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将军 爱国将领张治中的最后岁月：对文革很不理解

20世纪40年代，张治中和岳母赵泰夫人在重庆合影

正文简介:

“和平将军”张治中

精神负荷

“从‘元旦’开始”

文化大革命中的变化

口述/张素禾整理/周海滨

我今年96岁，1915年4月出生，安徽省潮县洪家屯人。第六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爱国将领张治中的长女。1935年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后，赴英国西南大学学习，1937年8月回国，任洪家畲黄璐小学校长。1940年与周家斌结婚，在Xi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担任外语教师。1951年在北京外国语学校教英语，1953年后在外贸学院任教。

曾任CPPCC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九届CPPCC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

我的父亲，被称为“和平将军”的张治中，离开我们已经42年了，如果活在世上，他已经121岁了。作为唯一一位从未与共产党打过仗，敢于多次直接进谏毛泽东、蒋介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他的父亲经历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国共往事。

他的父亲一生与国民党和蒋家关系密切。他是蒋介石的八大亲信之一，两人交往甚深。他的父亲长期处于国民党最高决策层。然而，尽管他跟随蒋介石20年，他的父亲从未参加过反共内战，但以其独特的身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有着深厚的友谊。毛泽东说“他是三来延安的好朋友”，“一个真正想要和平的人”。

留在北平

1949年4月1日上午，以父亲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20多人乘坐“空中国旅行宫”飞机从南京飞往北平。在机场，父亲发现，中共和谈首席代表周恩来没有来接他，只有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彦明，北平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

我父亲看到这一幕感到困惑。武曲记得他父亲对他说:“CCP似乎对我们的诚意有所怀疑。”

我父亲一行走进北京的六国饭店，抬头看到一个大大的标语:“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

当晚，周恩来叔叔在六国饭店为代表团全体成员举办了宴会。宴会结束后，周伯伯和林与他们的父亲和交谈。周伯伯在来北平谈判之前，首先质疑父亲不应该去溪口拜访蒋介石。他认为这是为了巩固蒋介石的地位，证明蒋介石仍然有控制代表团的权力。他还说“这种蒋介石授意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之后，周伯伯提了两次，他爸爸解释了一下。双方仍有争议，直到谈判结束，CCP才理解这一点。

4月2日至7日，双方代表就“八项条件”有关的各种问题交换了意见，主要议题是“战犯”和“渡江”。李宗仁的意图是“隔江而治”，想守住长江以南的一半；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表示，“无论多么和平，都要过河”。这让李宗仁的“分河执政”成了泡沫。为此，双方原定于4月5日举行的正式和谈不得不推迟。

4月8日，在周恩来的陪同下，父亲去双清山庄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出去迎接他。他热情地握着父亲的手说:“谢谢您，1945年您在重庆的热情接待，全家人都感动了，给了我们贵园，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和欢送会！别来了。你的健康和家庭怎么样？”

从4月13日开始，双方进入正式谈判阶段。经过双方多次协商，最终形成了《国内和平协定》的8条24款。

十六日，父亲派黄、、将文书带回南京，劝李宗仁、收下。20日深夜，父亲得知南京拒绝接受，要求签订临时停战协定。代表团立即将回复信息抄送给中国共产党，请他们重新考虑。这是21日上午9点。很快，北平的街道上就挤满了“号外！不要了！”话音未落，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已经命令解放军进入江南。

国共和谈虽然有很多波折，但也有收获。父亲在北平与中国共产党代表进行了20多天的密切协商，最终形成了《国内和平协定》的8条24款。我父亲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的40多条修改意见，占修改意见的大多数。也有人说，要真诚承认错误，勇敢承认失败；如果我们能理解“战败后求和平”和“为大众服务”的原则，我们只能欣然接受。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份国内和平协议最终被南京政府拒绝。

