聋作哑，全身心投入当书虫！”他的书房和卧室堆满了书，包括各种各样的书。在关峰的书桌上，有一叠字迹工整清晰的手稿。除了睡觉，运动，锻炼，他被锁在家里学习和写作。几年来，他撰写出版了三四百万字的学术著作。

他不愿回顾“文化大革命”的过去。他公开表示，他奉行“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四不”，即“不看、不要、不说话、不写”。他还礼貌地拒绝了那些想拜访他的人。即使和熟悉的人在一起，他也避免谈论“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合称“王、关、戚”。虽然戚本禹在他们三人中地位最低，资历最浅，但却是最活跃的一个。曾受毛泽东信任，掌握中央重要权力，文革时被称为“齐大帅”。

戚本禹祖籍山东省威海市，但在上海长大。当时党在上海各中学建立了许多地下组织，戚本禹的学校也有党。这给了戚本禹一个接近党的地下组织的机会。后来，戚本禹成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一员，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成为当时积极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之一。1949年，戚本禹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由于戚本禹年轻有文化，入党后不久就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50年代初，中央派他到中央团校学习。无论是在中南海工作期间，还是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戚本禹的表现都非常出色。他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受到了表扬。他平时爱写文章，文笔很好。他的文章模仿毛泽东的笔法，带点鲁迅的风格。因此，他在中南海工作时，受到中央政府一些“学者”的注意。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的自述》的文章，发表在1963年第四期《历史研究》上。在这篇文章中，戚本禹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观点。他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描述成太平天国的“叛徒”，用当时“左”的政治观点对历史问题进行臆断，给了李秀成很多政治帽子。

这篇文章的发表令人惊叹，立即在文坛上激起千层浪，引起巨大反响。1963年冬至1964年初，史学界对戚本禹文章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起初有很多文章否定戚本禹。戚本禹受到了史学家的广泛批评，在社会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让戚本禹非常尴尬。就在这时，江青把自己的文章给了毛泽东。看完之后，毛泽东表示支持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认可了否定李秀成的四个字:“黑白分明，铁证如山。在晚上的节日里不忠是不够的。”毛泽东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毛泽东对李秀成的否定，很快在史学界传开。历史圈风向突然转向，有一种声音否定了李秀成，认同了戚本禹的观点。戚本禹乘势写下《如何看待李秀成的投降造反？文章”。

现在，戚本禹真的出名了。在毛泽东眼里，在一些理论家和中央大“笔杆子”眼里，戚本禹不再是一个只会做一些具体事情的干部，而是一个有理论水平、对历史问题有研究的理论家和“笔杆子”。就连毛泽东的大秘书陈伯达和自称“理论家”的康生也对他肃然起敬。

不久，戚本禹升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其班组长是中共中央的理论骨干，名气大，有地位。毛泽东非常喜欢研究历史，特别重视历史组。戚本禹成为历史组组长，在当时是非同寻常的。这预示着戚本禹未来会很繁荣。

1965年，毛泽东出于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的良好愿望，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但始终没有找到突破口。这时，江青去上海找张春桥和姚，并在暗中酝酿后，写下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965年11月10日，这篇由姚署名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这篇文章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这篇文章发表后，北京等地对这篇文章没有正面回应，这让毛泽东极为不满。此时，政治敏感、真正感受到毛泽东思想脉搏的戚本禹，赶紧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研究历史》的文章，发表在1965年《红旗》杂志第12期上。本文针对著名历史学家简伯赞，对他的历史观进行了批判。这篇文章和姚的文章一起，起到了南北合作的作用。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致电陈伯达、胡生、艾思奇、田家英、关锋在杭谈话，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读了三遍。缺点是没有名字。”接着，谈到了姚的文章，说:“姚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历史、哲学都有很大的震撼，但缺点是没有抓住重点。“海瑞辞退”的关键问题是‘辞退’。”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了吴晗和简伯赞。他说:“什么武汉，剑伯赞，越来越差了。”毛泽东的言论肯定了姚文远、戚本禹的文章，支持他们批评吴晗、翦伯赞。政治态度非常明显。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召开。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负责人76人出席会议。齐本禹作为《中共中央通知》起草人之一，与江青、张春桥、关锋等共同出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田家英实际上已经被解雇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成为掌管中央机密的重要人物，他还是毛泽东和江青的秘书。因此，戚本禹成为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之一。全世界的党政干部都知道，今后向毛泽东汇报、反映意见都会经过戚本禹，所以大家都主动接近戚本禹。戚本禹的“少年得志”，大摇大摆，天天大摇大摆，很有尊严地来参加会议，对那些地方官毫不理会。就连当时欣赏他的江青也说:“戚本禹的眼睛长在额头上，往上看。”

