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政 总政夺权：林彪如何栽培自己的政治势力

本文摘自王海光出版社:九州出版社出版的《赢多汉》

林彪的宗派制度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形成的。

1959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自觉在军中培养自己的势力，提拔亲信到重要部门，委以要职。林彪一上台，就提名邱为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强行任命他为总后勤部党委第一书记。1962年，林彪以加强海军领导为名，派李作鹏到海军担任常务副司令。1965年，空军军长刘亚楼病逝，林彪立即取代吴为空军军长。在林彪的支持下，他们在各自的部门从事了许多拉帮结伙、排斥异己的活动。比如李作鹏在海军组织小活动，打击、排挤海军司令员萧。但是当时老师还在台上，中央领导还很健全。他们受到了批评，这使他们有所顾忌，不敢走得太远。

林彪的宗派制度是从罗瑞卿倒台开始形成的。

在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和1966年春的北京京西饭店会议上，吴、李作鹏、邱等人在林彪、叶群的策划下，一起上阵杀敌，污蔑罗瑞卿是“篡党夺权、篡军夺国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危险人物”，为击败罗瑞卿作出了巨大贡献。黄永胜曾在广州军区服役，但未能参加“反罗”战争，于是上书叶群，抨击罗瑞卿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伟大的阴谋家，野心勃勃的人”。后来，黄永胜后悔自己在“反罗”中没有立功，在林彪面前称自己为“笨猪”。林彪从这场“反罗”斗争中看到了他们的“忠诚”，并将其视为心腹。他们也积极投靠林彪，成为愿意为林彪效力的党羽。

“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给了林彪一个最终形成自己宗派势力的机会。

“文化大革命”把林彪推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地位。林彪有着毛泽东“好学生”、毛泽东思想红旗的美誉，其“副主席”、“接班人”的身份，既膨胀了个人野心，又攀附名利，大小个人野心家如鲫鱼。林彪讲“文化大革命”时，总是讲他的“打一批，促一批”的干部路线。这是林彪说军队一定要支持“文化大革命”，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威胁性或诱惑性的暗示。林彪对干部提拔的标准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除此之外的其他问题是部分问题。“无害段”是林彪反复强调的。林彪是“捧得最高”、“学得最好”的人。他是决定谁是“高尚”和“杰出”的最权威的人。就这样，林Biaoji把政治权力和是非标准结合在一起，保护和打败任何人都在他的“金口”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黄、吴、李、邱在各自的单位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群众影响。林彪、叶群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他们。

黄永胜是广州军区司令员。1967年1月，广州军区部分干部群众揭竿而起，炮轰黄永胜。1月28日，黄亲自致电林彪要求紧急处理。林彪立即要求叶群把黄照带到北京来保护。

“文化大革命”初期，吴打倒了一大批反对他的军队高级干部。但是没过多久，军事院校的学生和军事机关的大量人员起来制造了他的叛乱。他太害怕了，不敢出现在公众面前，跑到一个山洞里躲避风。这时，空部队在台湾省击落一架美制无人机。叶群立即跑到造反群众面前说:“你知道这架飞机是怎么被击落的吗？是吴司令打下来的！你每天都要和他结婚，想着他害怕得不知道去哪里。实际上他是受林主席、林副主席的委托，一直在战备指挥所指挥敌人。”叶群认真的把这些话，给吴解了。吴也依仗林彪、叶群撑腰，在空军中大张旗鼓地组织自己的队伍。

李作鹏在海军中也有很强的反对派，生活艰苦。1967年4月的一天，李作鹏在会场被群众批评。叶群得知消息后，立即致电会场，编造谎言说林彪要找李作鹏谈话。李作鹏到达毛家湾后，林彪、叶群将其赶到京西宾馆秘密保护。林彪也站出来保护李，说李“高举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反对罗瑞卿是有功的”。

邱的生活作风一向不好，将来人们的怨气极大。“文化大革命”前，罗瑞卿专门召开会议处理他，林彪救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黄、吴、李、邱等人对的批评最为严厉。第二军医大学的学生把他拘留在总后勤大学，据说他被打了。邱和他的妻子试图救林彪和叶群。1967年1月24日晚，叶群拿着林彪、陈伯达署名的“立即释放邱”的纸条，亲自到总后勤部大院，把邱从群众中带了出来，并立即把他送到西山进行保护。邱一获救，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叶群面前，痛哭道:“叶主任，您救了我！……"

林彪看到这些老人处境不好，就亲自给他们上了保险。1967年3月25日，林彪在高级军事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空军队就会被坏人带走。.....海军主持工作的几个人也会被夺权。...最终也是如此。”“邱同志的小偷小摸应该烧了，但是邱同志是个好同志。”

抛开林彪的话不谈，空军中反吴，海军反李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打败邱的呼声还是很高的。林彪收到了总后勤部大多数人签署的誓约，坚持要推翻邱。