这时，李宗仁、何敦促国民党代表团迅速返回南京，23日派飞机到北平，24日返回南京。父亲原计划24日回南京。

当天，周伯伯去看望父亲，说渡河准备工作已经完成。随着局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他还说，代表团回来后，国民党特务会对他们不利，甚至诚恳地说:“我们在Xi事变时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了，今天不能对不起你！”父亲被周伯伯的诚意感动了。让父亲留在北京有两层意思。第一，“你回去一定是处境不好”。周伯伯说，无论代表团返回上海还是广州，国民党特务都会对你不利；第二，要继续谈判，认为解放军一旦过了长江，还是有可能签协议的。

然而，父亲的内心却陷入了极度的苦恼和矛盾:“如果你不回去，你就是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如果和平破裂，你应该回去，回到生活；回去吧，CCP的挽留是真诚的，是善意的，一旦解放军过了长江，协议还是有可能签的。”看到未来可能有一线希望，父亲决定留在北平。

4月23日，从上海起飞迎接和谈代表的专机飞抵北平空要求降落。周伯伯指示机场指挥所回复:“简易机场正在修复，无法停止。过两天再来。”飞机在北平空上空盘旋了几圈后返回。

然后，通过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联系，我妈带着二哥一纯，还有五个妹妹等了很久，从上海坐飞机去北平接北方的代表团。

精神负荷

在北平待一段时间，是父亲难得的闲暇时间，他自己也说，已经30年没有这样的休息了。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听北平的鼓声和四大京剧名曲。

父亲留下后，也背负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他思想的症结是:“就拿我和蒋介石的关系来说，他是国民党的主席，我是国民党的干部，而在老百姓眼里，我还是他的亲信。干部，重要干部；他在反共、打主战的时候，我一直主张加入共产党，主张和平。4月1日以后，我去了共产党，再也没有回去过。这不是干部背叛领导吗？”

从4月到6月，这三个月是他最郁闷的时期。“我是国民党的一员，但现在我站在共产党一边。人们会说我“投机”吗？这个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很久，我也没有想出答案。”“我是来参加和谈的，而且是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既然和谈破裂了，你为什么不回去？你在北平做什么？这是怎么回事？”

我父亲曾经判断如果他回到南京他的命运。一些朋友说服张治中，国民党特务和反动派会伤害他们。张治中说:“我个人不在乎这个……”

直到有事情发生。

国民党对南京政府代表团全部留在北平非常愤怒。1949年6月15日，广州中央社发来“张治中被扣押在平详情”电报，后来又发来两份电报，攻击其父，称其父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中国共产党策动，从北平下落不明。为了澄清事实，我父亲不得不在6月26日发表一份关于当前局势的声明，以表明他的政治立场。《宣言》说

我已经在北平住了80天了。从我的所见所闻中，我感到一种新的变化和新的趋势正在无处不在地出现，这象征着我们民族的未来已经展现出新的希望。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凭借20多年的奋斗经验，赢得了为人民服务、建设国家的要领，有着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有着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稳扎稳打的作风。

我父亲终于想通了。他经历了最痛苦的思想斗争。用他的话说，就是“把理论上的国民党——国民党主义及其应有的本质——同长期被反动派窃取的国民党的现实区别开来，然后想通了。”

父亲问自己，国民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其实已经退化成什么样的党了？他梦想的国民党的灵魂在哪里？他追求“恢复革命精神，实行民主政策”，就是要把国民党从错误的道路上转回来，但是没有用。

“元旦”

此后，毛主席多次与父亲谈话，希望他参加CPPCC和政府的工作。在筹备新政协的时候，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当着朱德等中央领导的面指着他父亲说:“他是三来延安的好朋友。我想请他在人民政府任职。你怎么想呢?”不等别人回答，父亲摇摇头说:“我们过去对现阶段的政权负责。现在它已经失败，成为过去。我也应该成为过去。”毛主席笑着说:“过去的阶段，等于你声明之日起的‘除夕’，将来也要从‘元旦’开始。"