虽然毛泽东没有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的。在这次会议上，戚本禹被毛泽东选中，列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

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员，是戚本禹人生的重要一步。

但好景不长。面对全国动荡的局势，毛泽东从1967年3月开始重新评估“文化大革命”中的国家形势，决定利用解放军采取“左”的手段来稳定混乱的局势。然而，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反其道而行之，最终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零事变。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扮演了深度冲锋的角色。尤其是戚本禹，不仅是这些事件的始作俑者和积极鼓动者，更是冲击中南海的直接指挥者。

这一系列事件也使毛泽东、周恩来对中央文革小组产生了关注，认定中央文革小组中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峰，戚本禹。最早提出解决“王、关、齐”问题的方案。

早在戚本禹鼓动红卫兵围攻中南海，鼓动中南海造反派与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斗争，打朱德住处的时候，周恩来就已经意识到王力、关锋、戚本禹不是好人。找到杨成武谈话，提出解决“王、关、齐”问题。杨成武当天飞往上海，在上海向毛泽东报到。杨成武当天飞抵上海后，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意见。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解决“王、关、齐”问题。

然而，当下定决心要解决“王、关、齐”的问题时，他觉得不应该先逮捕戚本禹，还要看一看，为他而战。根据毛泽东对戚本禹“不抓先看争取”思想的决定，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指示时，只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留审”，并没有动戚本禹，还让他发言。

然而，戚本禹并没有屈服于政治生命的终结。他知道毛泽东对他很仁慈，他很幸运地认为毛泽东过去很感激他，并将继续对他仁慈，对他宽容一些。于是，他开始猛烈地批判王力和关锋。他为了自保，直接写了揭露和批判王力、关锋的毛泽东材料。但“文化大革命”初期制造事端的责任更大的陈伯达、康生、江青，为了逃避责任，把所有问题都推到了王力、关锋、戚本禹身上，戚本禹也不被允许单独逃跑。戚本禹明白陈伯达、康生、江青的意图后，觉得自己的处境很危险。唯一的办法是向毛泽东求助。

1967年9月4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首先批评了王力和关锋，在信中还做了自我批评，说:他们的一些问题我察觉不到，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和我有关。我发自内心地愿意改造自己，永远做一名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战士。看完这封信，毛泽东写了一条评论:“看完之后，我要让戚本禹同志退休。犯一些错误是有益的，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准备好了就通知关同志和王二。”

毛泽东的批示没有肯定戚本禹的检讨，只是淡淡地写了一些鼓励的话。可见，毛泽东并不认同戚本禹的信。更不利于戚本禹的是，过去给戚本禹“三分”的陈伯达，也会处罚他。1967年12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召集几个人谈话，说了这样一句话:“在《红旗》杂志上，除了我，在揭露王力、关锋问题的时候，所有人都可以揭发！”陈伯达的这番话是在不仅红卫兵打戚本禹，而且《红旗》杂志的造反派和中央文革人员也打戚本禹的时候说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毛泽东同意，戚本禹也于1968年1月14日被中央宣布“请假审查”。此时，距离王莉和关峰“请假复查”还不到5个月。

虽然后来戚本禹被请假审查，但他没有王力、关锋那么幸运。戚本禹和林杰一起，在请假审查后，被直接送到了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木床和一套被褥。我吃的食物也不是很好。在监狱里，他不被允许与外界有任何接触。后来，他慢慢被允许读一些书和报纸。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文化大革命”不断产生新的矛盾和斗争，人们几乎忘记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风云人物戚本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党中央决定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进行重审后，人们记住了“王、关、齐”。再审后，王力、关锋被开除党籍，但中央决定免予起诉；中央不仅开除了戚本禹的党籍，还决定向法院起诉。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宣传煽动反革命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斗殴罪、砸抢罪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戚本禹的刑期从1968年初到1986年初正好是18年。1986年初，戚本禹出狱。释放后，戚本禹被分配做一些工作。他的办公室在一栋非常古老的西式建筑里。在那里，他每天关着门在书桌前写作。他的桌子上有许多手稿和空白文件。在办公室采访戚本禹的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说，1988年采访戚本禹时，戚本禹像“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漫不经心。接受采访时，他很平静，头发是黑色的。戚本禹能说会道，思维敏锐，喜欢时不时的提问，看得出他见多识广。他阅读各种书籍和报纸，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当他看到他们时，他总是仔细看。但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研究明史上。戚本禹也说:我不相信关峰“听不到窗外的事”，所以我做不到。

戚本禹说的这句话，意味深长。

现在，戚本禹在上海一家公司担任高级职务。据见过他的人说，他精神很好，和以前一样，与人打交道，仍然有一种“齐王”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