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游击队长 抗日奇女子方姑：香港的中共女游击队长

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香港有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顾芳游击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你对抗日战争有什么贡献？

顾芳，一个又瘦又优雅的年轻女孩。这张照片拍摄于1950年左右的广州。29岁时，她担任广东省妇联秘书长、广东省总工会女工部部长

本文摘自《档案的秘密——抗日战争第一现场》，作者“档案的秘密”特别节目组，北京时代中文图书有限公司

广州靠近香港和澳门，许多来自广东的华侨同胞生活在世界各地。抗日战争时期，华侨和港澳同胞在人力、物力、财力、政治、道德等方面支持和帮助祖国抗战，为广州抗战作出了无私贡献。

抗战爆发后，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踊跃响应，宣传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还以不同的形式支持或直接参加了祖国的抗战。其中，4万多名广东籍华侨回国，直接参加了抗日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从东江人民抗日武装成立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先后有1000多名港澳同胞和华侨爱国青年参加东江人民抗日武装。

在珍贵史料的整理中，许多华侨、港澳同胞英勇抗日。比如香港女教师李叔衡，把6个孩子送到抗日前线。此外，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香港有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顾芳游击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你对抗日战争有什么贡献？

女游击队长

国难当头，日本侵略者践踏中国领土，屠杀中国同胞，华侨和国内同胞共敌共赴国难。为了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华侨给予了巨大的经济支持。广大华侨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开展了抗日募捐活动，为祖国的抗日斗争捐献了金钱、物资、药品和飞机。1939年初，华侨送给宋庆龄并交给曾生部队的捐款一次达到20万港元；澳门的各种抗日组织也收集物资和药品，以缓解珠三角抗日战场缺乏医疗和药品的困难。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八年抗战期间，华侨捐赠国币13.2亿元。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对广州抗战的参与和支持，成为广州抗战的一个突出特点。顾芳游击队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许多贡献。

当时，“顾芳游击队”发表《地下大火》，散发传单，不断发动“纸弹攻势”。“顾芳游击队”还炸毁了铁路桥，破坏了军事生产。他们秘密收集情报，通过特殊渠道送到美英盟军指挥机构，积极配合太平洋战争...“顾芳游击队”是日军的心腹，日本宪兵数次出动搜寻“顾芳”。所以，传说中的“顾芳”是一个来去无踪的香港女人。

其实“顾芳”是一个清瘦优雅的少女，当时只有二三岁，原名孔秀芳，后来改名为蓝芳。她是香港抗日游击队的队长和指导员。她1921年出生于香港，在香港沦陷前在学校当老师。1938年，顾芳当选为香港儿童军团长，同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军占领香港后，顾芳从市区撤到新界，担任港九抗日游击大队的女队长和干部队长。1943年，他潜入香港组建城市中队，一直战斗到日本投降。

抗日战争胜利后，顾芳和她的队友回到他们的社区和工厂继续他们的生活。后来，香港人坚持抗日斗争的历史被遮蔽，顾芳和她的队友似乎消失在香港的记忆中...

顾芳的母亲冯至

冯的母亲被捕，女儿负责大局

顾芳有一个非常关心她的母亲——冯至。自从在香港组织地下游击队以来，无论走到哪里，冯的母亲总是跟在她身边，用警惕的目光看着前方、后方和离开。一旦有危险，她会像母狮一样扑过去保护女儿。冯的母亲跟着女儿一两次，把游击队队长经常去的地方和去的人都背了下来。后来的新闻、信件、情报等。从顾芳船长和几个联络点经常被他的母亲默默地来回传递。我的母亲叫顾芳，是市区中队最忠诚可靠的交通官，也是一名不从事编辑工作的游击队员。

这一天，和以往一样，的邻家女孩阿思提着装满“中草药”的竹篮来到母亲家，说要去药铺送药。她说“药材”和“药材店”，大家都知道游击队员吴慧珍家经营的“无极药材店”是顾芳队长的直接联系点。中队部发给各段各团的指令、宣传资料或其他物品，各段各团上报中队部的情报信息，都在这个“无极药铺”里上交，这是游击队的核心秘密。冯的母亲知道任务很危险，便劝说四姑娘回家，自己承担送情报的任务。