周伯伯还对我爸说:“你还是封建道德！”“为什么你只对一些人抱有幻想，却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为什么不考虑革命事业？”当我父亲谈到思想的转变时，他经常把这两个词记在心里。

1949年9月，CPPCC会议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著名人士和民主党派讨论了建国大业。父亲在世时经常说，他在新中国的后半辈子，特别是建国初期，是他最愉快的时光。我父亲加入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全国政协常委，后来又加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国务院和国防委员会。每次见面，父亲总是说得多，不说得少，真正达到了“什么都说，什么都说”的目的。

1949年6月，毛主席邀请各行各业的人来讨论国家，他的父亲也被邀请参加。毛主席综合了大家的意见，提出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作为国名。在座很多人都同意，但我父亲不同意，他说:“‘共和国’这个词本身就包含‘民主’的意思，那为什么还要重复呢？不如干脆叫它‘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于是我国被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9月8日，毛主席约见父亲，告诉他解放军决定分兰州、青海两路进军新疆。他希望父亲给新疆的军政领导人发个电报，叫他们起来。他还说，他从新疆学到的东西，只要他爸爸去通电，他们肯定会去做。父亲说:“我很早以前就有这个意向，但我和新疆的交流早就中断了。我不知道怎么联系他？”毛主席告诉他:“我们在伊宁设了一个电台，你的电报可以从伊宁邓立群转到迪化。”父亲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立即发电报给中国共产党在伊宁的负责人邓立群同志，请他转告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回到人民民主政府。

我父亲在新疆工作多年，对那里的情况非常了解。经过反复思考，他向毛泽东提交了和平解放新疆的意见，希望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贡献。

9月10日，父亲打电话给新疆警备区司令员陶峙岳和省主席包尔汉。第二天，我就起义的具体问题分别致电陶峙岳。9月21日，毛主席又一次给父亲写了一封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信。父亲收到信的第二天，又把陶、鲍叫来，叫他们立即和彭联系，宣布起义的消息，并请陶峙岳在河西命令、黄祖训接受陶的命令，并联系前线将领，表示诚意，不要犹豫。9月25日，陶峙岳通电起义，9月26日，包尔汉也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记得1955年国庆节，举行了一个仪式，父亲和陶峙岳将军都光荣地获得了一级解放勋章。

精神解放

1949年到达北平后，我们家遇到了一些经济困难。我父亲曾经向易春和张立军向左毅先生家借钱。我们到了那里，傅先生问借多少，他们说借250元。傅先生立即要了500银元。

周恩来很快就知道了。一周后，他发了一封信。信的开头，我道了歉，然后写道:“我不知道你经济这么困难，现在我留出6000元给你用。”

后来毛主席从马鞍山到南京视察。下火车时，他笑着问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蒋:“柏文先生给你的3000元钱还了吗？”

江卫青笑着说:“还没有。”毛泽东说:“别忘了还！”原来，蒋在湖南打游击时，经费十分困难，便向父亲借钱供养。

1951年根治淮河工程开始时，中共中央任命其父为治淮中央督查组组长，前往施工现场视察慰问。离开前，我父亲生病了。毛泽东得知父亲生病后，5月5日，他从江青那里写信回家表示哀悼，并对父亲的病情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1952年夏天，当他的父亲从Xi去北京时，毛泽东回到家，聊了两个小时。父亲说:毛主席，我们国家这么大，人这么多。对我们来说，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和做生意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应该和其他国家做生意。

毛泽东站起来说:东风压倒西风，我们要争论一百年。

1958年5月，反右斗争告一段落，父亲写了一本《自审书》，总结了建国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功过得失和是非对错，送到毛泽东审阅，并附上1949年冬写的《六十岁总结》。22日，毛泽东回复:

柏文先生:

5月3日的信已经收到了。直到今天还完好无损，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六十年总结》，感觉很开心。我的幸福不在你的世界观里。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快乐在于作品的氛围，在于让人们看到作者的一些新观点，在于你愿意前进。我猜，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你吃过苦头，一个老人遇到了这么大的风波。这种心情。我理解。找时间聊聊天。这年头不可能了。

祝你好运！向你的妻子和孩子问好！

毛泽东

5月22日早上7点，

后来，父亲问毛主席:“你说我们的世界观很遥远，是什么意思？”

毛主席说:“你在《六十岁总结》里说，你的阶级斗争概念很模糊，但是今年写的《自考书》里为什么没有提到呢？你还没搞清楚阶级斗争吧？”

1958年9月10日至29日，父亲陪同毛泽东考察鄂、皖、宁、沪、杭等地。一路上，他写了一篇四万多字的日记。今年，我父亲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和友谊应该是最好的时期。毛泽东邀请他的父亲参加这次视察，他珍惜这次机会。将详细记录日常检查和与毛泽东的谈话。回来后，父亲写了《人民爱戴毛主席——与毛主席视察札记》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详细记述了各地人民对毛主席真挚热烈的爱，以及毛主席对群众的爱和对群众生活的关心。

我父亲曾回忆说，毛主席在这次视察中谈到了他父亲的世界观。他指着父亲，笑着对罗瑞卿部长等人说:“我曾经说过，他的世界观问题没有解决，但他说已经解决了。他说自1949年以来，他一直很快乐和满足。我不相信，所以我从来没有快乐和满足过。1955年去了几个省，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了户口的一半，有点高兴；然而1956年，刮起了一股不好的风，说是咄咄逼人，我不高兴赶紧退一步。直到今年，我看到了全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我真的感到有点高兴。”

文化大革命中的变化

在“反右”斗争中，父亲对运动不了解，发表了不同意见，对党内党外问题发表了长篇大论，直言不讳。同时，他对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央的反右运动也有一些看法，态度是否定的。我父亲的言行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国民党大院一夜之间贴满了邵力子和他父亲的海报。毛泽东和周伯伯知道后，保护了他们的父亲。毛泽东批评一些人“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

1966年初夏，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天翻地覆。学生不上课，到处都是学生乘坐的火车车厢...毛主席在天安门门多次接见红卫兵。

当时我家就住在父母家隔壁，就隔着一堵墙。

每年6月到7月，我父母都去北戴河过暑假。我有一个暑假，因为我在学校教书，我几乎每年都去那里两三个星期。但那年我还没走，红卫兵就来了。第一批几十个人，以十一学校为代表，一天晚上按了我的门铃，声称要来这里破“四旧”。我的家是一栋旧建筑。大儿子碰巧在家，马上打开了门。他们冲进来，在楼上楼下跑来跑去。说实话，我家里只有几个沙发、桌椅，衣柜里还有一些衣服和首饰。他们翻箱倒柜，然后把它们塞回去，搬到一楼，堆在一起。我让他们贴上封条，里面有我的英文打字机和一台飞利浦收音机。

过了几天，又来了一批红卫兵，决心把最后一批红卫兵封的东西拿走。一位老工人为他们推了一辆手推车。他不耐烦地摇摇头。我天真地恳求他们不要拿走我的教学设备——打字机和每天听新闻的收音机。他们激烈地对我说:“谁要你教！”当晚给北戴河的父母打了电话，父亲决定第二天回北京。

第二天，父亲回到家，站在院子的台阶上，红卫兵进了大门。

红卫兵指着他们的父亲问:“你是谁？”

父亲很生气:“你要问我是谁，可以问毛主席。”

红卫兵打碎了一个花瓶。他拿着父亲的剑，问为什么不挂毛主席像和语录。他出门的时候，拿了一把切西瓜的刀作为武器，带走了。红卫兵走后，父亲对家人和机要秘书余占邦说:“这将是未来几年的一个大笑话。”

