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法 一个大内总管的伏法之路：安德海案及权争

这个消息一出来，就引来了执政党和反对党内外的一致好评。为什么一个省部级大员敢“把刀移到太后头上”？而这一事件为何让几乎所有派系都互相致敬？击倒大老虎背后的奥秘是什么？

杀害安德海的山东巡抚丁宝桢

作者:王学斌

同治八年，本应是晚清洋务新政中微不足道的一年。这一年，剩下的捻发逐渐全军覆没，左在西北战场上势如破竹，各地偶有教案也没有妨碍大局。第一艘由福建航运局研制的“万年庆”轮首次出海试航。一切似乎都表明没有风，没有雨，也没有阳光。

但就在秋天来临之际，山东传来一个重磅消息:山东巡抚丁宝桢当场将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安德海绳之以法！这个消息一出来，就引来了执政党和反对党内外的一致好评。为什么一个省部级大员敢“把刀移到太后头上”？而这一事件为何让几乎所有派系都互相致敬？击倒大老虎背后的奥秘是什么？

祖先制度的差距

清朝末年，鉴于历代宦官吸取的教训，统治者对宦官总是极其警惕。宦官又称宦官，曾被戏称为寺民、宦官、宦官、官员、中层官员、内官、内臣、内仆、内监等。宦官制度代代相传，寄生在世袭皇权上几千年，日益畸形和蜕变。远在周朝，就出现了宦官。下至秦朝，最早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局面。东汉以来，朝廷只“学用宦官，不繁调他人”。自那以后，汉唐时期的灾难一直很激烈。“枷锁就像毒药和野兽，人们已经认识它们几千年了。”明朝赵建，朱元璋召见大臣，制定了《刑法》，禁止宦官专权、预执政兵，并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裁者不得入内”的禁令铸成铁证，悬挂在宫门，以表示不重用宦官的决心。然而，毛一死，宦官们的春天就不期而至。说到底，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朱迪在夺取皇位时，获得了宦官们的大力支持。他即位后，被旧礼仪所排斥，于是越来越依赖甚至偏爱宦官，并赋予他们外出、专事、监督军队、刺探消息的权力。之后，王镇、曹吉祥、知望、刘瑾等人专制腐败。到了明末，宦官魏忠贤独断专行，在全国范围内安插私党，官祸达到了极点。故《明史·颜当传》评论:“明朝颜欢之祸，凉，往汉唐有多远！”认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宦官帝国”并不为过。

宦官要摆脱权力，最关键的一点是权力斗争的需要。正是因为权力的顶端如此冰冷，皇帝往往不能完全信任他们的王子，甚至他们的兄弟、孩子、妻子和外戚。相比之下，太监是“无”的，谦逊，有洞察力，威胁性较小。因此，宦官成为皇帝或皇亲国戚监视他人或陷入行政纠纷的工具。总之，每当传统政治结构出现宫廷斗争、君臣不和、弱帝强帝、愚昧无知等问题时，宦官往往扮演着隐秘而重要的角色，分享甚至逾越皇权。

进入清朝后，沿袭明制，宫中太监有1000余人，由内务府管理，人数陆续增加，最多时达3000余人。顺治皇帝感受到了“明朝灭亡，也是因为桓庙的任命”的故事，阻止了宦官执掌朝政。在一次朝廷会议上，专门讨论了宦官的管理问题，顺治认为“这些小人只能用来扫地，却不能亲近心腹”。很快，一套严格约束宦官的规则被明文颁布:

第一，不送不准出帝都；第二，在功能之外，没有干扰；三是不允许吸引外来者；第四，不移交外国官员；5.不要让兄弟亲戚偷偷交出来；第六，禁止用兄弟侄子的假名购买房产，以此来控制政府，扰乱民众。

两年后，顺治皇帝命令工商部在禁止宦官执政的圣旨上铸一张铁证，以示警告。

即便如此，顺治朝的宦官还是越权了。顺治十一年，宦官吴以内务府事务繁多，需另设机构处理为由，要求设立十三衙门。顺治帝虽然批准其成立，但对宦官的警惕从未放松。他常说:“我考的是官制。唐、禹、夏、商不使用庙民，始于周。秦汉以后，兵主政，生生不息。”不出所料，吴以十三衙门为大本营，广泛招兵买马，肆无忌惮。“衙门内外事务随意控制”，“权力震惊海内外，以窃福”。顺治用霹雳处死了他。康熙即位后，下令裁撤十三个衙门，然后设立“敬事室”，隶属于内务府，掌管宫内太监事务。此外，康熙、雍正、甘龙三代还确定了宦官的官职等级:四等为总管，六等为副总管，七等为太公首领，八等为宫中首领。乾隆七年，宫中有个例子:“宦官在宫中等地的官职，是从现在的四品确定的，不会加到三品、二品甚至一品。”从此宦官官位达到了四品之最，再定制，永远以此为榜样。后来，皇帝被传为家法。这样，一个太监即使有再多的能力，也只是一个副局级，绝对不可能染指中央权力，这势必有助于约束他对国家大事的影响力。