1967年5月13日发生在北京展览馆的战斗事件，是他们彻底摆脱困境的转折点。

1967年4月，叶群结识了空政治文化艺术团演员刘淑媛，支持他们进行派系表演。刘等联合空政治艺术团、海政艺术团、战友艺术团、二炮艺术团等军旅文艺团体中持相同观点的人士，共同排练节目，筹备庆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25周年文艺演出。

总政治部和全军“文革小组”明确要求艺术团同台演出。这是为了消除两派的矛盾和冲突，促进团结。

另一派人数众多，与各大学著名反叛组织关系密切，扬言:“如果他们敢搞‘联合演出’，我们就冲。”

表演者虽然人数不多，但在吴、李作鹏的支持下，并没有示弱，坚持如期演出。5月13日晚，除了另一所学校，他参加了北京展览馆剧场的联合演出试镜。另一派来砸会场，一些地方高校社团也来支持。这两个派别之间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战争，导致数十人受伤。

事发后，叶群将吴、李作鹏、戚本禹等人送往医院，他代表林彪同情表演学校的伤者，却对其他学校的伤者置之不理，明显表现出他的倾向性。

林彪、叶群将吴、李作鹏、邱称为“武装力量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另一派叫“崇派”，政治压力很大。与此同时，在北京，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贴满了大标语、大海报，指责肖华是“5？13事件的黑色背景”。这也是叶群背后的计划。

6月9日，林彪到人民大会堂观看“三军”文艺演出。新华社为此专门发了一条信息。

6月10日，在叶群的授意下，空部队、海军、二炮等部队开拔到总后勤部大院，支援邱“站起来”。

不久，被称为“重拍”的群众组织也联合起来，称他们为“首都三军”，即“新三军”。军队形成如此严重的分裂，完全是林彪、叶群一伙造成的。为了获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新老三军正在筹备“七一”文艺演出。这是输赢的关键。

七一前夕，两派文艺团体同时在两地演出，都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请柬，希望他们来。林彪只看了“旧武装”的表现，把“新武装”留在了板凳上。这实际上等于宣布不支持“新三军”。“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那所学校的群众组织就失去了生存条件。“新武装”很快就垮了，“旧武装”赢了。但真正的赢家不是群众组织，而是那些在幕后操纵群众组织的人。叶群对自己的“杰作”非常自豪，他说:“解决军队内部这么大的乱象，团长一句话也没说，只看了一部戏，就把‘火速派’粉碎了。”

“五·一三事件”瓦解了总政治部，打倒了全军的“文革小组”。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被推翻。吴、李作鹏、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始了夺取政权的一系列活动。当时说“全国看北京，北京看军队，军队看‘三军’”，可见他们的影响力之大。邱给叶群写了一封信，说:“把‘五一三’事变的东风当作改变我们处境的巨大力量”。

1967年7月17日，叶群与江青合谋后，成立了“警卫团”，又称“四人团”。队员有吴、叶群、邱、、吴。它接受“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的领导，出席“中央文化大革命”会议，掌管总局，负责北京部队和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时该组织并不对外开放，而是在17日的“中央文革”会议上宣布，随后在京西宾馆开始工作。

因为全军“文革小组”垮台，总政治部垮台，“警卫小组”成为领导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法律机关。吴、李作鹏、邱的地位完全巩固，林彪企图控制陆海军和总后勤部的企图实现了。

“警卫团”一成立，武汉就发生了“7·20”事件。“中央文革”中的王力，因为支持一派、打压一派，在武汉被打，引起武汉军民的不满。林彪趁机写了一篇关于军队的文章。他在《解放军报》上对李讷等人说:“要突击，要战斗，要彻底粉碎总政治部！”总政治部被搞垮了。4名副局长、40多名副部长被打，总政治部副主任袁等17人被迫害致死。10月，林彪宣布对总政治部实行军事管制，吴为军事小组组长。军队中的一些人控制着军队的最高政治机关。

林彪在1967年8月9日的讲话中说:“混乱有四种....坏人打好人，比如北京，海军，空陆军，总参，总后勤部。好人受到惩罚，受苦，尝到甜头。.....邱同志搞了一个多月，差点被打死。李、王和张也受到了处罚。吴也是如此。过去你吃过苦，现在你尝到了甜头。”林彪呼吁，像邱和吴一样，“在坏人跟你捣乱时，要冷静和镇定”，“即使你踢翻了天，你也能把它拧过来”。10月19日，中央批准林彪对各省市、各军区的讲话。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环境中，今天是台长，明天可能是被打败的“黑帮”。很难说谁有保障，谁有成就。林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总司令”，说话算数。他在“八九”讲话中宣布，吴、邱、李、张、王是好人，他们整个人都是坏人，所以把他们放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范围内。反对他们，就是反对林彪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于是，他们在林彪的帐下形成了宗派制度，牢牢控制了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空陆海军等关键单位，掌握了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中央文化大革命”中的书记员几乎都被“三大武装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书记员所取代。

“5·13事件”是林彪教派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转折点。通过“5·13事件”，他们完成了从声音和精神的和谐到相关组织的转变，拥有了合法的权力地位，帮会势力明显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