为了不惹事，父亲要求人们买回毛主席的画像和语录。于书记无意中在父亲座位对面贴了一张照片，“革命不是应酬，不是大惊小怪，不是绘画刺绣，不是那么优雅，那么从容，那么温柔，那么谦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父亲看起来很不高兴，问于书记在哪里说话。于书记说是《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上的。

父亲问他:“你觉得怎么样？”

于书记回答了调查报告的时间、地点和对象。

父亲听着，什么也没说。

一天后，我父亲家里的警卫都换上了红卫兵的臂章。我父亲受到周叔叔的照顾和保护。

那是红卫兵听说我老公周家斌有摩托车，平时骑着去上班的时候。其实贾斌已经把摩托车给了他的单位水利部，不过这次红卫兵会在我家找。这么大的车能藏在哪里？我家地下室和上层之间有一个小文件。红卫兵惩罚我手里拿着鞭子爬进来。它在哪里？这不是没有常识吗？他们都是高中生！我必须服从，否则我会挨鞭子。几天后，麻烦又来了。一群红卫兵想住在我家楼下，只好回答。以后更难了。太吵了。他们听不见外面有人敲门。我们得下楼去开门。我受不了上升的烟味...一对老朋友夫妇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沮丧。他家有房子住。我家因为他们的热情好客搬到了水堆子。我们和平相处了几天。

红卫兵多次来抄他们的家。红卫兵离开后，《纪念父亲张治中将军》中近400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被含泪从地上一张一张地捡起来。

突然有一天我和佳彬出门回家，邻居对我说:“你家来了一个客人。”我在单位门口看到一辆大吉普车。三楼大门紧闭，敲门的保姆打开，原来水利部要复印文件。几天后，水利部来把贾斌带到水利部，说这是一次孤立的审查。在此期间，他不时给我写信，让我寄零花钱，换衣服，肥皂和牙膏。当时我弟弟易春也在水利部工作。有一个大雪天，很多人在部门门前卸煤，包括他的姐夫。后来才知道，贾斌赤膊上阵，只穿了一件棉背心。他从车上卸下煤，汗流浃背。

1969年，父亲病危，母亲找国务院有关部门谈话:“我大儿子远在台湾省，和大儿子一样。你能让周家斌回家看看他的岳父吗？”如果还有问题，让他回去，可以吗？”贾斌终于回家了。

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周伯伯站出来保护父亲。周总理派解放军接管，红卫兵进不去。听说周伯伯还多次在红卫兵集会上宣传父亲的功绩。他说:“张治中是我们党的好朋友。他曾经去过延安三次。重庆谈判期间，我亲自接毛主席，为确保毛主席安全出力。"

1966年，周伯伯把父亲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改名为林友文。他拒绝让我们的家人走或打电话。借此机会同时保护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多老干部靠边站，他们的父亲想不通。陈毅同志亲自来劝他说:“这是群众运动，没关系。”没过多久，老干部一个个被打倒。

1966年国庆节，我父亲在天安门门遇见了毛泽东。毛泽东问:“红卫兵去你家了吗？”。我父亲回答说:“是的。”。毛泽东很惊讶:“你没有掌权，更不用说在党内掌权了。他们在你家干什么？”

父亲听了，还是很高兴，不是要打倒所有的人，而是要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父亲回家后，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毛主席的话。

表哥张素德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回忆起文革时父亲和她的一次谈话:父亲看到素德从南京来北京，非常高兴，询问了外面的情况，素德如实告诉了她。父亲听了又听，脸色越来越差，眉头深皱。他对打破“四旧”却实打实砸抢整个人的情况感到震惊。他摇摇头说:“几年后，这将是一个大笑话。”我爸问苏德外面有什么大字海报。当他听说有《打倒刘少奇》《打倒朱德陈毅》等大字海报时，他说:“他们都得到了开国功臣的首肯！”我还问苏德:“我的孩子告诉我，如果我不积极参加，就不能当无产阶级革命家？”苏德说:“是的，但是我们反对打砸抢。我们要经常讲政策，按良心办事！父亲点头笑着说:“不对就不对。实事求是。"