可以看出，顺治至道光的200年间，宦官因为几代皇帝一贯打压宦官的政策而受到严重控制，基本上结束了他们的政治道路。但是，一旦政局发生变化，最高层权力结构紊乱，宦官就会找到机会。第一，皇帝弱，大臣强，然后肃顺人对抗两大政治集团，然后叔嫂共治变成两宫和国王的博弈，权力从来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掌握的。此外，太后垂帘听政，直接预览政务不方便，所以太监就成了掌握部分权力的“总管”。中央权力来源的多样多变导致政治结构不稳定，这自然导致一些家法难以执行甚至中止，清朝的祖制也出现了轻微的落差。

官场两极

祖制的差距意味着某些权力的界限变得模糊。“不管区”往往有利可图，打“擦边球”的球员安德海可以利用。

安德海是直隶南皮人。大约在咸丰元年，他被阉割入宫。他只有十岁，所以他被称为“小安子”。因为他在家族中排名第二，在他掌权之后，人们称他为“安先生”。因为安“艺精，能读书写字”，熟读《论语》、《孟子》，又有一点文化水平，又很会观察观察文字和阿谀奉承，入宫后很快就成了咸丰的御用太监。叶选入宫后，为了讨皇帝欢心，他极力笼络和安抚安德海。安眼瞅着叶越来越受宠，又生下了太子，便想尽办法巴结他，时不时地把咸丰的日常消息泄露出去。

安德海在心有年间打虎的时候，慈禧太后真的很信任她。当时慈禧太后和恭王分别在热河和，无法随时沟通政局和军情。这一次，安德海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慈禧和王巩身上。他毫不犹豫地打扮成女孩，假装成难民。他熬了一夜，每天走数百英里。他两次冒着生命危险潜伏回京，秘密向王巩报告热河局势，并为他叔叔的嫂子策划打掉肃顺。因此，政变成功后，安的太监从六个跳到四个，但他才二十出头。

因为他的巨大成就，他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安德海随后的所作所为堪称“霸道”。首先，他实际上粉碎了国王。安整天跟着西方皇帝，知道慈禧很怕国王，担心自己的尾巴掉不下来，所以找准时机就使坏，使得叔嫂关系恶化。1865年龚旺被罢黜时，安德海为慈禧四处奔走，摔断腿磨嘴。这次抢劫后，恭王恨死了安德海。

其次，安德海连小皇帝同治都不重视。早在同治年间，太监安就和他发生了争执。依靠西方皇帝的支持，安德海能说会道，看到谁不高兴就说谁的坏话。当时小皇帝也是少年。他已经知道了宫里的情况，决定将来杀了太监。后来，和龚旺也知道了小皇帝的心思。

当然，安德海在官场最大的公愤是霸气和腐败。作为管理者，安德海最大的权力就是负责皇宫的日常事务，皇宫里的油水是巨大的。安经常以各种借口，利用两宫看戏、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机会。早在同治三年，石喻贾铎就揭露了安德海的罪行。后来御史数次弹劾安德海，均由慈禧解决。因为太后的掩护，安分不清又找不到，所以她更加放肆。据说同治七年冬，安德海在京城最大的酒楼前门外布置了天福堂酒家，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他正式嫁给了马赛花，一个19岁的美女，艺名是九岁。慈禧特意送了1200银元和100绸缎，以表情意。宦官可以结婚，这件事在北京街头迅速传开。想必，此时此刻，不知道有多少人想抢走安德海的人头，迅速行动。

安德海要想动脑子，肯定是个硬汉，所以丁宝珍来得正是时候。石鼎，贵州平远人，咸丰三年秀才。虽然出身科举，但但丁一生戎装半生，咸丰在平远、平岳镇压苗人起义四六年。之后，他转战山东按察使，参加追击捻军的战斗。更值得称赞的是，石鼎是一个刚正不阿的官员，可以说是一个不吃软硬的严格官员。

安德海和丁宝桢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政治官员形象的两极。他们一见面，就注定要一起去。