游击队员吴慧珍数了数日期，知道药铺今天要来，于是她坐在店里静静地等着。终于，冯的母亲来了，两人走进了里屋。吴慧珍把叫“药材”的树根皮扔到一边，拿出一个防水油布包裹起来，放在柜子里。又从柜子里拿出几封信，和一张擀成“火柴棍”的纸，全部交给冯妈妈。吴慧珍指着“火柴杆”说:“这很重要，所以要格外小心，也许你会失去理智。”冯的母亲把“火柴棍”放在胸前的口袋里，把信放在竹篮里，用草根的树皮盖住，藏得很牢。交接完毕后，把冯的母亲送出店外。

冯的母亲回家后，为了谨慎起见，找了一件夹克衫，开了一条缝，把“火柴杆”藏在夹克衫里，找到了两件旧衣服，都放在竹筐里。然后，和阿四一起去见顾芳。

他们来到筲箕湾码头。突然，码头上来了一群警察，在日本宪兵的指挥下，进行突击检查，这其实是他们搜查财物的一种手段。有人塞给警察几张钞票就通过了。一些船只迅速离岸，日本宪兵在海上乱射，造成码头一片混乱。

冯的母亲很紧张，但已经来不及下船了。她靠在阿四身后，从竹篮里拿出信，迅速撕碎扔进海里，然后抱着竹篮懒懒地站在一旁。然而，日本宪兵从旧衣服里找到了火柴杆一样的纸卷。母亲和阿思于1944年3月17日被捕。

傍晚，坐在坑口附近的岩石上，等待交警阿思从市区返回。随着太阳落山，暮色越来越浓，她的心情也越来越焦虑。天完全黑了，所有的船都靠岸了，但是没有阿四的踪影。一种不祥的预感无情地在顾芳心中升起。游击队员陈佩雯轻轻地来到顾芳。从杭口回来的船夫告诉我，在筲箕湾码头，日本兵抓走了两个女人，一老一少。顾芳和陈佩雯谁也不想说。两个人静静地坐在海边，等待黎明。

天亮时，船开始离港。两名女游击队员登上了一艘渔船。从坑口到香港，船花了大约两个小时。他们在筲箕湾上岸后，直接前往“吴记药铺”。顾芳被证实，在她母亲和阿四被捕两三个小时后，宪兵从海军造船研究所逮捕了提供情报的游击队员张永贤。吴慧珍送给母亲的“火柴棍”是关于日本海军造船研究所的一条重要信息。宪兵截获情报，追踪到海军造船所的会客室，逮捕了常永贤。

顾芳立即指示各段各小组改变联络路线，随时准备转移。

游击队员“大头九”提出了营救母亲的计划。关押母亲的看守所后面有一条沟。通向大海的沟里有流水。你可以摇摇船，让它停在楼下。游击队从看守所冲上楼，用楼上的绳子把母亲吊在船上。这条船可以很快划向大海。“大头九”说，只有在顾芳上尉下令后，他们才准备在夜间采取行动。自从母亲被捕后，顾芳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而且很着急。母亲正在遭受敌人的折磨，她多么想冲进去救她。顾芳担心如果她母亲和阿四泄露出去，城市中队会全军覆没。她渴望母亲能早一天平安归来。听完救援方案，她本能地拿起左轮手枪，不假思索地拿着“大头酒”直奔茶青。

过海到筲箕湾，顺着“大头酒”提到的沟，直接走到看守所后面。这时，顾芳的心态已经平静下来，仔细观察着楼上的每一扇窗户。拘留中心没有正式的牢房，所以顾芳去前线观察。门口有两个人站岗，还有两只德国狗守着，不时对着路人狂吠。楼上走廊里有日本宪兵来回走动。她冷静下来，心想:“救援行动一定会被敌人发现，只有与死神搏斗。”一旦行动失败，那将是城市中队的全面覆灭。我有权利用更多其他人的生命来拯救我的母亲吗？顾芳在心里叫道，她多么希望她母亲此刻能出现在窗前，让她看一看。经过深思熟虑，顾芳向“大头酒”做了一个“撤”的手势，离开了看守所。