情况越来越糟。大量父亲熟悉的开国功臣被推倒，关进“牛棚”，被拖出去当众游行，甚至被逼死。一些民主党派也受到冲击，我父亲感觉很沉重。从那以后，父亲沉默了，没有说话。他每天看报纸，一句话也没说。但是他的健康被这种沮丧的情绪吞噬了。

我父亲不是突然去世的。他很长一段时间不了解文革。他心情不好。他没有什么大病，但是他已经不开心很久了，一直不舒服。他身体一直很好，根本没有什么特定的疾病，所以躺着都起不来了。他的母亲日夜服务了几年，然后他的父亲浑身发软。

1969年4月6日，我父亲去世了。他不是很老，79岁。在他父亲生病期间，毛泽东从中国东北派出了最好的人。平时毛主席多次邀请父亲到他家简单吃顿饭，有时还会邀请我们全家。

父亲去世后，当时统战部的领导提出不举行告别仪式，而周总理则提出一定要举行仪式。总理说:“我会在张治中参加并通知党内外的其他老朋友。”

4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张治中遗体告别仪式。

父亲去世时，我和哥哥都在父亲身边。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他父亲每天晚上下班回来都要问一问纯粹的文革，问谁被打倒了，谁被接管了。

父亲对“文化大革命”不甚了解，非常反感。他告诉易春，“文化大革命”比军阀更混乱。没有人能控制任何人，政府怎么说也无所谓。

听说彭被打倒了，他父亲给写信，听说被打倒了，他父亲也给写信。彭战败后，父亲写的那封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彭写了一封一万多字的信。他在信中说，彭的生活很简朴，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没有把洗好的水全部倒出来，所以他留着洗了脚。彭为人很硬朗，他绝不会反对你的家族。

我父亲和彭关系很好。解放前他在西北工作，解放后也在西北。他很了解彭。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彭任主席，其父任副主席。后来，在一次小会议上，毛主席批评了彭，我父亲站起来发言。这是我从我父亲的朋友的秘书那里听到的。我父亲发言说他不同意毛主席。

这本《万艳书》是送给周伯伯的，周伯伯派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去广东找我父亲。我父亲冬天在广州疗养。

当高登榜见到我父亲时，他说:“周总理让我告诉你:“你的信已经收到了，请放心。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休息，剩下的我来做。"

这件事被周伯伯压制了。本质上，周伯伯是保护我父亲的。现在我明白周总理保护我父亲，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写信给毛泽东。

“如果十大法警都走了，那我在董事长身边该怎么办？”我父亲在遇到毛泽东时曾说过这句意味深长的话。

那时，我父亲已经身体不好了。这些法警被打败后，他在会上说了这些。我也和易春面对面听了他的话。他还说:“我一定要去见毛主席！”

1967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视察红卫兵。我父亲坚持要见毛泽东。当时他身体不好，就让易春推他去天安门门。见到毛泽东后，他说:“主席，你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我一直认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这么多好干部怎么可能一下子变成走资派？”

然后他说:“5%以上的干部被打败了，我党内的很多老朋友都被打败了。那些法警已经被打倒了。你会怎么做？”

说到这，毛泽东站了起来，他一直坐着，说他站了起来。

毛泽东说:“柏文兄弟，你放心，我们能认出来！”

父亲也站了起来，因为毛主席站了起来，易春扶他站起来。但是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的父亲没有说话。他只是说他很无聊，没说话。他不能告诉我任何不开心的事，但是他不开心。

林彪的地位越来越高，他的名字实际上在周总理之上。父亲很担心，而周伯伯却泰然处之。我父亲一方面钦佩周伯伯的谦虚，另一方面又担心他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