刀下家庭法

杀一个法院经理没那么简单！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深受《天空之主》的浪漫影响。他们常常认为，清官可以为了正义，不顾自己的黑帽子，誓死斩杀各行各业的贪官。这真的降低了“清官”的智商和情商。无论何时何地，处决一名法院官员就像打牌。这既取决于玩牌的技巧，也取决于玩牌的技巧。丁宝桢是个清官，但他不傻。他必须仔细考虑杀死安德海的时机、成本和策略。表面上看，所谓的“机会”是指安德海必须经过山东，以便丁灿在其管辖范围内攻占并处置它。私底下还是要摸清朝堂的态度，尤其是恭王。只要恭王点头，除了宫刑，还有胜算。所谓“成本”，正如丁的工作人员所说，做得很好，所以是“一个不谙世事的行业”，丁宝珍可以凭借这部作品享誉全球。如果搞砸了，“不仅贾祸乱，而且转利其焰，使天下遭殃”，不仅会丢了性命，而且牵连甚多，必须得到宫王等朝廷大佬的授权。至于“战略”，属于具体操作层面。

这时，恭亲王、等人也面临着一场豪赌。1869年7月，安德海征得慈禧同意，以购买广东同治婚纱的名义，离开京城，一路南下。宦官私自离京，已经触及顺治所定制度的红线。与祖先的制度相反，它理应受到惩罚。但此时慈禧一家独大的夺权局面，恭王没有政治之王的地位，很难单独与西方皇帝抗衡。因此，钱璐成为决定天平走向的重要砝码。正如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所言，恭亲王被罢黜后，虽然不敢对恭王表示同情，但慈禧的拿手好戏慈安诗还是颇有微词的。另外，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宫里的权威就会丧失。因此，钱璐决心与恭王联手，迎合大臣们的意见，用祖先的家法惩罚安德海。

剩下的问题会接踵而至。恭王从内部告诉丁宝桢，同治皇帝和慈安太后同意杀安德海。丁密切关注这一部署，并告诉德州州长赵信，要他沿途监视安德海的行踪。一旦有任何违法行为，他立即将其逮捕。与此同时，赵鑫以剪辑的形式偷偷报道了小安的行踪。就算打死也失败了，因为是剪辑，不是例行公事，她也不会保存音量，所以安不会知道。很快，安犯罪的证据就呈到了中央:“七月，有姓安的宦官坐了两条太平船，声势之大令人眼花缭乱。自称是玉玺派来织龙衣的。船上有一面三尺五寸的日本国旗，船旁有龙凤旗，男女多，女子乐，有竹有丝的味道。海峡两岸的人都被封锁了。又称本月二十一日，是太监的生日，中间有龙衣，男女朝拜等...太监擅自出门，有各种违法乱纪的事。”当她接到皇位时，只是慈禧身体不适。钱璐召集大臣们单独讨论此事。龚旺、文祥、包军、沈桂芬、李鸿藻都坚持要迅速在安德海维护法律，意见出奇的一致。据李洪藻的后人李宗东说，虽然平日里立场偏向慈禧，但在安德海一案中，李却帮了大忙，主动请缨起草法令。

其间，慈安仍有所顾忌，跺脚之时，仍担心日后西晋之后的反击。好在恭王强调这是祖传的家法，不能违背，促使他不再动摇。慈禧太后发现后大为光火，问钱璐为什么不和自己商量。但是，违背全民意志是很难的，大臣们坚持要求安德海“杀无赦，当场主持公道”，他的妹夫淳太子奕譞也力排众议，要求他在西征后不得不勉强在圣旨上签字，“圣旨命令直隶、山东、江苏三省的总督派人去查取公道”。

圣旨发出时，丁宝桢已经秘密派了包括安德海在内的20多人到济南处决了他们。

暗战后升级

说得再透彻一点，安德海躺在叔叔嫂子的暗战下。

所以杀死安德海不仅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对以恭王为首的改革势力来说也是一个绝妙的举动。他迎合了执政党和反对党内外的怨恨，形成了共识力量，使慈禧敢怒而不敢言。但这一举动的危险在于，万一没有“人打虎”的声音，种下的老虎可能就是自己，而联合宫的X因子——钱璐太后，就非常重要了。所以，在安德海的案例中，其实龚王是在走钢丝，是一个成败的千钧一发。他在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前，努力说服了钱璐，凝聚了人民的意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一石三鸟。一是为自己树立了反腐模范的形象，客观上通过消灭质量好的老虎安德海，为减少腐败存量做出了贡献；二是敲山摇虎，摧毁慈禧的嚣张气焰，释放多年闷烧的闷气；第三，扫清增加改革增量的障碍。恭王攻打安德海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争夺权力，但政治斗争的最终目的是为洋务新政扫清道路。

然而，安德海的被害也让许多潜伏在过去的矛盾趋于公开。东西宫表面的和谐很难维持，后宫的内斗不可避免。慈禧发现，尽管妹夫恭王被赶下台，但她仍然准备反击，她的叔叔和嫂子会长期战斗。

按照这种观点，龚旺和慈安投下了一块石头，但那是未来的惊涛骇浪。他们尝到了甜头，种下了苦果。

政治斗争没有停止，但权力斗争依然存在。在漩涡的中央，在风暴的边缘，改革该何去何从？