几天后，阿四被释放，痛哭过后，他讲述了自己在狱中的经历。

从被抓的那一刻起，她妈妈就反复跟阿四说，她俩认识，没有任何关系。后来不管是谁审问，阿四都坚称自己无知，没有牵连。自始至终，日本鬼子都逼着妈妈问一个问题:谁给的“火柴棍”？妈妈说她不知道。日本鬼子带着德国牧羊犬对着他们的母亲嚎叫，试图让她在精神崩溃的状态下说些什么。妈妈抱着头，转身躲在墙后，让你疯狂嚎叫，不理它。一次触电，一次通电，我妈晕倒了，醒了。多少次，结果都是这样。后来，我母亲和阿四被带到宪兵部，在那里他们认出了对方是张永贤。但是他们都说不认识。同一天，宪兵将他们三人锁在一起。宪兵一走，母亲就说:“我们进来了，不能在外面麻烦任何人。”

第二天，他们三人被带到宪兵队审问。不管你怎么审问，阿四还是那个不知道，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的傻丫头。不管他们问什么，母亲和张永先都回答“我不知道”。后来，宪兵队长拍了一下桌子，生气地问:“老太婆！你到底是谁？”妈妈说:“你需要问吗？我是中国人！”后来，母亲冯至和永贤小姐被宪兵部移交给日本海军驻香港刑事部，阿四被释放。

之后，我母亲和张永贤被囚禁在香港赤柱监狱，不准探视。日本海军刑事部最终对冯至、张永先进行“间谍罪”，判处死刑。1944年6月22日，60岁的母亲冯至和19岁的女孩永贤在香港加略山被日军枪杀。

顾芳没有哭。她把眼泪藏在心里。她不能埋葬她的母亲。日本特工正在寻找冯志的女儿，抗日活动家孔秀芳。“孔秀芳”作为一个符号不复存在。有一个“顾芳”，在港九市区领导游击队，发动更猛烈的抵抗活动。

在敌人的注视下脱离危险

顾芳的机智和勇敢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1943年，顾芳在香港成立城市中队，继续支援抗日战争。

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黎明前的香港一片黑暗。顾芳根据大队的指示，组织了市区中队为即将到来的大反攻做准备。

1945年8月13日上午，香港日军宪兵部突然听到一阵电铃声，紧急集合。值日官站起来发言:今天，三名游击队员被捕，他们供认头目顾芳在港岛。一小时后出发去逮捕顾芳。

站在游行队伍中听演讲的，有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李荣权，他知道“顾芳游击队”活跃在市区。过去，宪兵部数次逮捕“顾芳”，并多次摔倒空。但这一次，叛徒出卖了，顾芳注定要失败。李荣全觉得形势严峻紧迫。他抓住这一小时的空档，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地下党。

顾芳此刻在铜锣湾，正在部署一项走私武器的行动，但她惊讶地得知游击队被叛徒出卖了。顾芳作出了决定性的决定，领先敌人一步，指挥所有城市中队安全转移，但为时已晚。宪兵队警察封锁了所有道路，严密检查路人，挨家挨户搜查。日本人不会停止，直到顾芳被占领。

机智的顾芳没有躺下死去。她穿上一些破旧的衣服，用油布擦着，撕了几次衣服和裤子。然后，她抓起烟灰在脸上擦了擦，又用衣角擦了擦，露出一张“脏”脸。她拿起一个旧竹篮，里面放了两件旧衣服，把左轮手枪藏在下面，还放了一些儿童尿布。她还拿起一个搪瓷碗，盛上一些剩菜，放进竹篮里。就这样，她完全成了一个衣衫褴褛、肮脏不堪的街头乞讨难民。

顾芳拿起竹篮，走出大门。在铜锣湾的拐角处，有十几名宪兵和警察。因为他们掌握了顾芳在铜锣湾的情报，这是他们搜寻的重点地区。

顾芳一边观察一边慢慢走了过来。这时，一辆人力车拉着一个妻子过来，旁边有几个郊区的农民，他们显然是早上来城里卖柴火和蔬菜的，现在正要回家。顾芳跟着这些人，一起来到了路口。他们都被宪兵拦住检查。一个四五十岁的胖女人上下车，宪兵围着她看了一遍又一遍。说了些什么后，她被释放了。农民们喋喋不休，尖叫着让他们走。顾芳靠在他们身上，把手放在竹篮上，假装木讷地走近宪兵。宪兵紧张地仔细检查。当他看到这个蓬头垢面的乞丐站在路上时，他厌恶地挥了挥手。一个警察走过来，把顾芳赶走，训斥道:“走开，别在这里闹事。”打扮成难民的顾芳仍然木讷地走过哨兵，不慌不忙地向前走着。她回头一看，发现已经看不见哨兵了，于是加快脚步，跑得无影无踪。

顾芳逃离了危险。

经过日军岗哨的顾芳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她必须尽快离开香港岛。她知道自己的战友目前已经撤退并集中在槟榔湾中队，叛徒知道这个地方，所以日军必须很快在槟榔湾扫荡。现在，最重要的是与敌人抢时间。你必须先回到槟榔湾，带领所有中队连夜行动。

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顾芳成功找到一艘船，驶向槟榔湾。

当顾芳在槟榔湾登陆时，已经是8月14日凌晨。她一踏上码头，人们就向她欢呼致意。

第二天，顾芳组织所有中队队员坐在山上的草地上开会学习。当顾芳说起她母亲和张永贤的被捕和谋杀时，她的声音哽咽了，所有人都沉默了。片刻之后，顾芳松了一口气，说道:“前天，我们的三名男队员被捕了。他们不如一个60岁的女人和一个19岁的女孩。他们背叛了我们。敌人会抓住我们所有人。但这一次，我们采取了紧急行动，及时撤离了这座城市。我们打败了日本鬼子，我们是不屈的中国人！”

突然，巨大的号角响彻天空。不是军号，而是大队部几个有名的队员集体演奏。胜利的号角在天空回荡。然后，传来了枪声空，不是鞭炮声，而是鞭炮声。旅部多名通讯员，各持一面临时彩旗，迅速向四面八方跑去，一路高声宣布:“小日本投降！小日本投降了！”

突然，周围的村庄充满了锣鼓。

这一天是1945年8月15日。

第二天，顾芳回到香港，独自来到香港最高的退旗山上母亲的坟前。她向母亲报告了她的胜利。她匍匐在墓前，仿佛在母亲的怀抱里。她第一次痛哭流涕。

在旗帜下，香港人正在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拉旗山上，顾芳的哭声久久不散...

抗日战争胜利后，港九独立旅随东江纵队从山东烟台北上，编入华东野战军。由于人员总数有一定限制，市区中队里只有黄等人随部队向北撤退。顾芳和她的大部分团队成员仍在香港工作，就像普通市民一样。

抗日战争结束后，顾芳以蓝芳的名字在香港当小学老师，并在中国任职

中共大屿山区委书记，从事地下党活动。1948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党组织

蓝芳被调到广东工作，从此离开了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广东省妇联书记

龙，副主任、主任，中共广东顾问委员会委员。

20世纪80年代，在西贡区人民和在英国的香港同胞的捐款帮助下，西贡朱轩湾终于建成了“烈士纪念碑花园”。挺拔庄严的“抗战英雄纪念碑”在民间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香港于1997年回归祖国。蓝芳和原港九大队和市区中队的老同志集体到香港观光。她在烈士纪念碑花园徘徊，仿佛又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我是中国人！”

次年5月，蓝芳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